那天夜里，我们摸黑下山，涉过冰凉的金城川，赶回一团前指的时候，天已蒙蒙亮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间，二营地处金城川以南的阵地，遭受到美军猛烈的进攻。那炮弹爆炸时如沉雷般的震动，使我们在金城川以北都可以听到。
后来我们知道，那天夜里，蔺副团长派人强行把我们带回团里，算是救了我们小分队一行七人的性命。因为第二天凌晨，六连的阵地便在美军铺天盖地的炮火中陷落——六连官兵和相邻阵地的四连官兵从此再无音讯。
六连只有一位被派回来报告情况的人侥幸生还——就是那位迎接我们上阵地演出的姓裴的文化教员。那天上午，这位从死亡线上逃出，涉河奔回一身泥水惊魂未定的裴教员，在前指的掩蔽部外，向迎出来询问情况的蔺副团长诉说的情景，令我一生难忘：
“全完啦！连长、副连长、三个排长……工事全被轰平啦！指导员让我跑回来报告……”裴教员双手抓着胸膛嘶喊着，“一连人没几个喘气的啦！这是干什么呀？我们都跟骡子一样驮着背包弹药，走了那么长时间，走烂了双脚，磨破了裆，就为了到那山头上让一阵炮给拍死吗？这是哪一级的命令？你们当官的一道令下得容易，可我们连搭上一百多人的命呀……娘儿们为啥硬叫撤回来？她们的命更值钱吗？你们说，为什么扔下那么多弟兄……”
那时，裴教员悲恸的哭喊声像尖刀刺入我的心腹，他那通红的流泪如血的双眸，蔑视如刀地投向我们小分队，令我无地自容。遥想昨日一起度过短暂欢乐时光的六连官兵，今已悉数蒙难，我的心像撕裂一道口子，又像从悬崖上失足跌落、跌落……
中午以前，六连和四连的阵地上再无音讯。派出去侦察的人员回复说，金城川已被敌人完全封锁，南岸敌人正运来器材，做架桥准备。
后来，李春红告诉我，她曾就裴教员不满的质问同样质问过蔺有亮：你作为一个负责前线指挥的副团长，是否知道六连所处的险境？为什么派来人把我们小分队接回，却将六连、四连官兵置于险地而不顾？
蔺副团长的回答是：
“你懂个屁？！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上面命令让守的阵地，谁敢做主撤下？有迹象说明敌人将可能进攻，可谁知道规模这么大？你别以为撤下来就安全了，看这架式，保不准我这一百多斤也得扔在这轿岩山上！”
蔺副团长的预感没错——从第二天开始，在金城川以南至上甘岭以东二十多公里的东线，美军开始了疯狂的突进。我军金城川以南的阵地相继失守。而在一团正面，敌人已越过金城川，在轿岩山南侧与我军展开激烈争夺。那时，一团前指已后撤到轿岩山以北，指挥一营逐个山头阻滞敌人。而我们小分队也随团前指后撤，并在团宣传股张股长的带领下，担负了掩埋烈士遗体的任务。
以后我们才知道，这就是敌人一九五一年秋季攻势的开始。
从金城川以北撤回到轿岩山以北的第二天下午，我们小分队跟随团宣传股张股长前去执行掩埋烈士遗体的任务。
背着背包、携带着挖掘工具和几天的干粮，我们跟着张股长上路。
张股长腰里别着手枪和一把镰刀，遇到草棵荆棘，他挥动镰刀砍一阵，为我们开路。
“团领导为了照顾你们，连我也一起照顾了。”张股长耸了耸鼻翼说，“我股里有两个干事都下阵地搜集材料了，让我带你们掩埋遗体，要保障你们的安全……唉，我还是一九四七年滦东战役那会儿，带一帮老乡搞过一次掩埋遗体，谁想到在朝鲜这头一仗又干了这工作……”
张股长随身带着一个通讯员，这个通讯员的背包上别着一把磨得锃亮的斧头。吴静走在张股长身后，笑问：
“张股长，你拿镰刀，通讯员拿斧子，咱们是去前线打仗吗？像是去打工呵！”
“你别看掩埋遗体，这也是重要任务，得事事想周到、细心计划……”
正说着，空中响起“嘶嘶”的声音，这是炮弹划过空气的摩擦声。张股长大喊一声：
“卧倒——”
在我们就地卧倒的同时，附近林子响起一声沉闷的巨响。刺鼻的硝烟气味儿浪头似的扑来，紧跟着，土块、木屑、碎石如雨般落下。
爆炸过后，我们爬起来上路。张股长却冲着草丛里喊：“怎么样？没事吧？”
喊了几遍，草丛里的人才爬起——是赵玉林，一副惊魂甫定的样子。他脚下又爬起一个人，是面貌姣好的吴静。
吴静帮赵玉林扑打着身上的灰土，问他：
“没事吧？”
“你呢？”赵玉林摇摇头问。
“我差点让你压折了骨头！”
走在路上，刘冬茹开玩笑说：
“到底是两口子，互助互爱呀！”
“你们不知道，她是我的保护对象——她离不开我……”赵玉林笑呵呵地说，“本来，天津音乐学院给了我们艺校一个名额，去学钢琴专业——就一个名额。可是，我被批准入朝，吴静说死说活也跟我上朝鲜来，放弃了天津音乐学院的机会……”
“那你们是过战地蜜月嘛！”我说。
“可不，这蜜月过得提心吊胆，我就得注意保护好她……”赵玉林说。
“谁用你保护！”吴静打了赵玉林一下。
“你们呀，都是人才，都是人尖子，”张股长说，“都该好好保护。”
“错了吧？”吴静反驳说，“咱们是志愿军战士，是来朝鲜作战，为了保护祖国人民的安全；咱们不是被保护者……”
“保护好自己，才能消灭敌人嘛！”张股长说，又挥舞起了镰刀。
穿过一片杂木林时我们走迷了路，东奔西走，好不容易穿出林子，顺一道山梁向南，却到了二团防区。又向东拐，走了半天，找到一个绑扎所，是一团的。从这里经人指点，才找到一团前指；又问了两次路，才找到我们即将执行掩埋遗体的作业面。一路上，敌人的炮弹不时尖啸着掠过，山坡沟梁和林地随处可见炸弹爆炸的痕迹：房子大的弹坑，打断的树木裸露着断茬。有时看见骑马的通讯员挥鞭打马疾驰，有时遇到几挂拉给养的大车颠簸着飞奔，驭手吆喝着牲口，和辕马一同从爆炸的硝烟里冲出。来到我们掩埋烈士的地点后，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是一处断崖，很好的避弹面。崖下一面缓坡，坡下一条雨水冲刷成的裂沟。我们的烈士在这里掩埋，可以免遭敌人炮火的再次轰炸。
张股长认定地址无误后，让我们放下背包休息片刻。敌人的炮弹依然不时从我们头上飞过。天色快黑了，我们不敢耽搁，开始挖掘土坑。我们用的是军用十字镐头和小铁锹，进展很慢。尤其是我们几个女的，力气小，遇到些灌木根系就挖不动了……我磨破了手掌，一个土坑才挖了半尺深，而夜幕已经降临，四野黑黝黝的，伸手不见五指。
“休息吧，明天再挖！”张股长下令。
精疲力尽的我们扔下工具，坐下歇息。我们喝着水，一边嚼着干粮，一边不时抬头望着从头顶掠过的曳光弹，神情紧张地捕捉空中响起的炮弹倏然划过的尖啸声。
这时候，从东边赶来一队抬担架的人，暗影幢幢，跌跌撞撞地赶路。手电筒四处乱晃。
“这么快就来了！”张股长嘟囔了一声，爬起来迎上前去。
“是担架连的吧？”张股长问。
“是呀！哎呀张股长，这地方不好找，天又黑……”对方答道。
“抬来了？”张股长问。
“抬来了。”对方答。
“几个？”
“六个。”
“还有吗？”
“嫌少哇？等明天吧，怕你忙不过来！”
——这一行人按张股长的吩咐，把几具烈士遗体卸下，匆匆离去。
“怎么办张股长？”李春红上前问，“咱们连夜把烈士埋了吧？”
“对，让烈士安息吧。”刘冬茹附和道。
“不行，天黑了没办法搞。”张股长弯腰把一具仄歪的尸体扶正，拍拍双手说，“还要登记姓名、籍贯、隶属单位，逐个登记，不是一埋就能完事的！明天再说吧……”
“那咱们怎么休息？”吴静有些害怕地看着地上几具尸体。
“怕什么？是咱们的烈士，咱们就守着牺牲的烈士休息。”张股长说，拎过自己的背包，解开，铺在一个刚挖了一半的浅坑里。“今天先露营一晚，明天咱们整两个防空洞住进去！”
于是我们各自找挖开的坑穴，铺开背包休息。
我在收拾背包时，手电筒沉甸甸地滚落到坑里。我捡起电筒，用手指一按开关，一道白光刺入暗夜。我下意识地把手电筒向下一晃，照到那一排烈士的遗体——夜风撩起一位死者的衣襟，在茅草中晃动。
我关了手电，想了想，从坑里爬出，走向那排烈士。
“干什么苦夏？”春红问我。她已在一个坑穴中躺下。
“我想看看他们……”我说。
“我也看看！”刘冬茹说。
“别看，看了死人会睡不着觉！”吴静受惊般地叫道。
“不看看他们，认识认识，却躺在一起，更睡不着。”不知为什么，我竟如此平静。
大概刘冬茹被吴静的说法吓住了，没有过来。我独自一人走到烈士遗体前。
我轻轻揿亮了手电筒，白光如水在一排尸体上缓缓流过。那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惊骇：那断肢、断臂、豁开的肚腹处凝结的大片黑紫的血迹，令我双目刺痛心似烧灼……我连忙将手电光移向死者们的头部——只有一个死者的脖颈被子弹贯穿，其余几位面部依然完好。但是，死者的面容均是僵滞的，无不带有临死前的伤痛留在脸上的痛苦，这痛苦令脸部抽搐变形，又由死亡而固定。只有他们的头发在夜风中微微抖动，告诉你他们不久前还拥有的活泼泼的生命。
一瞬间，我的恐惧感消失了，只剩下悲痛。我知道，眼前这些躺在坡上等待掩埋的死者，几个小时以前还是那些我曾经熟悉的年轻的战士，那些语言粗俗但心肠不坏的农家子弟。他们曾经和我一样背着沉重的行囊，冒着风雨跋山涉水走了一千多里来到这里。有两个字可以将他们与我联系在一起：战友。
一旁响起了鼾声——是奔走劳累一天倒头就睡的张股长。我熄灭手电，轻轻离开，平生第一次知道生死相距如此之近。
“苦夏，过来，挤一起睡暖和些……”春红姐轻轻招呼我。
这一夜，我和春红姐依偎在为死者挖掘的掩埋坑里，相拥而眠。我只记得春红姐说过一句话：
“挖的掩埋坑，烈士没用，我们先用了。”
“春红姐，要是我们也牺牲了，别人可能也会这样埋掉我们？”我问她这么一句。
春红姐再没说话，只是把我搂得更紧。那时，空中一阵曳光弹如流星雨般闪过，顿时，我把头埋在春红怀中，泪如泉涌！
后来我们沉沉睡去。几次被巨大的炮弹爆炸震醒。心惊肉跳地度过一夜。
最后一次醒来不是被炮弹震醒，而是初起的太阳爬到了脸上。爬起来后，发现别人都已起身工作。张股长和他的通讯员起得最早，他们已挖好了两个供大家栖身的防空洞。此刻，通讯员还在附近林子里砍树——他带来的斧头派上了用场。砍下来的树被削去树杈，用来搭建防空洞的顶棚。
早饭后，我们继续进行着掩埋坑的挖掘。很快，最初一批掩埋坑挖好了。张股长把身上别的镰刀交给王林，让他去割些草来。又让通讯员从挎包里找出油印装订好的空白花名册，把它交给我，要我负责为烈士上花名册，一一登记每位死者的姓名、单位、籍贯、年龄。
埋葬第一批烈士之前，张股长带领我们站在一排死者面前，向昨夜我们与之相互陪伴的六位死者举行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在秋日朝阳的照耀下，我们向烈士们默哀和三鞠躬。之后，我们依次抬着死者，轻轻置放在洒满阳光的长方形坑穴内。王林用割来的带有朝露和星星点点野花的茅草掩盖了死者的脸。接着，我们一一将死者掩埋……
很快，又一批烈士运来了——从这时起，一连好些天，我们的掩埋工作一直未停。随着烈士成批运来，我们的劳动量越来越大。坦白地说，从当天下午，我们便一个坑里埋两具尸体了……之后依然埋不完，尸体积攒过多，我们只好在雨裂沟里借地势掘大坑，将尸体成批地掩埋。看得出来，张股长因这个无奈之举感到对烈士的歉意，曾几回念叨着：对不住啦战友们！委屈你们啦！
那时过多地与尸身接触已使我的神经变得麻木。我认为，既然他们被成批地打死，又成批地运来，现在将他们成批地掩埋，也并非对他们有额外的轻慢。我们眼下能做到的，也只能是使他们免遭暴尸荒野……
我担负的为烈士上死亡名册的任务也完成得不好——不少遗体上的军衣衬里写明姓名单位的地方都被血渍弄得一片黑紫，字迹很难辨认；有的军上衣和胸膛被一同炸烂……实在无法登记的死者，我征求了张股长的同意，便在名册上注明：××连××名，再记下埋葬日期。
还有一件我印象很深的事：
有一天黄昏，运来当日最后一批烈士。在为烈士登记时，范进帮我翻开一个死者的上衣，寻找姓名单位的字迹，他在翻找死者衣服时，从死者身上滚落一个圆圆的金属盒——起初我以为是怀表，范进捡起来一看，惊喜地叫道，嚄，一个指南针！他还递给我看，是那种带盖的指南针，像怀表一样揭开盖子再看针盘。范进看了我一眼，将指南针装到自己兜里，表情有些异样。
当时我并没在意：死者的遗物固然应统一登记上缴。但是，一个可以用于行军作战的指南针，对我们今后走夜路肯定会有帮助的。死者不会用得到了。而这位烈士的遗物能为活着的战友服务，想必也是死者愿意做的事。
但是在我弯腰查看这位死者被翻开的衣服，以便为他上死亡名册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死者的胸膛微微起伏——这人还在呼吸！再仔细看他的脸，微张的嘴里发出不易察觉的喘息，带着泡沫的鲜血从嘴角溢出！
“这个人活着！快来呀，活人！”我失声大喊起来。
张股长第一个跑过来。大家很快围上来，仔细察看：这是一个小腹被炮弹皮豁开的人，流出的肠子又被填回腹内，用绷带扎紧了，显然曾被当做重伤员紧急包扎抢救过。
“妈的，乱搞，把活的抬这儿来了！”张股长气得骂，“要是让咱不小心活埋了，这不是罪过吗？赶紧送绑扎所！”
几个人七手八脚忙碌着制担架：用斧子砍来树棍，再用背包带结成网，很快做了一个简易担架，然后把濒死者抬上担架，急急忙忙去找绑扎所。
是他们几个男同志抬走的。那时夜幕即将降临，我看见最后一抹晚霞投向抬担架急走的人们，在血色夕阳中，他们抬着担架下了附近的山梁。
天黑下来的时候，他们又气喘吁吁地抬着担架返回了。我看见，那个刚运走的“活人”直挺挺地躺在担架上，头颅垂落一侧。
“死了？”我明知答案，还是问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