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你硬把我跟他往一块儿拉扯——强扭的瓜不甜，缘分不到……”我说着，忽然觉得脚在他大手的揉搓下发热了，心中不由得翻上一个热浪，大胆冒出一句，“你不知道，人家原来是一心想着你哩，蔺哥！”
这一声亲切的“蔺哥”，使他浑身剧烈一震，搓脚的手停下了，半晌，抬头看着我，说：
“你也知道，我那会已经有人了……”
“知道知道——”我连连点头，“春红姐挺好的……她这次到三团去了，还特意让我给你捎一条烟来呢！”
我把脚从他手中抽出，找来挎包，抽出春红姐捎给他的那条香烟。
“蔺哥，”我把香烟递给他，笑道，“还是有人惦记着好吧？告诉你，春红姐跟我最贴心了，我们俩呀，好得就跟一个人似的！所以呀，我一心盼着你俩早点办事，早点让我吃上你们的喜糖……”
我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堆，却发现，他拿着那条烟，好像不认识似的望着我，傻呆呆地没说出一句话！
当天的晚饭，是一团领导和我们小分队几个人一起吃的。按部队惯例，上边下来人，团领导一般都陪着吃顿饭。我们文工队队员虽然级别低，大都是连排级，但由于是师机关下来的，照例团领导要陪着一起吃顿饭。
那顿饭，原来翟团长平时坐的主位，现在换成了钱之茂。而蔺有亮因为资历没他老，加上又是代团长，所以钱之茂俨然成了一家之长。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入座，要我们“别拘束”，“都是一家人嘛，不要客气”，还特别关照我，主动为我夹菜，时而察看我的脸色。而我则始终默默吃饭，一言不发。是呀！俗话说，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言多语失——我真害怕了！
幸亏秋月一句问话挑起了钱之茂的话头，才不致太过冷场。
“钱政委，你们团‘三反’搞得好吧？成果显著吗？”秋月没话找话。
“这还用问？我们一团干什么落后过？”钱之茂很感兴趣地看着秋月，夸开了战绩，“上边给我们定了个打虎数字，我说，你就说别的团打多少吧？一团保证不拉全师的后腿！”
钱之茂说得唾沫星子直往菜盆里喷，弄得我直反胃。不过，他这一炫耀战绩，我倒真为张股长担心，他会不会也被打了老虎。
饭后，王干事找廖沙，商量下连队的日程安排，我抽空问他，可不可以去看看张股长？他说，可以呀，没问题，一会儿我带你们去。他这么一说，我有些放心了：看来问题不太大，要不然，早就隔离起来了。
晚上我们去到张股长住的掩蔽棚，他正蜷在背包上就着一盏油灯，抽着烟看小说。他瘦多了，胡子好久没刮，头发似一团乱草。看到我们来了，很高兴，给我们找饼干，找糖，找苹果，热情招待我们。原来廖沙和他很熟，一见面就拍肩膀，亲兄弟似的。张股长打听春红和刘冬茹，我告他，春红和刘冬茹到三团去了，还让我给你带好呢！张股长高兴地点头，又看看赵玉林，似乎想起了吴静，没多说什么，只是紧紧握了一下赵玉林的手，颇带感情色彩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
“来来，吃吃吃——”张股长一一拿出他保存的食品招待我们，笑着说，“美国那边号称是联合国军，其实咱们也是联合国——你们看咱这些慰问品——捷克的香烟、罗马尼亚的饼干、波兰的糖，还有朝鲜的大苹果和苏联的小说……吃吧，这是我平时存下的，就知道有客人来的时候！”
“你看什么小说张股长？”我问道。
“看了好几本啦——这是剧本《前线》，真是好剧本！还有《列宁格勒日记》、《日日夜夜》……”
“不是让你写检查吗？”廖沙笑问，“你怎么看起小说了，态度不端正呀！”
“是呀，这让我停职写检查，写了几回都说不行，反正是不行，干脆别浪费时间，看几本书吧！”
“老实交待吧，你都贪污啥了？”廖沙和张股长开玩笑，“墨水？白纸？油墨？”
“廖沙！你怎么跟张股长说话呢！”秋月不满地责怪廖沙，“这‘三反’可是严肃事儿！”
“是严肃事儿呀！”张股长深深吸了一口烟，“一九五○年八月里，我下部队检查工作，股里一个干事领了宣传费，一个季度的宣传费，也就五万块（老币，合新币五元），领回来搁挎包里挂在房东窗户上，丢了，说我贪污了……我那会儿下连队去了，没人信，非让我写检讨！说丢了也是我负责……”
“嗐，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说得清？”廖沙摇着头。
“这不是冤枉你吗？”秋月说，“你找人证明你呀——你不是下连去了，没保管宣传费呀？丢失的责任可以负，但贪污可不是小事，这两个性质不相同！”
“嗐，冤枉事多啦，连翟团长都给隔离审查了，我算啥？你说，打了那么多年仗的老同志，存几块银洋，留一疙瘩烟膏子，算啥吗？那会儿行军找向导，不给人家一块大洋也得给切块烟膏子呀！一九四八年我犯咳嗽老不好，翟团长给我一小块烟膏子吃——那会儿他还是营长哩——我吃下去，睡死过去，醒来就不咳嗽了……我记得，我的老指导员还送过我两块银元——在河北易县驻军的时候，让我打了银勺子了，要留到这会儿倒成了事儿啦！”张股长一个劲儿地诉说着心中的不平，忽然意识到什么，看了我一眼，闭口不谈了，一摆手说，“不说了不说了，放心吧，我没啥事儿，就是硬把丢的五万块算我头上，也还不够当老虎的——钱政委说，要打我的老虎腿子，我最多算条虎腿罢了，也没啥了不得的！”
“那多少钱才够上当老虎打？”王林突然冒了一句问。
“听说定的是一千万（注：相当新币一千元）。”张股长回答，之后就说，“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你们吃糖吧，抽烟……可惜我这次不能陪你们下去了，让王干事陪你们吧——一连搞了个战士集体舞，叫《反击五二○高地舞》，我看有基础，你们帮着辅导辅导；还有九连弄的那个小话剧也不错，叫《一粒子弹一包糖》……”
在张股长那里聊了一阵，临走时，张股长把王林拉到一边，悄悄告诉他：
“你知道吧，听说段九儿死了！”
这话让我给听到了，就问张股长：
“你说啥张股长？段九儿怎么啦？”
“死啦……”
“怎么死的？”
“具体我还闹不太清，你们去问问就知道了，唉，段九儿……”张股长直摇头。
晚上王林出去打听。他在团里给翟玉祥当过警卫员，人头熟，很快打听清楚了，跑回来就告诉我：
“完了完了，段九儿完了！”
“怎么回事儿？”我问。
“让当老虎给打了！”
“他一个饲养员，专管给团长喂马，榆木疙瘩似的，咋就成了老虎？”
“翟团长被集中到师里审查，团里就追问段九儿和汤云，知道团长有什么事儿？段九儿给团长喂马年头长了，就盯住他不放——钱政委让协理员审他，连哄带吓唬，不让他睡觉，一夜一夜审，引他说，他就糊里糊涂瞎说，今天说偷了几百斤马料卖了，明天又说卖过一个提灯，后天又说卖过一块马蹄表……还不够呀，最后逼得他没办法，就说卖过一匹马——这下够了，够上打老虎了，就当老虎报上边了。不过，到最后段九儿也没说团长有啥事，怎么问，也是一句话：我一个马弁，知道甚？”
“他是怎么死的？”
“弄个手榴弹，躲到厕所里把自个儿炸死了！炸得一身血窟窿！哎，他是胆小怕事的人，管理股的协理员打了老虎，向上报了功，段九儿可惨了……我去找过汤云，他被下到勤务班去了。汤云说，你想，团长那匹黄骠马喂得屁股都圆了，他咋会把马料卖几百斤？饿极了吃两把料豆倒难免……再说，团长统共就一匹马，大车连的马匹也有数——段九儿上哪偷一匹马卖？这不是胡整嘛……”
可怜的段九儿——那个憨厚木讷的孤儿，那个在夏季冒雨行军的路上，用干柴为我熬过热面糊的饲养员——居然就这么死在朝鲜！
后来军里领导也知道这件事太过分了，怕影响指挥员们作战情绪，就赶紧派人处理。紧跟着，又让各师团尽快搞“三反”总结，把“三反”工作结束，以便集中精力，轻装上阵，投入东线的阵地防御。
但是这件事却使我久久不得安宁：要是因为我的过失，而使翟团长蒙冤，那我一生都将洗刷不清这个罪过。
那些日子，我天天暗自祈祷，希望翟团长能逢凶化吉，平安躲过这一劫，我宁愿背上污陷翟玉祥的罪名，离他而去……
那时我还盼望早日停战：出国前翟团长送我的四节电池早已换了几次，牙粉、牙膏也不知用过几种了，美国人没有被赶到大海里，阵地对峙还在继续。看来，电池还得换，牙膏用完了也许换口洁素或是牙粉，战争没有很快要停的意思。不过，在板门店，停战谈判还在进行，这就有希望——等到双方都不想再打的时候，也许谈判就会成功……到那时候，我将告别朝鲜战场，告别翟团长，告别蔺哥，告别春红姐和文工队的战友们，以一个普通志愿军文工队员的身份复转到祖国需要的某个工作岗位，忘掉从前的坎坷和伤心，平静地度过和平岁月——而这些希望都需要一个前提：朝鲜停战。
后来我看到了停战的可能——敌军士兵厌战不想打了。我们从师政治部发下来的一份敌军情况通报的资料中，读到韩国士兵写的两首诗，据说这两首诗在敌军阵地上暗中广为流传——
三八线上
临津江上，放牛的小牧童啊！
今天也被派到三八线上站哨了。
以南是我们的祖国，
以北是我们的土地——
为什么会有三八线呢？
放牛的小牧童啊……
下雨的夜哨上
握别母亲的双手时，
猫头鹰哭了，我也哭了！
风飘散了落叶，
在船头上多么怀念那天夜晚，
田野里花开又谢了多少次啊！
在水车后结成的相思啊！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在失望的哨线上，
下雨的夜晚更加想你啊！
当时我们是为编创讽刺敌军的小话剧而搜集到敌军这些资料的，但是这两首小诗我却很喜欢。按我们文艺创作的说法是，写得有真情实感。后来，我还请队里作曲的同志把前边一首谱了曲，在搞对敌广播时唱给敌军士兵们听。执行任务间隙，我也时常哼唱这支歌。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首被我改名为《放牛的小牧童》的抒情歌里，寄托着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