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里，我们的师团开赴鹫峰，接替友军的防御阵地。那时，开城的停战谈判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我不知道朝鲜停战谈判是不是世界军事史上历时最久的停战谈判，但是从我们入朝不久就已经开始的这场谈判，竟然持续了近两年之久。这种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其间波澜不断、枝节横生而艰难备至的谈判，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
就是那些从报纸和广播中看到听到的有关停战谈判时断时续的报道，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难熬的战地日月。在对停战和胜利的盼望中，我和战友们一起，经历了东线阵地防御战中的冷枪冷炮的狙击；经历了在上甘岭西侧阵地为策应友军坚守上甘岭而发起的对敌人阵地的战术反击；也熬过了一九五二年底和一九五三年初那些大雪封堵坑道的奇寒日子，还有斯大林逝世的噩耗传遍前线阵地的悲痛欲绝的一九五三年三月……
直至一九五三年夏季战役，我们的师团又开回到金城以东的防线，面对着轿岩山——一九五一年秋季防御战中我们曾失去的阵地。仿佛不由我们亲手将它夺回来，停战谈判便不会签字似的。
而这时候，翟玉祥重返一团的消息已经传来：“三反”时，他被押回国内留守处审查，最后只在他的箱子里翻出碗大的一砣大烟膏子。翟玉祥说，这是老家来人捎来让给卖的，扔在箱子里好久，差不多给忘了这码事。一块烟膏子也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最后只得不了了之。后来翟玉祥又因肺病住了几个月医院，病愈后便又返回朝鲜战场，重回一团任职。
对他官复原职的结果，我已经早有预感：我的离婚报告上级一直没有批准。以前催问，答复是等翟玉祥的问题审查清楚以后再说；后来又问了两回，说是要等等翟团长的意见；最后一次催问是夏季反击战开始前，答复是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吧，最好等你和翟团长再好好谈一次，看有没有挽回的可能……
于是我知道翟团长快回来了。让我为难的是：和他再次相见谈什么？怎么谈？如果被批准离婚倒好办多了——两个人各不相干，再没什么个人私事可谈；但是现在……
后来知道，比我更感到难办的是一团政委钱之茂。据说，师里原本想让翟玉祥到其他团任团长——因为一团团长早已由蔺有亮担任；可翟玉祥牛脾气上来，非回一团不可。倒是钱之茂听说翟玉祥即将返回之后，自己心虚胆怯，觉得无法和翟相处，于是主动向师里提出，请求调动岗位，师里也答应给予考虑。偏偏这个时候，钱之茂不慎惹下大祸——
那是军文工团下部队演出，来到我们零七师。师里考虑一团正准备对敌人实施一次较大的反击，就安排军文工团到一团慰问演出。那次军文工团下来20多人，以舞蹈、声乐为主。当时钱之茂已知道自己要调走，估计打完这次反击后调任命令就会下达，心里也挺高兴。赶上军文工团下来演出，就琢磨着想“好好看一场节目”、“好好打一次反击”，有声有色地离开一团。于是钱之茂就问军文工团的领队：你们是想大演，还是小演？人家说，怎么演都行，听首长安排。这下钱之茂来了情绪，布置了一场大型演出：派人帮文工团在一条山沟里搭戏台，架天幕、侧幕，为此砍了不少树，在沟里清出一片空场。演出时，把计划当晚参加反击的二营都调上来观看。那天下午开演，七八个节目演完后，天空飞来一架敌人的炮兵校正机，盘旋了一下飞走了，没引起大家的注意。台上报幕的说：演出到此结束。战士们都哗哗鼓掌，喊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文工团演员们商量着再上一个独唱，其他人已开始卸妆。谁料想，独唱还没来得及唱，演员们花花绿绿的演出服装还没换下，炮弹就飞来了！
那次敌人一共打了三发炮弹：第一发炮弹打到舞台后边的山坡上几十米远处，弹片都炸飞过来了；紧跟着第二发炮弹砸向观众席；第三发在舞台下炸响——三发都是大口径榴弹炮，一下子炸得血肉横飞、惨叫声一片！加上观看节目的战士都全副武装，炮弹爆炸又引爆了战士们携带的手雷、爆破筒，于是引起连环炸，一时间烟雾弥漫，人们乱作一团！
这次被炸，军文工团伤亡十几人。观看演出的部队更惨：伤亡一百多名。据说，事后山沟里残肢断臂狼藉满地；附近一条小河沟里的水都被鲜血染红……并且，此事的严重后果在于：当晚的反击行动被迫取消。
这次事件引起军首长的震怒，为此向全军发了通报，并禁止在前线再搞大型演出。军政治部派人下来查处此事：由于团长蔺有亮当时正在师指挥部开会，钱之茂便成了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受到撤职查办的处理。
这么一来，不久后翟玉祥返回一团时，师里便对一团领导作了调整：把蔺有亮改任为一团政委，而翟玉祥便自然官复原职。
我准确得知翟玉祥已重回一团的消息是夏季反击战开始前的五月初的一天夜晚。
那是个晴朗的初夏夜，我们在山坡的松林间一片草地上铺了几块雨布，借着月色赶排舞蹈《春之舞》。四周黑黝黝的松林在微风中散放着一种醉人的松脂芳香。林地的花草笼罩在如烟似雾的月光下，显出一片朦胧的银白。我们在廖沙的指挥下，由春红领舞，一节一节地排练。在乐手用黑管轻轻吹奏的优美旋律的伴奏下，我们翩然起舞，仿佛忘记自己置身于枪炮密伏的战场，而忘情地沉醉在舞蹈和音乐旋律中，感觉自己正与松林和草地融为一体，又好似飘飘欲飞，升向星月闪烁的夜空……至今，我只要一遇到月色皎好的夏夜，总会在脑海中浮现起五十年前那个夜风沉醉的晚上，而那时，心中便会滋生一种难以解说的对我的青春战友的深深怀念……
但是那个美好夜晚的结束却令我遗憾——
先是秋月不舒服，呕吐，以为是闹肚子，让她回去休息了。
再就是排练中间休息了一会儿，再集合排练却不见了赵玉林。喊了几声没人应，大伙儿急了，分头去找，却原来他在林地一处高坡上坐在一块岩石上发呆——他遥望着南边月色朦胧的山峦，沉入伤心的怀想。我们立刻明白了原因：在南方远处山峦的一处陡崖下，埋葬着他的妻子和战友吴静。刚才排练时，领舞的李春红不小心说了一句：“要是吴静还在就好了，让她领舞更合适……”一句不经意的话勾起了赵玉林的伤感，令李春红懊悔不已，一个劲儿向赵玉林道歉。而我则安慰他说：
“别难过了，玉林，我们也都很想念吴静……一晃一年半多了，咱们又来到这里……不久，咱们部队就会打过去，收复失地，那时候，咱们一起去看望吴静，去祭奠她……”
不料，这番安慰话说的倒令赵玉林泪流满面，而我也被伤感引得鼻子酸酸的，也想哭。
接下来就轮到我了——把赵玉林找回来后，又开始排练。练了不一会儿，王队长来了，喊我，说找我有事。
我披上军衣，跟王队长离开。
走到离排练场地几十米远的一棵大树下，王队长站住了，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说：
“我看，你这婚就先别离了……”
“什么？”我一时没弄清怎么回事。
“政治部把你的离婚报告退回来了，我下午一忙忘了给你——”说着，他把手里那张纸交给我。
我接过来，借着月光，模模糊糊认出，这还真是我递交上去的那份离婚报告。算一算，都一年多了，部队几次换防，戎马倥偬，也难为政治部的干事们，居然把我这张纸保管得这么好。
“为什么不批准？”我冷冷问一句。
“哎！你不知道？”王队长奇怪地问，“翟团长又从国内回来了，还回一团当团长，已经到任好几天了，你不知道？”
“这跟我的离婚报告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呀！翟团长不是老虎了——‘三反’没查出人家有问题……你不是因为打他的老虎才提出跟他离婚嘛，现在人家不是老虎了，还离啥？别离了吧，呵？”
“现在说他不是老虎了？”我气愤地说，“当初为啥硬要我写材料检举揭发？！”
“嗐，那不是搞‘三反’嘛，有别人的检举信在前嘛……”
“噢，理都让你们讲了？”我心中突然冒起一股无名火，控制不住地发泄道，“先是左说右说让我跟他结婚，是革命需要；后来又逼我揭发检举他，打他的老虎，也说是革命需要！现在又让我收回离婚报告，还是革命需要？我还有没有一点自主权？方主任不是说过，离婚是属于个人问题，要我自己做主吗？小二黑还讲婚姻自由呢，我为啥只能让别人摆布？”
“你是小二黑吗？”王队长不高兴了，用教训的口气说，“你是志愿军战士嘛！别忘了，组织上培养你入了团，还批准你立了三等功！你是组织的人，不能事事只想个人做主，有时候就需要顾全大局……”
“不行！这回我就要自己做主！”我下了决心，“这婚我是一定要离！”
“这婚是能想离就离的？”王队长说，“你以为是小孩子过家家，说结就结，说离就离？就是真要离，也是两个人的事儿，总要跟翟团长谈妥吧？也得听听人家的意见呀！”
“什么听他的意见？为什么从不重视我的意见？你们这是官官相护！”
“唉，苦夏，你怎么闹开犟脾气了？以前你不是这样呀！”王队长摇头叹道，“你就是坚持要离，也等打完这一仗，停了战再说呀，以后有时间考虑，现在先不提这事了，呵？”
“反正我拿定了主意，非离不可！”我把手中的离婚报告三把两把扯碎，甩到空中，之后掉头离去。
从兄弟部队五月十三日攻占科湖里起，一九五三年规模宏大的夏季反击战拉开了序幕。东起南江以东的月飞山，西至临津江以西的梅岘里，在数百公里的战线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动用三个兵团和两个军团，在数十个高地上展开对敌阵地的重点反击。当时，板门店停战谈判双方同意最后军事分界线的划定以各方实际军事控制线为准，所以，在停战在即的情况下，中朝一方为逼敌早日在停战协议上签字，遂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夏季反击战。
到六月上旬，兄弟师又相继攻占轿岩山以东的座首洞南山和六九○高地，发展为一次反击拿下敌一个团的阵地的规模，这使敌方有些招架不住了。很快传来停战谈判即将签字的消息。据说美方代表已有停战表示，我方也进行了停战教育的准备——油印的停战教材已由兵团政治部统一发到师团一级，并且据说停战协定签字的日期是六月二十五日——对中朝一方来说，这是个有意义的日子，因为那一天也是朝鲜战争爆发三周年的纪念日。唯一有点遗憾的是，由我们师担负的夺取轿岩山的反击作战尚未实施……岂料这一仗注定要打：停战谈判又生变数——李承晚破坏了双方关于交换战俘的协定，单方面释放了两万多名战俘，并将其中大部分补充到己方军队中；还组织了反对停战的游行示威，叫喊“打到最后胜利”，“用鸭绿江水洗战刀”。
面对这种变化的情况，彭德怀司令员报请毛主席批准，决定推迟停战谈判的签字，集中兵力在金城一线再打一仗。
此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五个军和若干炮兵师团，组成中、东、西三个集团，以中路轿岩山方向为主攻方向，在东起鱼隐山、西至上甘岭的几十公里地段向敌阵发起攻击。由于攻击地域在金城东西两侧展开，所以这一仗名为金城反击战。
这是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的最后一战。
多少年过去了，如今我一闭眼就回想起那最后一仗发起前的紧张和混乱。如果把这一仗总攻发起后暴风骤雨般的炮火和不计伤亡的激战比作火山喷发，那么，大战开始前的准备就好比掩盖在地壳下的岩浆的翻滚。
在六月中下旬那些紧张的日子，我们文工队所到之处，扑入眼帘的总是那些极其独特的大战前的景象：
夏夜的大山里，一辆辆运输汽车吼叫着驶来，开进屯积物资的兵站。卸车的战士立即跳上汽车，一箱箱搬下弹药和各类物资，分堆到各个屯放物品的堆栈；登记员们忙着核对数目，跑前跑后。森林中，隐藏着一个个盖着防雨布的堆栈——从这里，运输连的战士们又或背或扛，一趟一趟把弹药、物资送到前沿。
泥泞的山道上，炮兵们喊着号子，向阵地上推炮：十几个人推一门大炮，用绳子拽，用手推，用肩膀顶……轮子陷到烂泥里，有人解开背包，把棉被铺到泥地上，随着口号声一齐使劲，泥脚、车轮从棉被上碾过……
封锁线上更是乱成一团：在一阵阵炮弹爆炸中，人喊马嘶，人们背着弹药艰难通过。骡马队驮着迫击炮或是装满物品的鞍驾狂奔，蹄铁敲击乱石，爆炸的气浪高扬起马鬃……随处可见散落的弹药、鞋帽。一个刚炸出的弹坑还散放着硝烟。翻开的湿土旁，一匹炸烂了头的黑马倒在一箱散落的手榴弹旁，马颈翻开鲜红的肉，血还在像小溪似的流淌……
也有被敌机偶尔发现的兵站，于是，炸弹的白光像划破夜空的闪电，凝固汽油弹好似漫天下落的红色焰火……兵站的堆栈上，汽油弹粘稠的液体如雨落下，烈焰顿似千万条昂首吐信的火蛇在狂舞。人们在呐喊、惊叫中奋力掀掉燃火的防雨布，跳上粮食堆栈扑火。被炸掉的堆放炮弹的堆栈有如引燃了存放爆竹的大仓库，连环爆炸的炮弹映红了半边夜空……
前沿坑道的连队则相对比较安静：他们在检查手中的枪支弹药，轮流着互相剪头、剃头；炮兵们在忙着打开炮弹箱，搬出炮弹，拔出引信，再码放整齐，以备着总攻发起时不歇气地填放炮弹。
师政治部的摄影干事们也端着照相机，一个连一个连地跑，为每个连队的每个战士照相，以便作战中有谁牺牲了，战后被评为功臣时，好将他的照片贴上光荣榜。
还有，各级召开的动员会、誓师会；雪片般飞到指挥部的请战书、决心书；穿梭般往来于各个坑道营连间进行战场鼓动的政工干部……
我们文工队也投入到紧张忙乱的战前准备中——除了抓紧进行的排练和临时演出，我们还抽出人员帮助摄影干事们晾晒洗印出来的“战士照”：在床板上、炮弹箱盖上以及避风雨的青石板上，晾晒着成连人的半身照——那些或呆板、或微笑、或略带怯意的面部表情，无一例外地显出年轻。我们把晒干切好的照片写上姓名，按单位分装成袋。虽然忙碌但一丝不苟。尽管我们清楚，这些照片的主人将有许多不久人世。
我们还接受政治部的任务：制作光荣花。这是给突击队的勇士们出征前戴的。没有红纸，我们就找来几令白纸和红颜料，用毛笔蘸上颜色将白纸染红，再一张一张晾到山坡草地上。终于，“满山红”引来几架敌机，防空枪骤响，我们奋不顾身奔上山坡，七手八脚把红纸一张张卷起收走，斤头趔趄地跑回防空洞，留下一串笑声迎接敌机的俯冲扫射……
临战前，队里给每个队员配齐一副竹板。我们也各自收拾自己的乐器和背包，鞋子、水壶、手电一一检查。后来，有人提出了建议，队员们便开始相互交换照片——万一下去牺牲了，这照片便留作永久的纪念……
在此之前，除了入朝第一仗的秋季防御战，我们师文工队有过人员伤亡，以后在一年多的休整和阵地防御对峙的冷枪冷炮中，我们师文工队居然再无伤亡；但是这一次怕不同以往，大家似乎预感到这最后一仗的残酷，自发地开始交换照片。
果然，反击战总攻的炮声还没打响，我们的预感便有应验：在一次下部队演出中，我们遇到意外事故，出现了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