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时，在坑道里无法站立——坑道太矮，廖沙和赵玉林总是蹲着或跪着拉风琴和二胡；而我和刘冬茹唱歌时，因洞里闷热缺氧，都不止一次晕倒过去……尽管困难很多，我们也比连队战士相对安全——他们每天还要爬在泥泞的战壕里，和进攻之敌浴血奋战；即便是尸臭熏天，他们也腾不出手来捂一会儿鼻嘴……更让人难过的是，他们中每天都会有一批人死伤，而遗体无法及时运下去，只好任凭日晒雨淋，很快腐烂……
终于有人顶不住了——
我们上阵地的第二天，就听说夜里七连一个安徽籍战士用手榴弹自伤，炸掉了一只手。他抱着炸掉手的那条伤臂，一路淋血回来，对连长说，是去下边水沟边喝水，不小心碰掉了一颗开了盖的手榴弹，把手给炸了。指导员将信将疑，便亲自下到水沟边查看，用手电一照，发现水沟边一棵树的树枝上挂着一根挂环的手榴弹拉弦，树干上还溅着些斑斑点点的鲜血和肉沫子——显然，这个战士是把手榴弹的拉环挂在树上，使其爆炸自伤；却不料一下子炸掉一只手，血流不止，疼得乱叫。
当下，连里把这个情况向上汇报，上面下令让把这个自伤的兵押送师军法处审判。后来，军法处把他判了死刑，准备押回阵地枪毙；却因为他伤口流血过多，没等到执行人就死了。
我们还亲眼见识了一个自伤的士兵：
一天，我们把广播宣传站转移到九连阵地时，九连指导员告诉我们，说是团指挥所蔺政委打来过电话，指示我们要保证文工队同志们的安全。
“我们想知道，你们演节目，搞对敌广播，什么情况下容易出危险？”指导员问道。
“不用特别照顾我们，”廖沙回答，“我们来执行任务，不能给连队添麻烦。”
“我们也是执行任务——保证你们的安全，”指导员笑道，“配合一下吧，说说危险情况？”
“要说危险，也就是安喇叭接线，容易挨炸……”廖沙说，“不过这跟连队战士们比，危险程度差远了！”
廖沙说的安喇叭接线容易挨炸是实情——只要广播响起，敌人总会向广播响起的地方开炮，时常炸断电线；出去接线时最危险……
“好啦，明白了！”指导员说着便吩咐通讯员，“去把杨财找来！”
一会儿，一只脚包着纱布，趿着没系带的胶鞋，却用绳索把鞋绑在脚上以防脱落的杨财，一拐一拐地快步走来。
“杨财！”指导员大喝道。
“到！”杨财立正回答。
“你的任务——给广播站安喇叭接线！”指导员命令道，“要保证广播的正常进行！”
“是！”杨财又响亮地回答。
“廖教员，”——指导员像连队习惯称呼文工队的同志为文化教员一样称呼廖沙，“廖教员，你们就让他干吧……”
“不用，”廖沙摆手，“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干，再说，我们熟悉接线……”
廖沙和我们都不愿给连队加负担。
“接线嘛，把断头连上，一教他就会。”指导员一挥手，做了决定，“就这样廖教员，你们摇发电机的摇发电机，念朝语广播稿的念广播稿，唱朝鲜歌子的唱朝鲜歌——都必须在坑道里边……把电线从坑道里放出去，把大喇叭安到外头，这外头的活儿都让他干——他叫杨财，你们对他监督使用……”
监督使用？
这个词儿搞得我们有些发懵。
很快我们便了解到：这个杨财是个自伤者。他是用冲锋枪打断了自己一根脚趾头，慌称是枪走了火。被连队干部识破后，态度还老实，承认自己是怕死，“想老婆”。连队把这个情况上报后，师军法处决定，判杨财半年徒刑——就在连队阵地上执行，监督他的表现。
你应该承认，当时军法处对杨财的处理是“因地制宜”的好办法。自伤者的目的就是想借故脱离前线，避免死亡；那么，执行半年徒刑的地点放在前沿当然是恰当的。这样做，一是省去向下押送的麻烦，再就是可以对阵地上其他意志动摇者起到警示作用：自伤者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背上耻辱的印记。还有一条，这是地上死尸泥泞、空中弥天尸臭的前沿阵地，比任何囚禁之所都让人更觉得难熬……
于是这位特殊士兵便派给了我们。
却不料其结果恰恰与指导员把他派给我们的目的相反——由于我们很快得知了他怕死自伤的情况，都对他非常蔑视，遇到炮弹炸掉喇叭，需要冒险接线的时候，总是不让他去，有意将他“晾”在一旁。这让他感到很难堪，尤其是我们女同志也时时流露出瞧不起他和厌恶他的目光，更使他抬不起头来。
他倒是态度不错，试图努力挽回影响——每次到坑道外接线，重新安装扩音器，他都跟着跑出去，帮着找线头，找炸飞的扩音器，尽管因脚伤显得行动不那么利索，不过看得出来，他的确是积极努力的。加之不论是出去打饭、取水等杂事，他都主动跑跑颠颠地干，还在阵地下方隐蔽处专门为我和刘冬茹两个女同志挖了个厕所，并用树枝栅拦围了个严严实实……渐渐地，我们对他开始有了些好感。
但是有一天因为文工队有人受伤，杨财被指导员一顿臭骂。
是赵玉林和一个摇发电机的战士出去接线时，赵玉林被一块炮弹片崩掉了一根小指头，让指导员知道了，赶来看望，当着我们的面怒斥杨财道：
“你滚哪儿去了？为啥不去接线？”
“我……去打水……”杨财嗫嚅道。确实，赵玉林受伤是杨财出去给大家找水以后发生的事，杨财不在现场。
也正由于他不在现场，更让指导员冒火：
“我再说一遍——以后坑道外边接线，安喇叭，都是你的事！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杨财立正回答，同时把乞求的目光转向廖沙和我们几人——那目光的含意我们明白：高抬贵手吧，别让我为难了——把所有危险的工作都交给我吧……
“你记住：文工队的同志们再有负伤的，哪怕是断根指头，你小心脑袋！”指导员声色俱厉地警告杨财，“知道七连那个用手榴弹炸掉手的熊兵吧？军法处判了枪毙！也是一个死，最后家里连个烈士阵亡通知书都收不到……”
指导员这番话确实对杨财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指导员离开后，他闷闷不乐好半天。
两天后，杨财真的因接线而阵亡了——
那是一天黄昏，敌人停止了当日的进攻。阵地上硝烟尚未散尽，空中浓云压得很低，似乎要和阵地的烟尘搅在一起……这时候，我们的朝语播音开始了——坑道里，崔哲对着麦克风，用叽哩咕噜的朝语在诵读一篇宣传材料。廖沙跟我们开玩笑，把几个美军将领的名字连在一起快读，模仿崔哲的朝语话音：“克拉克泰勒杜鲁门，克拉克泰勒杜鲁门……”
“轰隆——轰隆——”敌人开始了炮击。
崔哲少尉加快了读稿的速度，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读完，扩音器便没声了——一声剧烈的震动响过，麦克风便没有了回音。
“准备检修！”廖沙站起身来。
这时，摇发电机的战士和赵玉林都争着要求出去接线，却见杨财噌一步跃到洞口——脚伤似已毫无影响，他张开两臂拦住大家，含着泪说：
“求求同志们，给我悔过的机会吧！我能干好，你们摇电的摇电，广播的广播，一会儿，咱一准让喇叭再响起来！谁也别动，让我一个人去！”
说罢，他一人钻出坑道口，冒着炮火，爬到一处石崖西侧接线……果然，没过几分钟，线路接通了，麦克风有了嗡嗡声，崔哲抓紧时间，又开始了诵读稿件……
与往常不同的是：接线的人并未返回。
待崔哲读完广播稿件后，看到杨财还没返回，大家觉得不对，便派人出去查看，才知道杨财负了重伤。
原来，杨财去接线时，发现电线炸断了，却找不到线头；好容易把两根断头都找到，却短了一截，接不上；他便用双手一手捏一根线头，用自己的身体把线路连接起来……扩音器里又响起了洪亮有力的朝语播音，紧跟着，敌人的炮弹又呼啸而至……
杨财胸腹和大腿好几处被炸伤，昏迷过去，手中却还紧紧攥着连接扩音器的线头！
我们把重伤的杨财抬到石崖的背弹面，喊卫生员来为他包扎。指导员也闻讯赶来看望。
暮色将至之际，杨财在人们的呼唤中渐渐苏醒了片刻。望着指导员，他愧疚地喃喃说道：
“指导员，我，对不起战友……我给咱们连抹黑了，给志愿军抹黑了……我一时糊涂，不知怎么的，就干了蠢事……”
“不提了——过去的事不提了！”指导员一挥手，好似要一风吹掉往事，“你还是个好兵，杨财，是个好兵……”
“指导员……”杨财的喘息愈加困难了，强挣着说出最后的话，“我不行了……我死以后，给我爹娘、我媳妇，发个通知书——革命烈士阵亡通知书……行吗？”
“你是烈士，没问题。”指导员郑重点头。
随着夜幕的降落，杨财放心地长吁一口气，慢慢合上了双眼……
中国人民志愿军阵亡名册上，又增添了一名烈士。
第十八章忽然一声轰响，烟尘骤起，那团乳黄色的绸料被气浪摧得腾空飘飞而起，离我远去
战争一天天地延续着——以某种有规律的形式被一次次地重复着：你可以看到，在一些被双方拼力争夺的山头上，一阵猛烈的炮火轰击后，一批南朝鲜士兵向山头进攻……激战一阵后，双方各在堑壕和山坡上丢弃一批尸首，然后进攻一方退下，防守一方抓紧整修工事……下一次的厮杀，又会以同样的方式重复……在这种拼死争夺中，我们的主阵地从未丢失过，只是不断有新的连队投入。部队中有句老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当时战场的实情是：铁打的阵地流水的兵。譬如像元宝山阵地，就是轮换制防守：打光一个排换一个排；打光一个连换一个连……在那些或是豪雨如注、泥泞不堪，或是酷日暴晒、尸臭熏蒸的日日夜夜，你会觉得忍耐已到极限，再难坚持哪怕一个小时，但是最后你会惊叹人的承受力：居然一天又一天地苦熬苦撑下来……
却不料后来廖沙遭遇的厄运给了我们沉重的打击，使我的神经险些崩溃——
那天整整一上午，敌人没有进攻；但是从观察敌阵的情况看，敌人显然在集结兵力，似乎将有较大的攻击行动。午后，我们到前沿一个排的坑道里进行宣传鼓动，激发战士们的战斗热情。我们除了留下一个战士看守发电机和广播器材外，其余人都上阵，连崔哲也参加我们的小合唱，为的是使声音更加洪亮。
那些日子，在前沿阵地，文工队确确实实受欢迎。尤其是我们女队员在前沿的出现，更可以活跃战士们的沉闷情绪。歌声一响，战士们更受鼓舞。
那天，廖沙领我们走进屯兵的坑道时，看见战士们一个个抱着枪，在洞里倒地休息，三三两两，横躺竖卧……待我们竹板一打、乐声奏响、歌声起来，战士们很快爬起来，坐直身子，观看演出，渐渐两眼放光，来了情绪，直到发出笑声和掌声……
记得那个洞子较低矮，我们演节目时，只好半蹲半跪地将就……最后一个节目是小合唱，为了激励战士的斗志，我们唱了几首节奏明快的歌曲：《志愿军战歌》、《喀秋莎》等等。廖沙靠着洞壁，单腿跪着拉手风琴伴奏；我们背向洞口，面朝战士们半蹲着合唱……
谁也没注意从坑道口进来的三个人——一个干部两个战士，都佩着短枪。
三个来人走到廖沙身旁站下——廖沙还沉浸在伴奏的乐声中没有察觉，但是，很快他愣住了，停下拉琴的手，转头望着那位一手按在他肩头的干部。
“你是廖沙吧？”那个干部问。
廖沙脸色大变，木然地点头。
“军首长指示，要我们押送你到师军法处，接受审查！”
廖沙似乎对此已有准备，什么也没问，服从地慢慢起身，准备离去。忽然想到广播宣传站的工作，便问了一句：
“这边的工作，由谁负责？”
“移交给其他人。”那个干部显然没接到明确指示，只得临时处置。
于是廖沙最后一次行使队长职责，对我们几个人说：
“那就暂时先由崔哲和苦夏同志负责吧。”
我们都没有应声，而是惊愕地看着眼前发生的变故。
廖沙的情绪很快镇定下来，他合上手风琴，有些伤感地与我们告别：
“再见啦同志们！手风琴我带下去吧——它一直没离开过我……你们下阵地时背它会觉得很沉，你们不习惯背琴……”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突然？”我心中向自己发问，一边把怀疑的目光投向崔哲。
崔哲也看着我，圆睁双目，摊开双手，瘦脸涨得通红，一迭声地叫道：
“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为的什么？”
忽然想起来时，在封锁线上，廖沙与朴京淑炮火中相逢的那一幕，我双眼被泪水模糊了，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失声喊叫道：
“廖沙！你不能走——你是我们的队长！是负责人！你不能走哇……”
我的情绪感染了连队战士，坑道里有人发出不满的叫嚷：
“不能走！我们要看节目！”
“廖教员是好人！”
“死人堆都挺过来了，还不是好样的！”
——有人试图到坑道口阻拦。
“都让开！”那个负责押送廖沙的干部喊道，“乱叫唤个屁！这是上级首长的命令！”
“他犯了啥错嘛？”有人问。
“他犯了群众纪律，乱搞腐化！”
这一下，没人再言语了。
廖沙被押出坑道，我们默默送了出来。战士们也陆续跟着出了坑道……
“再见了！同志们——”廖沙返身向我们招手，“坚持到最后胜利！”
“廖沙——”一声悲恸的呼喊。刘冬茹分开众人，泪眼婆娑地走到廖沙跟前，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你，真傻呀……”冬茹哭了。
“冬茹，我是个混蛋……我对不起你……别管我了，自己多保重吧！”廖沙说罢，掉头离去……
“喂，教员同志，”一个战士挤到我身边，递上一个军绿布的套子给我，问道：“这是廖教员丢下的吧？”
我接过一看，正是廖沙手风琴上用的布套——走得匆忙，忘了套上了。
“廖沙——手风琴的布套——”我喊着追上去。
我爬上堑壕，看到廖沙被几个人押着已走下山坡——阳光下，他背着的手风琴一闪一闪，放射着金属光泽。
廖沙在远处返身向我挥了挥手——这是他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后形象。
“轰隆——”炮声震响了！
“敌人炮火准备开始——赶快隐蔽——”随着喊声，大家迅速钻入坑道。
炮轰停止后，当天的一次大规模战斗开始了。那一天，从午后鏖战到黄昏，我们一次次地帮着救护伤员、运送弹药……枪林弹雨中，我们一次次跌倒在泥泞里，一次次晕眩在日晒与尸臭中。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死亡的威胁。血火硝烟里，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着廖沙的面影。内心一遍遍为之祈祷，愿菩萨保佑他，保佑我们的分队长——这位很小就投身抗日队伍的带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孤儿……
一天下午，我得到了一个返回团指挥所的机会——团政治处通知，说是由军里统一下发了几份新的对敌广播材料，要我们派人去取。崔哲要自己去。我说他负责对敌朝语播音，一旦有什么意外，影响对敌宣传。我决定自己去。我对大家说，想借这个机会，到团里打听一下廖沙的情况。
大家也和我一样惦记着廖沙，也都知道阵地上的所有通讯工具只能用于保障作战联络的畅通，任何其他事情都不能随便占用，谁也不敢也不能用连队的电话向外摇，了解廖沙的境况。
太阳落山之前，我下了阵地，顺着交通壕奔向团指挥所。
原本担心像来时那样，交通沟堆满尸首，如不想从尸体上爬过，就得冒着被炮弹和冷枪击中的危险从沟沿上方爬行；但是现在情况有所改观：尸体绝大部分已被清理；只是连日雨水，交通沟底到处是积水泥泞，走时鞋子总是陷进泥里。我把裤腿高高挽起到膝盖以上，猫着腰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泥水走过去，来到团指挥所的山洞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