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我们文工队驻地小河边围聚的人越来越多，先是政治部机关的，后来司令部机关的，后勤的，不少机关干部都赶来了。附近的朝鲜群众也来了不少。那些朝鲜的妇女和老人们，都尽可能穿着鲜亮的民族服装，来了就围着我们跳起了民族舞，共同庆祝停战胜利。我们的队长王统之吆喝着，让我们搬出锣鼓，奏响乐器，搞一个军民联欢晚会。于是我们吵吵闹闹地去抬锣鼓、拿乐器……当我跟着别人钻进队部的掩蔽棚去抬大鼓时，我忽然愣住了——大鼓一侧，有一架没有琴套的手风琴，静静地靠在圆木墙角，棕色的皮挎带软软地耷拉在一旁；琴的风页边缘似乎还有没有擦拭干净的暗紫的血斑……
这是廖沙的手风琴！
我上前抱起了这架手风琴，不管不顾地拉住一位背起大号的队员，问他：
“你看，这是廖沙的手风琴吧？”
“是呀。”那个队员点头。
“他人呢？”我急不可待地问。
“那要问你们呀！”那个队员反问。
“那……”我一时语塞，“那为什么把他从前沿押回师里？”
“为什么？为了群众纪律呗！”
“他人呢？”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廖沙死了！”说完，那个队员掮着大铜号出去了。
一句“廖沙死了”，使我犹如遭到雷击。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抱着手风琴奔到外边，在人群里，拉住刘冬茹就走。
“怎么啦？”刘冬茹莫名其妙，但是看到我抱着的手风琴，脸上疑惑起来。“这不是廖沙的手风琴吗？”
我点了点头，拉着她只管在人群里找。
在敲锣打鼓的一帮人里，我伸手拽出了队长王统之。
“干什么干什么？”王队长用拿锣捶的手捂住锣面，向我瞪起了眼。
“告诉我们——”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拍了一下胸前的手风琴，“他人呢？”
“你问廖沙？”王队长吃惊地，“你们不是在一起吗？怎么啥也不知道？”
“停战前两天，廖沙被师里派人押下了阵地——到底为什么？”我问王队长。
“唉——”王队长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廖沙以前认识的那个朝鲜妇女，叫朴京淑那个，在前线遇见了廖沙，知道他还活着，就来部队找他，结果找到了军文工团，说跟廖沙相好，一定要见他……军里首长知道了这件事，发了火，责令师军法处严办，所以……”
“可现在都停战了！他人呢？”我又问。
刘冬茹也向王队长投去询问的目光。
“廖沙牺牲了。”王队长轻轻一句。
“怎么会呢？”我急问。
“他下去时候还好好的……”刘冬茹吃惊地睁大了双眼，“两天以后就停战了呀！”
“就是他被押下阵地后，背着他的手风琴——走时匆忙没顾得套上琴套，结果手风琴金属在阳光下反光，让敌机发现了，追着打；他又舍不得扔了风琴，一直背着跑，结果就给打中了——手风琴倒压在身下没打坏……押送他的人把手风琴给送回来了。我们擦上面的血擦了好一阵……”
再无可怀疑了。王队长的话使我们知道：廖沙也已永远辞别了我们！
我和刘冬茹愣怔地睁大双眼——我们的眼泪早已流干！我们真不愿相信这一切——那生龙活虎、调皮得像个大孩子似的“老八路”廖沙，真的会永不再现？说不定哪一天傍晚，又会拉着他的手风琴，挤入我们女兵的宿舍，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忧郁的嗓音，为我们唱起动人的《褐色的眼睛》？
“别难过了，我们走的人很多——都是好样的！”王队长把锣交给别人，从我手里接过廖沙的手风琴，拉起了欢快的过门儿，说：“廖沙走了，走得很英勇，是个英雄男子汉！让我们用歌声来怀念他，用歌声告诉他胜利停战的消息！来吧，咱们唱起来！跳起来！”
“哇——”刘冬茹忽然抑制不住，撕心裂肺般地发出一声嚎啕！然而只一声，她便拼命用双手捂着自己的脸，双肩抽搐着忍了许久。那时，我搂着她的双肩，感受着从她身体内传出的悲恸，默默地望着眼前载歌载舞的人们。
后来，我和刘冬茹也边舞边唱，加入了欢庆的行列。在夜空如焰火般照耀的照明弹镁粉燃烧的光团中，我们喝醉了酒一般地跳着，唱着。唱得最多的便是朝鲜族民歌《阿里郎》——
呵！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
我们含着眼泪，一遍遍地唱着、跳着，深情地呼唤着，一直狂欢到深夜，久久不忍离去。只有我和刘冬茹心中明白，我们的呼唤，是向着远去的廖沙的……
几天以后，我和赵玉林、刘冬茹三人相约，去寻找和祭扫吴静的墓地。开始，赵玉林有些犹豫，说，好几个人都不在了，尸首都不知埋在哪里，只去看吴静的墓地有什么用呢？反正咱们这一拨战友再也不可能凑齐了……我和冬茹则坚持要去，说，这是咱们战前约定的，现在，正由于春红、廖沙、王林都牺牲了，我们才必须去看吴静，代表牺牲的队友去和吴静相聚，了却我们战前共同的心愿。
那天下午，我们花去了两个多小时，翻了好几条沟崖，凭着记忆，找到了一九五一年秋季阻击战时我们执行掩埋烈士任务的那处崖坡。将近两年过去了，掩埋吴静遗体的坟堆上长满了野草藤蔓，星星点点的各色野花闪烁其间。
“是这里吗？”我有些拿不准。
“是这里，我记得她下葬的地点。”赵玉林说着，轻手轻脚走到坟前，默默地拔着坟前的几株荆棘。
而我和刘冬茹则搬来一块干净的青石，摆放在她的坟头，从衣兜里找出事先带来的几张照片，一一摆放在青石上——顿时，李春红、廖沙、王林——三人在青石上绽开了年轻的微笑。
赵玉林把一捧花纸糖果摊在青石上。
“吴静，我们来看你了——春红、廖沙、王林——我们一同来了……”赵玉林深情地诉说着，“这是祖国慰问团带来的糖果，你吃吧，很甜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已经停战签字了！抗美援朝胜利了……”
奇怪的是，赵玉林正轻声诉说的时候，平地卷起一股山风，不知何时飘到头顶的一朵浓云便洒下一阵太阳雨。雨水滴滴溅落在坟头的野草花瓣上，在阳光里晶莹透亮。
“她知道我们来了……”赵玉林失神道。
“吴静姐流泪了……”刘冬茹说。
“她在这里躺了快两年了。她想我们，也想春红、廖沙和王林……”我喃喃地说着。
离开之前，赵玉林取下带来的胡琴，面朝坟莹半跪着，为吴静拉了一首曲子。他说：
“吴静，我们一同入朝，却不能一同回国了……还有春红、廖沙、王林，你们也都和吴静作伴，将永远留在朝鲜……我们或许不久就要班师回国，以后怕是难得常来看望你们了。现在，就让我最后为你们拉一支曲子，让家乡的旋律在这里陪伴你们，为你们排遣寂寞……”
说罢，赵玉林轻轻拉动弓弦，乐声铮然而起，《茉莉花》那江南优美的曲调从弓弦交合处流出。他满含热泪，将那原本欢快的民曲拉得哀婉动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我和刘冬茹二人，也和着乐曲轻轻哼唱。那时候，我觉得心口好似被豁开一个口子，从那里有鲜血在滴滴渗出。又好似小时候见到蔺妈在乡下纺棉花：一大团洁白松软的棉花经由蔺妈的手指变成一根细细的棉线，缠绕在嗡嗡旋转的纺车上——那时，我的感觉就好比心中满满的一团棉花，被这哀婉的乐曲之手轻轻拽出，扯成一根长长的棉线，缠绕在战友的坟头……而我的心腹则一丝丝、一缕缕地被渐渐掏空了……
此后一连几天，那如泣如诉的胡琴声都总是在我耳畔回荡，久久不能消散。
祭奠过吴静以后，我就打算办另一件事——这是春红姐生前的承诺，我必须替她了结。
我跟王队长请了假后，在那个清朗的早晨，我踩着一地露水赶到了一团指挥部。
那时一团已从前沿阵地撤回，而蔺有亮重新接替翟玉祥，再次被任命为一团团长。我打听到他刚刚从军里开战役总结会回来，便开始执行我的计划：在前往一团替春红姐办完那件事的同时，顺便看望一下我一直惦念的人。然而，就是这后一种想法，令我铸成大错，终身追悔莫及。
那天早晨，我一脚踏进一团指挥部时，几个团领导正在吃早饭，一边热烈地谈论着什么；见到我的突然出现都愣了一阵。
“报告团长——我来了！”我笑着喊了一声，夸张地向团首长们敬了个礼。
“快来快来，一块儿吃早饭！”蔺有亮高兴地招呼我坐下，一边亲手为我盛了一碗面条。
我不客气地坐下，大口吃面。
“你来做什么？怎么一个人？”蔺有亮疑惑地问道，“不会是慰问演出吧？”
“我有事。”我正色道，又说：“等吃完饭再告诉你吧……”
于是大伙儿又吃饭，又接着方才的话题开始了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