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适应新环境的能力真是很强，差不多一个星期后，我便从一个小地方的中学女生，适应了部队文工队的集体生活。就像一条鱼被从鱼缸中捞出，放到河里，摇头摆尾不过三两下，很快便游弋自如了。
那些至今让我回想起来依然感到新鲜活泼的短短时日里，我开始熟悉了文工队里不少战友，并且已经弄懂了起床号、开饭号和集合号、熄灯号之间的区别。我也学会提着饭盆到伙房，跟炊事员老万开一两句得体的玩笑，让他在打菜时给我们的盆里多添一勺。我还掌握了到村口井台边用辘轳把摇水的技术，并且努力把两桶水挑得只剩多半桶。早晨，我睁开惺忪的睡眼，跟大家一起到村头场院上出操跑步，练习队列；上午，我们排成队列去到村西头的夫子庙，听中共党史教育和抗美援朝的战况报告；下午，在分队长和老同志的带领下，我努力练习发声，练习舞蹈的基本形体动作。甚至还被男同志带着学会跳交际舞。据说，从延安时代起，大概是受苏联的影响，党政军领导就喜欢开舞会，以至这种习惯也被带到了作战部队的军师一级机关里。不用说，文工队员自然都是受各级首长欢迎的女舞伴。
仅仅过了四天，我的被装就发下来了。崭新的黄军被子，散发着一股新棉花香味儿。棉军装稍嫌肥一点儿，但扎上腰带也很精神。穿上军装站在整齐的队列里，我比其他人并不逊色。那时我真觉得很了不起。我甚至异想天开：要是有可能的话，我能像蔺哥一样腰里挎着盒子枪到宣化探亲，那时，不但父母会高兴得两眼发光，蔺妈会乐得直唱，我也会大摇大摆去宣化女中校园里走上一圈，让昔日那些小瞧我的人看看：眼前这位英姿勃勃的解放军女战士，就是辜夏！
帮助我尽快熟悉情况融入集体生活的，李春红大姐之外，还有分队长廖沙。也许是漂亮出众些的女性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何况我还那么年轻，对世事一无所知。我想肯定是这些原因，我受到了分队长廖沙的呵护。
廖沙那时二十三四岁，一头打卷儿的黄毛。眼珠子跟波斯猫眼似的，长相很似俄罗斯人。事实上他也确实是俄汉两族的混血儿。文工队一些老点儿的同志都爱叫他阿廖沙。背地里，也有人戏称他是“二毛子”。
我来到离庄的第二天，赶上了一场雪。早晨起来，村道上、房顶上、树杈上已是处处积雪。那天是星期天，不出早操，起床稍晚些。
我去村口井台边挑水的时候，就看见几个男同志在那里打水洗脸。其中最惹眼的就是廖沙，因为他光着膀子，用白毛巾蘸了水擦身子，他前胸也有黑黄的胸毛，皮肤又白又亮，好像刚褪了毛的白条猪。看见我和另一个女同志来井边打水，他擦洗得更欢了，干脆扔了毛巾，在地上抓了雪往胸脯上擦，身上冒着腾腾热气。
一个女同志惊叫：
“阿廖沙，快住手吧！多冷的天呀！”“没关系！我为抗美援朝做准备！”廖沙高叫着，头上热气蒸腾，肥而粗的手指抓了雪向白条肉身上拍打，嘭嘭震响着。“朝鲜比这儿还冷得多，不提前适应可不行！”
“那我们女的可不行！”
“你最好也脱了练练，用这白雪擦擦身子，美得很呐！”廖沙不怀好意地眨着眼。
“哗——”一盆水向廖沙泼过来！
“我让你又犯坏！”女兵笑骂着，又去桶里倒了半盆儿。
廖沙躲闪着，不留神，滑了一跤，跌到雪地上，把雪地压出一个人形坑。
又有几个队员聚过来，还有一些老乡围观。人们哄笑着。
廖沙站起来，浑身沾着雪，双手叉腰跳开了俄罗斯水兵舞，一边跳，一边挤眉弄眼向那个女兵挑衅。女兵端着水盆用手水泼他，他用跳舞动作或下蹲或后仰左右躲闪，动作轻盈娴熟，博得一阵阵喝彩声。
我记得我当时出于对廖沙舞蹈技艺的钦佩而起劲地鼓掌叫好。廖沙边跳边移向我跟前。
“你就是刚来的苦夏吧？”廖沙问我。
我点了点头。
“我是分队长廖沙。”廖沙停下舞步，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毛茸茸的手掌。
众人注视着我。我低头羞红了脸。
“来，握握手，认识一下吧！”廖沙笑道。
我伸手与他轻轻一握，转身逃也似的离开。身后响起他的喊声：
“喂，早饭后我找你有事！”
我挑起水桶迈步，满满两桶水很沉，我吃力地走着，踉踉跄跄。走了十几步，桶里的水已溅出不少。我刚要停下歇歇，却觉得扁担忽然变得轻飘飘的，原来是廖沙匆匆穿上军衣赶来，双手举起了我的担子。
后边传来哄笑声、叫闹声：
“阿廖沙，快帮帮你的娜塔沙！”
“阿廖沙队长，你关心新队员哟！”
“阿廖沙，明天你也帮我挑水呵！”
我跟在廖沙队长后边走，感到很狼狈。而廖沙却满不在乎，挑着一担水大步疾走。我必须快走才跟得上。
廖沙一口气把水挑到石辗那里，快进我们院门了，才把担子放下：
“给你吧，最后的工作还是由你完成！”
“谢谢队长！”我感激地连忙接过担子。
廖沙转身跑了，边跑边说：
“我的脸盆毛巾还在井台放着哩！”
我想起刚才他说早饭后找我有事，便问：
“廖沙队长，早饭后我去找你吗？”
“我来找你吧！”廖沙跑向村口。
我挑起水来走向院门，但是一眼看见秋月站在了院门口，正朝我微笑。她披着军棉衣，露出里边好看的红毛衣，一手端着漱口缸，一手拿着牙刷。我想，她一定是等着用水，才出来看看我为什么还没回来！我抱歉地笑笑说：
“我回来晚了……”
“大伙儿等着水刷牙洗脸呢！”秋月嗔怪一句，转身进去了。
我把水挑进院里，隔着门窗就听见秋月在屋里大惊小怪地描述：
“真会使唤人哪！廖沙队长挑着两桶水像个挑夫，她甩手后边跟着……让她别去她非要去，做好事倒是来真的呀……”
听到这闲话，我羞愤难当，但是强忍住了，没有发作。我记得离家前，母亲叮嘱我的话：“出门在外，凡事能忍则忍，能让则让……记住，咱家划的成分不好，别跟人家争高低……”
我把水挑进外屋，招呼大家：
“水来喽——”
春红大姐一边往脸盆里舀水，一边问我：“怎么挑一担水这么长时间？”
“廖沙队长在雪地里表演舞蹈，围了好多人看，跳得真好！”我说。
“那个阿廖沙，人来疯！”春红嗔怪地说。
“廖沙队长怎么生得像个外国人？”我一边倒水洗脸，一边问春红大姐。
“他爹是汉族，他妈是俄国人……”春红大姐擦着脸说，“听说是他爹到苏联远东当劳工娶的苏联女人，带回东北。后来，他爹当抗联牺牲了，他妈又跟了个白俄从东北跑到上海。廖沙不愿跟白俄继父，就从家里跑了，四处流浪，从哈尔滨到长春、沈阳，后来又到了关内……”
“哎呀！”我惊叫道，“那廖沙队长起小就受了不少苦呀！”
“他卖过报、擦过皮鞋，还跟过耍杂技的草台班子……日本人占了东北后，他跑到了关内，后来投了八路军……”
“看不出来，廖沙队长是个老八路哩！”我赞叹道。
星期天部队习惯开两顿饭。上午饭九点半开。我记得廖沙队长说早饭后找我有事，所以我吃饭很快，一碗小米饭不大一会儿吞进肚里。
但是过了好久，廖沙队长才来，他的脚步咚咚响着，像砸夯，在院里喊：
“苦夏同志！苦夏！”
我朝春红大姐看了一眼，春红大姐说：
“去吧，分队长要跟你谈谈。”
我答应着从屋里出去。廖沙队长站在当院雪地上，见我出来，他示意我跟他出去，便转身出了院门。
“知道我找你做什么？”廖沙挺胸昂头，傲然迈着阔步，甚至背起了一双手！
我疑惑地看看他，表示不解。
“你当然不知道。”廖沙肯定地说，“你还不知道你的幸运……”
我跟着廖沙队长仪仗队式的步伐，听他唾液横飞的教导：
“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只有幸运的你——苦夏同志，昨天迈进了我们的队伍。听清楚：昨天。以后还会有幸运青年来到这里，但是数量不会很多，因为我们的编制是有限的。你参加的队伍，是全世界最英勇的光荣军队。我们著名的零七师曾经横扫大西北，一个师抵得上蒋介石一个兵团！我们的文工队，是全军最优秀的……零七师的赫赫战功里，有我们文工队的功劳，我们嘹亮的军乐，伴随着零七师南征北战的铁骑……看看我们的军乐铜管儿吧，你该为之骄傲！”
廖沙队长慷慨激昂地演说，好像在说给一个团人听！我那时估计，廖沙队长一定有作诗的激情和天赋。
廖沙队长把我引出村东南头，来到小河边的一片树林。那时，树林上空，鸟雀惊迴，号声嘹亮。林间空地上，十几个人吹奏着各式各样的军号，乐曲雄壮有力。
“听听吧，这是《俄罗斯骑兵曲》。”廖沙介绍说，“瞧这些号，金光四射！摸一把心里能舒服一个礼拜！这是零七师包围北平时，我们化装成商人进了北平，经内线人介绍，找教堂买的。教堂有乐队，吹奏的是《上帝之歌》。我们包围了北平，《上帝之歌》哑巴啦！我们花了大价钱，把《上帝之歌》吹成人民解放的军乐！你说，来到这样的文工队，成为她的骄傲的一员，你还不是幸运么？”
我心悦诚服地点着头。
廖沙又带我往回走。谈话继续着。
“我们不仅有军乐队，还有戏剧分队、歌舞分队、曲艺分队和音乐组、创作组。战士们太喜欢看文艺演出啦！我们的演出是什么？是部队的战斗力！多么值得付出劳动的岗位，多么幸运呐！苦夏同志。你，一个中学生，梳小辫子的女学生，连枪都没放过，到了这里，一上来就是个班长级待遇！在作战连队里，一个新兵不打上几仗能提拔成班长？小组长也别想哇！半年后，就提成副排级，拿十五万指旧币，一万约合新币一元。津贴费，乖乖！女的还多拿一万元卫生费呢！管吃管穿，还管零用钱，这兵当得多好？能对不起这待遇吗？能不好好干吗？能不把吹拉弹唱，样样拿起来吗？还能怕苦怕脏怕累怕流血牺牲吗？”
廖沙的这番谈话给我印象极深。多少年后，我想起他与我第一次谈话的效果，我依然佩服，廖沙是一个做思想工作的高手。
那时，我听着廖沙的教导，虔诚地频频点头。我为我的幸运真感到无比的幸福。
“我一定好好干。”我向他保证。
“怎么好好干？”廖沙停住脚步反问。
“认真学本事，不怕苦，不怕……”
“这些都对，但不是最主要的。”他打断我的话。
“什么是最主要的？”我问。
“你只要记住一条就行。”
“哪一条？”
“服从命令听指挥。”
“是。”我点头。
“回答时要立正！”廖沙面对我“咔”——双脚一并，挺胸抬头，做了个立正姿势。
“是！”我立正站好，大声回答。那时，我已下了决心，服从命令听指挥，当一个称职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以后我还熟悉了部队中流行的一句格言：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换句话说，军人天生就是服从命令的。那么，革命军人呢？更不用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难怪文工队王统之队长和分队长廖沙都对我强调这一点呢。
最初的日子里，服从命令的新兵生活是轻松的。这种轻松主要是什么都不用操心，心理上负担极少。唯有把精力放在业务学习上，其他事一概不用考虑。
那些轻松的日子里，我努力成为一个“听话”的好兵。让我打饭就打饭，让我挑水就挑水，让我到炊事班帮厨我就帮厨，让开班务会汇报思想我就汇报思想，让我学大鼓我就学大鼓，让我学跳舞我就学跳舞，让我学弹弦子我就学弹弦子……日子在音乐、快板和歌声中一天天度过，轻松欢快得像一条奔流的小河。
不知不觉，时间的小河已流过了一九五○年。一眨眼过了阳历年，再一眨眼就到了虎年年底了。那时候，全国上上下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声一浪盖过一浪，没有一天我们不集体读报，品尝朝鲜前线传来的志愿军胜利消息。虎年快过完了，美帝纸老虎也现原形了。奇怪的是，兔年将至，武松打虎的年画却抢手。连我们文工队也买了十几张，一家房东赠送一张。都说，中朝人民好比武松，美帝李承晚是老虎。抗美援朝就是武松打虎。但武松打的真老虎呀？美帝不是纸老虎吗？管它是啥老虎，它侵略朝鲜咱就不答应！它把朝鲜当跳板想跳到中国来吃人咱就不答应！人们捐款、写慰问信、签名请战。孩子们捡废铁上交，据说可以回炉炼钢造武器。农村妇女们做军鞋、做鞋垫，城市居民们架大锅炒米、炒面，为志愿军做干粮。而我们在国内的部队则盼着早一天开赴朝鲜前线，争取在战场上立功。
到一九五一年二月里，有关上前线的消息越传越多。先是听说三兵团和十九兵团已经开拔了，后来又听说我们部队也要抽调骨干组成一个团上去配属作战，再后来说抽调赴朝的骨干已经在唐山集中了，文工队员们急得都写请战书，要求跟部队上朝鲜。大家伙儿都摩拳擦掌，不少人还写了血书，希望能上前线，亲手把美国侵略军赶出朝鲜半岛。
那时，即将迈入人生第十七个年头的我，也与文工队其他战友一样，在时代潮流的挟裹下，整个陷于热血沸腾的亢奋中。我的轻松欢快的岁月小河很快变成一道激流，浪花迭起，滚滚而下。但是，我怎么也没料到，这条激流又那么快地跌落进一处深谷，陷入一道道漩涡，令我困惑而惆怅……
一切仿佛纯属偶然，又似乎命中注定。至今我仍不解：为什么人与人的命运可以绝然不同。是不是上苍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冥冥中在肆意拨弄着每一个人的生命之舟？
事情开始于我认识了一位团长——他姓翟，叫翟玉祥。
那一天下午，是冬末一个少有的好天气。暖和的阳光笼罩在离庄上空，村庄的屋宇、庙台和树木都浴着一层淡淡的金黄。我们歌舞队一些人在村中庙台前的空场上练习舞蹈动作。村里一些老人妇女儿童们一旁围观。
“哒哒哒……”一阵马蹄声。我们看见一人骑马经过庙台。马儿跑得不紧不慢，是一匹肥壮的黄骠马，驮着一个军人。
是王林先喊起来的——那时，王林正在要求从文工队队部调到我们歌舞队，王统之队长已经答应了，所以他便开始参加我们的训练。
“翟团长——”王林喊了一声，透着几分熟稔和亲热。
骑马的人听到喊声，向庙台这边张望，接着掉转马头走过来。
翟团长骑马到庙台前，面对我们并不下马。
“老团长……”王林笑嘻嘻地迎上前，一手扯住马缰绳，仰头笑望着翟团长。
骑在马上的翟团长一张瓦刀脸，下巴又大又光，好像占了整张脸的一半儿，活像绱鞋用的半个又光又扁的鞋楦头。
我注意到王林喊他老团长的熟稔劲儿，而翟团长望着王林的表情也似父亲看着儿子。
老团长的确显老，两道细而深的皱纹居然从两眼角弯弯地直贯到嘴唇两侧，好像两个大大的括号把他的五官括进了窄窄的空间，只把鞋楦头般的下巴遗漏在外。
翟团长用慈父般的笑容看着马头一侧的王林，抬手用一根皮鞭朝王林的头轻抽一下。
“你个小和尚，在我那里当警卫员多好，非吵着到文工队来，你说在这女人堆里能混出个啥出息？能混上个好媳妇，是不是？”
王林嘿嘿笑着，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翟团长，你又耍大男子主义，看不起女同志，封建思想！”李春红向翟团长发出抗议。
“哟嗬！是春红同志吗。”翟团长望着春红笑道，“大男人不好？这么说小男人好嘛？我说你为啥不赶紧跟蔺有亮同志拜了天地，原来……怎么着，咱换个小男人？哈哈……”
春红大概是跟翟团长很熟，听了这话，也不恼，只是抢上前两步，去夺翟团长手中的马鞭，一边恨恨地骂：
“看我饶不了你，让你嘴坏！”
翟团长拨转马头，马儿咴咴叫着，前蹄腾起，又原地兜了一圈。翟团长熟练地拽着缰绳，口中吆喝着，稳稳地骑在马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