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对爸爸说：“你带他到城里去吧，他总不能一辈子都跟着我们。当兵不行，去工厂当工人，人家还嫌他是个盲人。除了你，他谁也靠不上，你就帮帮他，再说，他也是因为……”话说到这里，爸爸就扭头干别的去了。他这次回来，本来就是为了接老叔进城，可话经爷爷这么一说，经人们这么一议论，就完全变了味道，仿佛他是夺走老叔一切的人。似乎每个人的话里都隐藏了这样的含义：如果老叔不变成盲人，那个衣锦还乡的人就应该是老叔，而那另一个走投无路、只能一辈子种地的人应该是他。
老叔来到城里之后，爸爸就到处奔波为他打听工作。先是介绍他到瓜子厂当工人，老叔抱着铺盖去了，没有一个礼拜就回来了。老叔被开除了，因为有人看见，他半夜起来拿着布袋偷瓜子。爸爸大发雷霆，骂老叔是个无赖，简直是给他丢脸。都是脾气暴躁的人，谁也不懂得谦让，越吵越凶，直到爸爸高声喊：“算我欠你，我一辈子欠你还不行吗？”他们就谁也不再吵了，这句话像紧箍咒，勒紧了他们的痛处。
后来爸爸又把老叔介绍到朋友开的轧钢厂，帮人家过磅。可是他去没几天，厂里又开始丢东西。这一次，人家还没说什么，爸爸就首先怀疑到了老叔，把他领回了家，那时他们已经很少说话了，一说话就会大吵起来。他们之间的争吵，就像齿轮间的沙砾，磨损着他们的亲情，可是谁也不会停下来，静一静，想办法把沙砾拿掉。爸爸对老叔那么无能为力，对老叔的愧疚却深深地压着他，他总是重复着一句话：“谁让咱欠他的呢！”
爸爸就这样被愧疚压得喘不过气，仿佛他为老叔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老叔，而是为了偿还那样一笔心债。仿佛他们已经不再是最好的伙伴、朋友、亲人，仿佛连接他们的只有那一丝愧疚。老叔成了他的负担，从最亲的亲人变成了最远的人。老叔结婚的时候，我妈妈为他们做了被套和枕头，可他都没来道一声谢。从老叔到运输队工作以后，爸爸就再也没让老叔来家里吃过饭。爸爸说：“让他结了婚有了工作，我欠他的也还得差不多了。”可是不久，爸爸就又欠了老叔一个人情。
那是一个冬天，爸爸体检查出盲肠上长了一个瘤。医生说是良性的，做了手术就没事了。爸爸住院的日子，突然有一天，老叔讪讪地走了进来，也不吭声，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吧嗒吧嗒地抽着烟。他不说话，父亲也不会先开口，就像他们互不理睬的这些年，僵持已经成了习惯。后来还是爸爸忍不住，气势汹汹地问：“你来干什么？”老叔也不答话，只是体贴备至，日日夜夜地陪伴，夜里让我们回去休息。偶尔出去买一些用品，回来拿一个小本子记呀记——他在记账。有一次他出去之后，爸爸很生气地对我说：“看到了吧，他把账记得一笔是一笔，指望着将来和我算清楚呢！”说着，顺手拿起那个本子翻，却看到上面写着：“给哥哥买一副钓得乐渔具，给嫂子买一个厨宝，不能再让她用凉水了……”原来，他是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听到父亲说想去钓鱼，还说起妈妈的关节炎。爸爸不再说话，把头扭到了一边。
爸爸动手术的前一天，医生说爸爸血象偏低，只能先输点血，可是医院还有一个急需用血者，没有多余的血，爸爸只能推后手术。妈妈一听就急了，她实在不想看爸爸躺在床上那么难受，于是跑过去问医生：“能不能再想想其他办法？”医生说：“你们家里人谁是A型血，也可以捐献。”于是老叔急忙跑过去说：“我是A型，我献。”当那温热的液体送进病房，爸爸知道是老叔为他献的血时，当场大发雷霆，他说：“我不愿再欠你的了，我不稀罕你的血。”老叔一句话都不说，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突然间难以按捺地哭了起来，就那样抱着头，放肆得像个孩子似的哭着。满屋的人都在看他，他也不在乎，就那么一直哭，仿佛有多少的委屈都要靠这眼泪才能够流尽。等到他哭累了，才慢慢抬起头对爸爸说：“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还是放不下那件事，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可是哥，你也不要怪我了！我给你买了渔具，你一定要好起来……”说着又是一阵泣不成声。我渐渐从他的话里明白，他是把我爸爸的病当成癌症了。爸爸的眼睛一直都不看他，始终盯着天花板，在那一瞬间，他还想用他一贯的冷漠和疏离包裹自己，而眼泪还是那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那夜，爸爸给我讲了许多他童年时的故事。那个时候，他们是那样相亲相爱。他和老叔提着篮子给爷爷打酒，他伸出黑黑的小手说：“弟弟，我有一毛钱，哥请你吃糯米团。”然后两个人美滋滋地吃着糯米团回家，到家后才发现篮子里找的钱丢了。两人动也不敢动，站在院子里听爷爷大发雷霆，没有勇气承认是自己弄丢了钱。最后还是老叔走过去说：“我把钱买糯米团了。”那天爷爷没有动手打人，但爸爸吃饭的时候，却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在毒日头下罚站的老叔。他说：“我总是欠着他，从他在太阳下罚站开始。”
后来我站在医院的走廊里，费尽口舌才给老叔讲清楚，爸爸的病和癌症还是有区别的。直到最后，他才露出欣慰的笑。高兴的时候，他又要给我爸爸去买橘子，那是我爸最爱吃的水果。他说：“你爸最爱吃的就是糯米团、瓜子和橘子，现在糯米团已经绝迹了？”说起瓜子，他无意中说起了那件爸爸永不原谅他的事，就是那一年他偷了厂里的瓜子，他只是想装一口袋带回来给爸爸吃。他这样说的时候，我能感到他因为那件事所经受的世态炎凉。他没和爸爸解释过这件事，爸爸的愧疚已经把他们隔得太远。
现在我才明白，若干年前老叔跌伤了眼睛，可他的心灵还是明亮的。被蒙住心灵的是爸爸，他的愧疚让他看不到真情——有的真情，只有用爱的眼睛才能够看到。
我对爸爸说，也许没有可以称量亲情的天平。就像买橘子，你要5斤，他总不能给你放到正好，多一个秤高，少一个秤低。真情放在天平上，也总是一边高一边低，一味斤斤计较，计算着谁付出的多，谁得到的少，只会让你看不到亲情的重量。爸爸点点头，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那天爸爸出院，老叔也去接他，当走出门口的时候，他对老叔说：“二宝，去我家吃饭，带上孩子他妈。”这么多年，我爸爸第一次叫了老叔的小名，我也第一次看到老叔那么快乐地笑，原来他等待的，不过是这样温情的一句话，就像小的时候，爸爸伸出黑糊糊的手说：“弟弟，我有一毛钱，哥请你吃糯米团。”
就像狐狸告诉小王子的那样，有些事情要用心才能看清楚，要用爱的眼睛看才能领悟。
没有很好的沟通，人与人之间可能就会发生误解，使原本小小的芥蒂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如同爸爸和老叔多年的僵持。因为有了愧疚，他们之间的爱总是那么沉重，让人感到窒息的压迫，一次次的帮助更像是一种还债，一种补偿，一份解脱。这份愧疚令爸爸难堪心灵重负，负罪感把他的眼睛蒙得紧紧的，这样的眼睛让爸爸只能看到歉意，看不到爱，即使看到，也不真切。
患难时刻见真情，爸爸的患病尽释了两兄弟间的嫌隙。出乎爸爸的意料，老叔很豁达，“一只眼睛”的情债只有爸爸耿耿于怀。
当云雾散尽，洗涤后的眼睛更加明亮，它不再计较得失，因为亲情是没有重量的，更是无价的。
外婆的硬币
曾庆宁/编译
那年冬天，居住在美国西北部的我们刚经历了被称为“哥伦布暴风雪”的灾害性天气。无情的暴风雪和肆虐的狂风摧毁了很多房屋和树木。空气中弥漫着刺骨的寒冷，将我们的房子变成了一个冰窖。
父亲点燃了壁炉里的木柴，我们兄弟姐妹便一窝蜂似的跑到壁炉前面取暖。木头发出噼劈啪啪的响声，赤红的火舌舔着炉膛，我感到胸前逐渐暖和起来。然而，正当我闭上眼睛背对着火炉，享受炉火带来的惬意时，不幸降临了。不知何时，一个从壁炉里溅出的火星点燃了我棉睡衣的后背。等被发现时，火星已变成火舌开始吞噬着我的睡衣。空气中夹杂着炭火味、棉絮烧煳的味道和我身上的肉被烧焦的味道。一阵剧痛后，我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我已躺在医院的床上。医生告诉母亲，我左腿的皮肤和神经组织被严重烧伤。由于伤势很严重，医生严肃地对母亲说：“美洛蒂的伤势很重，植皮手术做完后，她的一只脚可能会僵硬，也就是说她只能一只脚走路，当然，幸运的话，她能恢复到不靠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路。”母亲听到医生的警告后痛哭流涕。腿上伤口的恢复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此后几个月，我每天都得换包扎伤口的纱布，其间，医生把我臀部的皮一点点植到了左腿的烧伤部位。那是我有生以来身体经历过的最痛苦的时候。下半身的任何一点活动都会带来巨大的痛楚，要想站起来走路简直是天方夜谭。伤口愈合的初始阶段，那种疼痛是常人无法忍受的，任何腿部活动对于我都是一种折磨，我只能整天静静地躺着。
外婆住在附近的小镇上，离我家有五英里远。我受伤后，外婆每天一大早就赶过来看我，直到傍晚才回她自己家，从未中断过。
外婆绝不能接受我瘸着腿走路或者只用一只脚走路的想法，也绝不允许别人说这样的丧气话。她总是用她干枯的手抚摩着我的额头，说：“亲爱的，你一定会站起来，用双腿走路的！”那时候，外婆每天都会鼓励我，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哄我活动那只伤脚。为了让外婆高兴，我宁愿忍着剧痛，噙着眼泪活动那只受伤的脚。
有一次，移动伤脚时产生的剧烈疼痛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号啕大哭，决定放弃取悦外婆。我哭着对她说：“外婆，我的脚实在太痛了，我不想再走，永远也不想再动它一下。”
在我拒绝练习走路一天后，外婆带来一个蓝色的布袋子。她对着我神秘地笑了笑：“亲爱的，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
外婆拿起布袋摇了摇，里面传来悦耳的金属碰撞声。“哦，我知道了，是硬币。”外婆居然带了一袋子硬币过来。一个硬币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时一个美分都能买到一把做成动物模样的糖果呢。躺在沙发上，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袋子里那些鼓鼓囊囊的硬币。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硬币。它们让我想起那些美丽的糖果，我异常兴奋，忘记了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