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讲究布局，所以曾国藩更看重对趋势的把握。他曾在家书中对他的弟弟曾国荃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曾国藩全集·家书》）就是说能不能看清趋势、把握趋势，那是兵法中最重要的部分。既然打仗这么艰险的事儿都是这样，其他的事儿就更不用说了！
曾国藩在行动智慧上特别推崇争势，这从他对左宗棠的评价上也可以看出来。
曾国藩与左宗棠向来不合，尤其是两个人的性格与个性差异很大，行事风格也大相径庭，左宗棠向来看不起曾国藩，曾国藩对左宗棠也很有意见。可即使这样，曾国藩却在家书中对自己的弟弟由衷地称赞左宗棠，说“其不可及处，只在善于审几审势耳”。（《曾国藩全集·家书》）
几，就是几微，就是事物发生之前的征兆；势，就是事物的发展趋势。曾国藩是说，左宗棠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就是对趋势的准确把握。
曾国藩既然在审几审势上如此推崇左宗棠，说明他不仅是推崇左宗棠的智慧，更推崇的是这种审几审势的眼光与能力。事实上，曾国藩大半生，都特别重视这种审几审势之学，尤其是“势”这个字，几乎成了他一生临事处世、安身立命的根本。
曾国藩在政治上平生两件大事，一是率湘军剿灭太平天国起义，一是开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干成，都是得益于对“势”的把握。
在太平军的作战上，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远见，他不急于求成，沿江而下，一个城一个城地打，一个点一个点地占，等点连成了线，等线连成了片，势就出来了，而且这种势一旦形成，就变得势不可挡了。
说到曾国藩对“势”的把握，比他与太平军作战更有说服力的是他后半生体现出的改革思路和眼光，也就是由他一手开启的洋务运动。
准确地说，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这一年，在徐寿、华蘅芳这些科学家的提议下，曾国藩开始建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说起洋务运动开始的这个时间，我不由得有很多感慨。我常跟我的学生说，中国的近代史不忍卒读，因为每多屈辱不堪；中国的近代史又不能不读，因为知耻而后勇。大家可能不知道，虽然这时候已经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但如果一切都能按曾国藩设想的那样进行下去的话，中国在当时赶超世界列强也还为时未晚。
要知道，日本变革图强的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晚于洋务运动整整七年。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在1871年才完成德国的统一。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才刚刚开打，直到1865年才结束，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美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才刚刚起步。就算法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在1870年惨败于普法战争，元气大伤。西方列强里当时真正有力量的是所谓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曾国藩的洋务运动本质上是要向西方学习，要加入西方科技文明的行列。可惜，因为慈禧这样的执政者和满清腐败的朝廷，所谓洋务运动的改革到最后不过徒有其表而已。
抛开结果不谈，我们想问的是，虽然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人才是洋务运动的干将，但第一个提出洋务运动思路并开启洋务运动的实践的人为什么会是号称理学大师、儒学大师的曾国藩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曾国藩的眼光，因为他对趋势的感知与把握。
1853年，他在组建湘军的时候，就极有远见地提出，要彻底战胜太平军，一定要凭借水师的力量，也就是要组建海军，所以他任命的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又被称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海军之父。
后来，在水师的发展过程中，他又极具远见地指出要学西方建造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水师不能只有木船，一定要造铁甲舰。在这一点上，曾国藩与胡林翼同为湘军的领袖，也有着极为相似的晚年经历。
1861年，胡林翼派兵会同曾国藩攻下安庆，眼前大局已定，胡林翼兴致很高，特意从湖北赶到安徽与老友曾国藩一聚。在长江边，他突然看到英国人的一艘铁甲战舰“迅如奔马”一般从湘军水师的木船边经过，湘军水师的战舰在人家的铁甲战舰面前就像小小的玩具船。胡林翼看在眼里，突然脸色惨变，喉头一热，狂吐一口鲜血，一下从马上栽了下来。手下人都不知道怎么了，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回军营，胡林翼一病不起，临终前对曾国藩说：“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薛福成《庸庵笔记》）那意思是说太平军不足为患，而西洋列强才是国家的大患。说完，带着遗憾撒手人寰。
所以，毛泽东年轻时最佩服曾国藩与胡林翼，说他们不仅有智慧，还有救国之志、爱国之心，所以毛泽东把自己字改为润之，就是因为胡林翼，字润芝。
相似的情况是曾国藩的死也与铁甲舰有关。他晚年临终前突然病发，一个直接的诱因就是他从南京去上海，到江南制造局视察铁甲舰的制造情况。美国工程师科尔、傅兰雅告诉他江南制造局的工作效率如何低下，造铁甲舰的进程如何艰难，而这些问题的根本是清政府的体制问题。这些问题让曾国藩闷闷不乐，他回南京后就一病不起。然后把李鸿章找来交待后事，总共三个遗愿，最后一个遗愿就是要让李鸿章接好班，办好洋务运动。
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曾国藩曾老师的谆谆教导，后来李鸿章才不遗余力地大办洋务，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干将。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要倾尽余生的全力去办洋务呢？
因为趋势！因为整个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摆在那里！
整个闭关锁国的清政府，整个腐败的朝廷都在那里夜郎自大，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已经被人家打得丢盔卸甲了，已经一败涂地了，还说人家是蛮夷之邦，还不肯睁开眼睛看世界，还只是守着自己泱泱大国的身段在做梦。说到底，这帮抱残守缺的败家子完全不知道整个世界在向哪里去！
曾国藩也没留过洋，也没出过国，而且平生治学严守儒学的范畴，他不像李鸿章、张之洞有大量与西方打交道的经验。他没有这些经验，也没有相关的知识积累，可是他有强烈的趋势观。他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英法所代表的世界科技文明发展潮流的趋势。所以从个人的层面，他延揽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进入自己的幕府，并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放弃科举考试，学习西方文化；从国家的层面，他开始着手洋务运动，虽然只是从买机器、建工厂、派留学生、建翻译局做起，但这些努力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已经代表了一种新趋势的萌芽。
事实上，这两个层面的趋势论也可以说是曾国藩一生成就的关键，其实也是所有人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关键。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认清趋势与顺应趋势是最重要的。
比如比尔·盖茨，当年创办微软公司的时候也就20岁，当时他正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他决定退学并创办微软，完全是因为他对电脑行业商业性开发趋势的预见。他认为如果再不行动就会贻误商机，于是毅然决然地从哈佛大学退了学，同别人合伙创办了微软，专门从事计算机软件的编程开发。不久，因为市场的需要，他的DOS系统被电脑制造业巨头IBM所采用，比尔·盖茨一下成就了微软王国。
从民族的变革来说，产生趋势与把握趋势也是最重要的。
比如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说，工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煤炭、钢铁或纺织业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一种合力产生的变革趋势。首先，一个叫牛顿的人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其次，一个瓦特的人用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然后，一个叫亚当·斯密的人找到了那只可以影响自由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这些合力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就是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
所以，看得清趋势，才能抓得住机会。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局势并不比清政府好到哪里，但在被列强叩开大门之后，他们选择了脱亚入欧，选择了明治维新，算是真正抓住了一次变革图强的机会，搭上了西方科技文明的末班车。
而我们悲哀的是，虽然有曾国藩、胡林翼这样的政治家看得清趋势，虽然有徐寿、华蘅芳这样的科学家看得清趋势，虽然有容闳、严复这样的教育家、学者看得清趋势，但可惜慈禧这样的执政者压根就没有睁开眼睛看世界潮流与趋势的愿望。所以到最后曾国藩看得到趋势却抓不住趋势，在他死后，洋务运动过于流于表面，无法引发体制的变革，近代史的中国也就彻底丧失了搭上科技文明末班车的机会。
补充一点，曾国藩之所以在行动智慧中如此强调这个“势”字，是因为就做事而言，就创业而言，有势，才有坚持的信心和道理。
这里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小故事，发生在最讲究趋势的地方——股市。1982年，美国股市走牛，股市价格上涨，涨到连股神巴菲特觉得无股可买，于是这位名闻世界的股神干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花钱登广告，希望能买到符合以下条件的公司。他说：
“我们对具有以下条件的公司有兴趣：
1．巨额交易（每年税后盈余至少有五百万美元）
2．持续稳定收益（我们对有远景或具转机的公司没兴趣）
3．高股东报酬率（并甚少举债）
4．具备管理阶层（我们无法提供）
5．简单的企业（若牵涉太多高科技，我们弄不懂）
6．合理的价格（在价格不确定前，我们不希望浪费自己与对方太多时间）
我们承诺完全保密并尽快答复是否感兴趣，通常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他这样做，不过是要一个有明确发展趋势的好公司。
所以巴菲特说过一句名言：“如果你在错误的路上，奔跑也没用。而走在正确的路上，大可不必着急。”
因为有价值，有趋势，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