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会特别强调遇事要多化解、少拒绝的智慧呢？
当然，这与他从勤王这件事里受到的启发有关，但曾国藩的认识并不只局限于这一件事的经验与教训。曾国藩有关多化解、少拒绝的家训智慧主要有三点特别重要的内涵。
第一，从系统论的观点看，简单拒绝对一个开放的系统往往具有破坏性。
前文说到，曾国藩说：“大凡办一事，其中常有曲折交互之处，一处不通，则处处皆窒矣”。（《曾国藩全集·家书》）从这话可以明显看出来，曾国藩对处理事务是有着明确的整体性观念的，当然，他当时肯定还没有系统论的观念，但他把一事内分出“曲折交互之处”，也就是关联、关系乃至变化之处，还肯定地判断说“一处不通，则处处皆窒”，就是说一个整体事件内的相互关联是至关重要的，是相互之间有着决定性影响的，这就已经是很明确的系统论的看法了。因为系统论的根本内涵就是把一些要素看成是一个具有功能性的有机整体，这一点与曾国藩看事情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
这个“一处不通，则处处皆窒”的地方，在曾国藩看来，往往就是因矛盾、因拒绝、因不能“逆来顺受”而产生的对整个系统的破坏。所以，对一个具有开放性功能也就是发展功能的系统来说，要想保持它的发展性功能，就要尽量少出现这种因为简单拒绝而产生的“不通”。这个原理，大到国家，小到个体，无不尽然。
比如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就是一种典型的拒绝。拒绝与其他文明形态的沟通与交流，就这种姿态，已经到了曾国藩所说的“一处不通，则处处皆窒”的危险境地。可惜当时的执政者夜郎自大，即使被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打进了家门，也在心理上固守“尔乃蛮夷”、一拒到底的心态，致使近代中国错失了搭上科技文明发展这趟“高速列车”的绝好机会。
相反，我们的邻国就抓住了这次机会。日本原来跟我们一样，甚至到19世纪中期还一直奉行着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当时还是德川幕府时期，所以他们的落后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美国人“黑船开国”，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现代舰队打进江户湾，日本不得不与美国人签定不平等条约。如果这时候的日本还是按中国的老路走下去，他们的处境肯定比中国还要惨。但当时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比如号称维新“前三杰”、“后三杰”的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这些人，意识到再这样固守拒绝的姿态就是死路一条。尤其像号称日本明治维新急先锋的高杉晋作，他在1862年游历中国之后，看到清政府因为闭关锁国而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后十分震惊，回国后就致力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为开放式的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
近代史上的中国与日本，一拒，一顺，从此分道扬镳，走上了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这也导致了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的无比之屈辱、无比之沉重！这实在让人不得不深思，也不得不为此而惋惜。
其实不要说是一个国家了，就算是个人也是这样的。比如拒绝心理最严重的情况，在医学上称之为自闭症。它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拒绝改变固有的习惯与常规，拒绝外来新事物与新信息的刺激。所以染上自闭症后，不论是语言能力还是思维能力都会在发展上受到很大的限制。
可见，拒绝本身，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是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的。
第二，拒绝心理往往因是非或矛盾而起，简单的拒绝多数时候不仅不能解决矛盾，反而会加重甚至是激化矛盾。
现在的社会生活中，很多人越来越推崇敢于说“不”、敢于拒绝的人事原则，甚至还把这一点绝对化，事实上，以发展的眼光看，这往往是弊大于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敢于说“不”、敢于当面拒绝这种行为本身形式的意义往往更大于内容。
像曾国藩想拒绝勤王，他听从李鸿章的建议，最后的做法，其实在本质上还是拒绝，但是这种做法在形式上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拒绝的意思来。如果他要是敢在形式上拒绝，比如对要求他勤王的圣旨说“不”，或者采取不作为的形式来拖延，这种形式上的拒绝就会陷他于不义之地，到时候全天下的人都会把他骂死。所以连最要好的知己胡林翼都劝他不能这么做。所以在形式上说“不”，或者采取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高傲姿态，都会带来一种激化矛盾的恶果。
又如魏晋时期著名的名士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风流潇洒，才情惊世，但他的死就缘于一种简单的拒绝。
当时有一个非常有才的年轻人，名叫钟会。钟会出身世家名门，非常受司马氏集团的赏识，他的本领也确实很大，后来后主刘禅的蜀国就是被钟会和邓艾一起带兵灭掉的。钟会本来就才高倨傲，谁也不放在眼里。可他偏偏非常仰慕嵇康，想方设法地想结交嵇康。有一次，钟会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四本论》，大概是他的博士论文，因为份量很重，他就想让嵇康看看，也许是想请这位大名士给自己写个序、写个书评什么的。
钟会揣着书到了嵇康家，嵇康正在院子里打铁呢。嵇康这个人有个爱好，非常男人的爱好——喜欢打铁。为此，朝廷给他官他都不做。有一次他的好朋友，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向朝廷推荐他，让他出来做官，他不仅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还写了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把山涛臭骂了一顿。所以后来很多人都猜测，嵇康官也不肯做，他又不像陶渊明那样去种田，大概嵇康是以打铁为生的，这样职业与爱好就完美结合了。
钟会来到院子外，不好意思进去，毕竟此前嵇康跟他也不熟。所以钟会犹豫了半天，一发狠，隔着老远，把稿子像扔手榴弹一样扔院子里了。扔完了还不好意思，《世说新语》说“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也就是扔完就掉头急跑，落荒而逃了。
因为嵇康特别讨厌钟会的为人，所以后来这事也没下文，别说给钟会写个序、写个书评什么的，大概嵇康当时捡起来就扔打铁的炉子里了。
过了一段时间，钟会看没有下文，还是不死心。有一天，他带了一大帮朋友一起来拜访嵇康，嵇康还在院子里打铁呢。“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在给他拉风箱，嵇康则光着个膀子，露出一身健美的、古铜色的肌肤，一锤一锤地展现着力量与美。他看见钟会带着一大帮人来了，却根本就不搭理他们。这一下钟会被搞得很没面子，和一大帮朋友呆站在火炉旁边留也不是，走也不是。过了半天，钟会终于一咬牙，掉头就走。这时候从来不搭理钟会的嵇康却突然问了一句话：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这话其实是挖苦与讽刺，潜台词是——你来这儿干嘛，纯属多余！
钟会听了这话，再没像上次一样落荒而逃，而是恶狠狠回了一句：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那潜台词是——你走着瞧好了！
后来嵇康一个朋友吕安被陷冤狱，嵇康出于朋友之道出面为吕安作证，这时，已是司马昭心腹的钟会一看时机来了，就唆使司马昭把吕安和嵇康都杀了。
临刑前，三千太学生为嵇康喊冤求情，而钟会一意孤行，非要报当年被拒、被羞辱之仇。嵇康在临刑前不改名士风范，弹奏了一曲《广陵散》，曲罢，长叹一声：“广陵散从此绝矣！”然后，从容赴难。
应该说嵇康拒绝钟会的深层原因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同样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竹林七贤”中另一位大名士阮籍，他拒绝的方式就好得多，每回他都装醉不醒，甚至一醉醉上几十天，连司马昭拿他也没办法。而嵇康是敢于说“不”的，但这种快意恩仇，迅速激化了矛盾，带来的结果却实在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第三，曾国藩所说的“逆来顺受”不是屈从，而是一种化解，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智慧。
曾国藩在家训中教育子弟，说起自己四十岁以后渐悟人生境界，认为“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曾国藩全集·家书》）
“不怨不尤”是要改变心态，积极主动；“能立能达”就是要有信仰、有智慧。这个“达”的标准就是要“办事圆融”。
哪种境界最圆融？
太极的境界最圆融！
你看太极拳每招每式都在画圈，外行看了觉得这像跳舞，根本就不是武术和技击。但太极拳的这些画圈，其实是为了练习一种化劲。
什么是化劲呢？
拳诀上说“任他巨力来打我，化动四两拨千斤”。化劲就是四两拨千斤的方法。原来，就物理学的原理来看，当一个力量攻击我的时候，我以直线力量去防守的话，他攻击的力量我基本上全盘承受了。但当我以一个运动的圆去防守的话，按物理学的规律，打在这个圆上的力量大多都按它的切线方向流走了。这样一来，作为圆内的我就基本不受力了，所以画圈只需四两劲，却能化解千斤力，这就是太极化劲“四两拨千斤”的化解智慧。
这种化解看上去不是面对面的碰撞与抵抗，但更不是委曲求全的屈从与避让，这完全是一种解决问题、矛盾与斗争的大智慧与高境界。
有一位老人一个人生活，他特别喜欢安静，可每天都有一帮孩子在他门前嬉戏、玩闹，吵得他根本不得安宁。
于是，这位老人走出来对这些孩子说：“哎呀，我一个人孤独得要命，现在你们能到我这儿来热闹热闹真是太好了，我仿佛又年轻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为了表示感谢，他每人给了一角钱。
第二天，来的孩子更多了，老人又出来说：“抱歉啊，我退休后也没多少钱，但为了感谢你们，我只能每人给你们五分钱。”孩子们都很失望，每个人嘟囔着嘴，拿了五分钱。
第三天，当老人每人只给一分钱的时候，孩子们终于爆发了：“我们为你制造热闹容易嘛！你这么抠门，我们再不来为你服务了！”
从此，老人又找回了安静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