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玉屏说的“懦弱无刚”是因“懦弱”而“无刚”，可见这里主要讲的是一种性格。所以曾国藩的生发是非常聪明的，他接着祖父的“不可懦弱无刚”说“故男儿立志，必须有倔强之气”。这个“倔强”一词是生活中的常用词，我们也习惯把它作为某种性格或个性的描述。这样一来，表示某种个性的“倔强”与性格上不要“懦弱无刚”也就吻合起来了。
但我想问的是，难道曾国藩所说的“倔强”就只是一种性格特点吗？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不直接说“故男儿须有倔强之气”，却要说“故男儿立志，必须有倔强之气”呢？
这两者间的差异，就在于曾国藩多说了一个“立志”。说到“立志要倔强”，恐怕大家就会看出问题所在了，倔强只是一个性格特点的客观描述，怎么能说“立志要倔强”呢？
有关这个问题，还是曾国藩家训以及曾国藩自身的人生实践给出过最好的答案。
倔强，在曾国藩那里，首先是种遗传。
曾国藩曾经在家书中深情地回忆说：“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曾国藩全集·家书》）可见，他也认为他们兄弟几个受母亲的影响要比受父亲的影响大一些，而受母亲影响最关键的地方就在倔强上。
曾国藩的母亲姓江，小名“怜妹子”。说起她这个小名还有个来历。据说，江家的祖坟葬在一个叫仙人山的地方，后来有风水先生说，这个仙人山里的神女是一个处子，谁家葬在这个地方，九代以内都要“洗女”，就是把生下来的女孩子都要“洗”掉，意即家中不能留女孩子，否则，将来只会发婆家，不会发娘家。这明显就是封建迷信的胡说八道，可当时百姓愚昧，迷信正是常态。所以据查他们江家《湘乡测水江氏五修族谱》，到曾国藩外祖父这一代，居然六代之内，生了28个男孩，却没有一个女孩！
这说明什么？
说明生下的来的女孩，都被悲惨地“洗”掉了。
“怜妹子”生在冬天，是曾国藩外祖父家的头胎。生下来之后，她爹虽然舍不得，但还是狠心把她扔在床底下，想把她冻死。可过了大半夜，她还好好地活着。她爹狠下心来，准备用一块石磨压在小孩身上，可抬起石磨来，小孩却突然“哇”地大哭起来，她爹听了心里一惊，石磨落下来竟然砸到了自己的脚。这当爹的心中一痛，实在下不了手。孩儿她娘一看孩儿他爹下不了手，连忙把孩子抱起来，这个小女孩的命就这样保住了。因为天可怜见，没有夺了她的命，所以名叫“怜妹子”。
真是冥冥中一切自有天注定，要不是天可怜了“怜妹子”，哪里有来后来的曾国藩呢？
怜妹子命运坎坷，从小就吃苦耐劳，勤奋好学。在封建社会，作为一个乡村女孩子没有上学读书的权利，但她却认识很多字，看书信之类绝不是问题。后来她嫁给了比他小五岁的曾麟书，也就是曾国藩的爹。曾玉屏因为要全力培养个读书人出来，所以不惜血本地培养曾麟书，可这个儿子考运太差，光一个秀才十几次也考不上，曾家为此也拖得有些家道中落的样子，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巴。
曾麟书自己运命不济，几个儿子与女儿又连续降生，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他也常为此长吁短叹，愁眉不展。江氏一边操持着全部家务，还常对曾麟书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曾国藩全集·文集》）这是劝老公说，虽然生活穷一点、日子紧一点，但各安本份，努力做事，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所以“怜妹子”从不认输，从不认命，从不向命运低头，任再大的艰辛与不顺，也只是埋头努力地做下去，过下去，这种倔强的精神，曾国藩以为是母亲传给自己兄弟几个最大的人生财富。所以他才说受母亲的影响要比受父亲的影响大。
其实，曾国藩说受母亲影响大，是因为母亲比父亲更倔强些。但他没有认识到，他的父亲是他爷爷的儿子，他爷爷比起他母亲来更是一个倔强的老头。所以曾国藩既有来自母亲的直接遗传，又有来自祖父的的隔代遗传，你说曾国藩该有多倔强吧！
曾国藩说到自己的倔强性格，就和他的挺经有关了，他称之为“挺然特立”。他在家书中曾经回忆自己这种倔强的性格，说“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曾国藩全集·文集》）这是说自己早年在北京当京官的时候就因这种性格吃过亏。
曾国藩做京官时最倔强的表现当然是当年上书指责刚上台的咸丰皇帝，弄得咸丰咸老板后来一直都跟他过不去。但就算是在指责皇帝弄得差点掉脑袋之后，倔强的曾国藩还是本色难移，绝不肯随波逐流，与官场同流合污。他所说的与“大名大位者为仇”的事后来还有两桩，一是与满族正黄旗的贵族琦善为仇，一是与蒙古正蓝旗的贵族赛尚阿为仇。
琦善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他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与林则徐唱对台戏的主和派的代表人物，鸦片战争失败，他被革职，后来因为贵族身份，又重被起用，位至陕甘总督。咸丰皇帝继位后，因牵扯大案被人举报，琦善重被下狱。但琦善能革职复起，可想而知他在官场的关系有多硬，所以刑部在会审的时候，对琦善有意回护，甚至在琦善本人的罪状未审清之前，就打算先审举报人是否诬告。
面对如此荒唐的事情，限于琦善的身份与势力，并没有人有什么异议，唯独当时身为刑部侍郎的曾国藩看不下去。他义愤之下，痛斥这种司法腐败，结果一下成了整个刑部中的异类。后来，正是因为曾国藩没有昧着良心不吭声，琦善最终又一次被革职发配。
曾国藩不昧着良心说话，当时很痛快，后果很严重。不仅刑部之内大家视他为异类，甚至整个官场都开始视他为异类，因为他不懂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所以大家都开始主动与他拉开距离。曾国藩不是不知道原因，也不是不明白官场的潜规则，可越是这样，他越要坚持自己的本色。紧接着，就发生了赛尚阿的案子。
赛尚阿因为军事失误，被立案审查。因为走了朝廷内外大员的关系，所以有人试图为之设法宽囿，但曾国藩作为刑部侍郎，却不肯松口，坚决依法严办。后来，虽然廷议主张从宽处罚赛尚阿，可曾国藩却还是主张依法严办，结果赛尚阿最终被革职拿问。
琦善是满族贵族，赛尚阿是蒙古贵族，在清廷中的地位都远比汉臣高。现在曾国藩这样一个汉臣把两位权臣都拉下了马，大家都觉得这个原本温柔敦厚的湖南读书人实在也有不可理喻的地方，官场上的人开始纷纷疏远曾国藩。所以通过曾国藩此时的家书及与友人的书信也可以看出来，他其实在当京官的最后这一段日子里是极为痛苦的。因为得罪了“大名大位者”，又因为坚持原则，倔强而不知悔改，他甚至“为京师权贵所唾骂”（《曾国藩全集·家书》）。
但即使被人唾骂，被人看作异类，曾国藩也倔强地认为自己没有错，大不了回乡了事。于是他得到了一个江西乡试主考官的差事，于是他准备顺便回乡探亲，于是他走到半路上得知了母丧的消息，于是他回到湖南老家奔丧，于是他卷入了那场与太平天国苦熬十余年的战争。
说起来，也算是他的倔强改变了他的命运，甚至改变了那个时代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