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1107年6月12日～1187年11月9日），字德基，南宋第一代皇帝。
年号先后为建炎、绍兴。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正月，金兵围汴京，邀亲王宰臣议和军中，钦宗命其出使，赵构成功出使，不辱使命。后为河北兵马大元帅，有士卒万人。次年，汴京城破，徽钦二帝被俘北去，皇室男女老幼尽被虏走，北宋王朝灭亡。构在外组织勤王兵马，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是为高宗。改元建炎，史称南宋。
公元1127年（建炎元年），南逃扬州，金人于次年兵锋指向扬州。三年，自扬州至镇江，再至杭州，又北上建康府（今南京）致书金人，表示愿意削去宋朝国号称臣。金人拒绝高宗投降，再次南进，“搜山检海捉赵构”。高宗则自建康而镇江、杭州、越州、明州、定海，直至乘船逃入大海。金人也入海追击，因遇大风雨且金军不擅长水战，只得作罢。
公元1129年（建炎三年）旧历十二月，金人犯越州，安抚使李邺开城投降，卫士唐琦袖巨石袭击金将琶八未克，被杀死。次年四月，金兀术率军掳掠杭州北返，高宗才从温州再度回到越州。六月，要侍从、台谏、诸将计议驻跸事宜，并仿“唐幸梁州故事，升州为府，冠以纪元”（陆游《嘉泰会稽志序》），公元1130年（建炎四年）以后改元“绍兴元年”（1131年），于当年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是为绍兴地名的由来。在越期间，先后蠲免绍兴府三县湖田米，蠲两浙夏税、和买细绢、丝绵，减闽中上供银三分之一，释流以下囚，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等。至公元1132年（绍兴二年）正月初十离越州至临安，前后在绍计一年零八个月。
关于宋高宗的评价问题，历代倾向于定位为昏庸之主，只是北宋是在仓促之间被金人攻陷了都城汴梁，二帝“北狩”，当高宗南渡时，身边亲兵仅一千余人，然而通过各种方法，迅速调集人员防守住了淮河、长江，同时建立了南宋的根基。相比于明代，有明一代虽然一直经营南都（南京），整个南方的经营有过于北宋对南方的经营，南京六部七卿设置齐全，官僚机构完备，且四镇军事实力强大，而观于甲申以后，南明竟不能守，史可法虽然一代忠勇，令人欷歔，但是在调停部署上近乎昏聩，四镇顷刻土崩瓦解，到最后永历缅甸被俘，南明群臣尽为诛戮，酷烈之甚，与宋高宗相比，岂能谓高宗昏庸无能？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非高宗，韩世忠、岳飞诸人，谁能御之，秦桧南归，如非高宗，而是南宋后来几位君主或是南明二帝，更是极其可能是第二个曹操，高宗在上，诚如岳飞奏议所言：“黎元有归，社稷有主，今足可伐虏人之谋。”而关于杀岳飞的问题，更为复杂，首先，南宋的主战派并非就是善类，这是一个误区，即使是辛弃疾，也非常人所想的慷慨多情之士，而是乱世枭雄，封疆大吏，稼轩词中就有“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岳飞对于二帝的态度，自己奏章中有表明，自可查对，无须凭空猜度。此事成高宗污名，只是若果然无能，就是那个南逃至儋耳穷荒的丧家之犬，何能在张邦昌宵小的政权和金人战神完颜宗弼（兀术）的势力之下稳住局势，若以北伐而论，韩侂胄开禧北伐，还牵扯到了理学朱熹一派复兴，叶适一派倒下，扭转了庆元党禁以来的局势，其中功过是非更是难以定论，俗以战胜光复为荣，以备守战为耻辱，个中冷暖自然不同，只是高宗若是易与，何能在仓促之机反胜大明一代经营？孝陵玉石二百八十二年，南京竟败在马士英、阮大铖之辈手中，晚明人物和两宋人物，实不可同日而语。
南宋政权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外有金兵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南下，内有各地溃兵败将组成的游寇集团和农民的反抗武装，极大中兴四将图地威胁着宋廷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不得不抛开压制武将的祖宗家法，着意笼络重用武将。当时最有名的将领就是南渡后的“中兴四将”。其中，刘光世出身将门，其父官拜节度使，他本人早年曾随父方腊起义；张俊和韩世忠都是行伍出身，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在平定苗刘兵变中又都立有大功；而岳飞则是资历最浅的一位，但是在短短几年间，他的战功和威名就已超越其他诸将，绍兴四年八月，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宋廷授他为清远军节度使，地位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不相上下。
高宗是在向金人求和而不得的形势下才重用武将的，其目的只是自卫，并没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岳飞收复的失地，实际是从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手中夺取的。岳飞出兵前，高宗明白他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特地下手诏，告诫他只需收复伪齐所夺之地，千万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人，否则就算立下战功，也定要严惩。这一纸诏书，牢牢地束缚了岳飞的手脚，加上岳家军只有不到三万人的兵力，也无力进行北伐，因此岳飞只好在收复襄汉后，率主力退守鄂州。
面对金人的进攻，高宗始终不愿放弃投降求和。尽管绍兴四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但高宗并不想利用这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战果只是为他与金朝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绍兴七年年底，宋使王伦从金朝带来了议和条件，金朝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徽宗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高宗得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屈膝求和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派王伦使金，与金朝商量具体的和谈事宜。
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的意见，对于和议能否顺利签定至关重要。绍兴八年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说服他们至少不反对和议。张俊向来害怕金兵，在历次对金作战中都极力避免与金兵交锋，其为人又善于岳飞像逢迎，所以马上表态支持议和。而韩世忠与岳飞则坚决反对，岳飞更是对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高宗对岳飞心生嫌忌。
其实，在此之前，岳飞已经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了高宗。这位抗金最坚决的大将个性耿直，在战场上有勇有谋，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缺少心计，太不善于保护自己。
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10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第二件事发生在同年八月。返朝不久的岳飞好心建议高宗早立太子。高宗的独子赵旉8年前夭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时年才30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所以，岳飞的建议一下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高宗对他的忌恨。
这两件事以及在抗金恢复上毫不妥协的立场，为岳飞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绍兴八年，高宗与金朝的媾和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文武百官的反对之声日益高涨，只有秦桧极力支持高宗议和。十一月，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与宋使王伦南来。金使的称号中将“宋国”称为“江南”，敌对两国互通信息，应称“国信”，金朝却称“诏谕”，显而易见，这是金人故意羞辱南宋。金人接下来的要求更令南宋臣民难以接受，金使居然要高宗跪拜受诏，奉表称臣。为了苟安偷生，高宗对此并不介意，他冠冕堂皇地表示：“只要百姓能免于刀兵之苦，朕可以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
天子有此“美意”，臣民们却不愿“领情”，朝廷内外群情激愤，抗议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临安市民甚至在街上贴出醒目的榜文：“秦相公（秦桧）是细作（奸细）！”矛头虽然是指向秦桧，实际上表达出对高宗的强烈不满。尽管高宗恼羞成怒，将反对激烈的大臣一一贬谪，但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十二月，高宗以为徽宗守孝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大臣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