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性是如何变成罪的?
秦时,始皇帝“焚书坑儒”是个著名的历史事件,但始皇帝热心推广礼教,也是不争的事实。礼教本为儒家学说中的内容,为何去“儒”而存“礼”?
实际上,始皇帝一点都不傻:对他来说,儒家学说中除了礼教有用外,其他都是一派胡言——儒家反对武力,认为“奇兵有异于仁义”,而秦国正是依靠“奇兵”才得以兼并天下;儒家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对秦政来说真是“王道迂阔而莫为”。依了儒学主张,秦政权等于在自证其罪。所以始皇帝坑杀儒生而推广礼教,意在“买珠还椟”。而礼教被始皇帝从儒学中筛选出来加以推广,实在是政权建设的必要之举。
公元前219年,始皇帝东上泰山,令人刻石以颂秦德。这次活动是跟原鲁国诸儒生商议过的。颂辞内刻有“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公元前215年,始皇帝至碣石,刻碣石门以记其功,同样没忘记宣扬礼教“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公元前210年年末,始皇帝东巡至越地,登会稽山。这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次政治活动了。由于越地颇盛淫风,始皇帝指示在《会稽刻石》中专门撰写了一段弘扬礼教的“纠风”文字——
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
防隔内外,禁止淫,男女洁诚。
夫为寄,杀之无罪,男秉义程。
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
汉时,儒术终于成为显学,高踞庙堂,并登上了自上而下强行传递的官方快车。但要把一种观念涵化为民俗,则实非易事。因此汉唐盛世时期,性风俗仍呈现出淳厚宽松的特征,甚至有点自由化倾向。汉唐之盛,可以说并不因礼教盛,但当时儒术处在显学地位,官方又大张其势地弘扬,认识上的误区便由此产生了:好像中华大帝国的鼎盛是操作礼教的结果。
至于宋代,帝王们的万世基业出现了盛极而衰的崩裂征兆。处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的宋儒们,是最先感受到风气的先知先觉者。而他们对历史的思考,则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思维模式的特征:“单线因果链”——一个结果来自一个原因,一种原因产生一种结果。他们把汉唐成功的经验,总结为王者行春秋大义,圣教化及宇内。眼下颓势的症结,自然也就是人心不古,圣教失宣了。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理学的形成,可说是势所必然。
公元11世纪中后期,程颢、程颐兄弟分别提出“天者理也”和“性即理也”的哲学命题,在洛阳设学阐释,从学弟子甚众,形成所谓“洛学”。程颢主张“物我一体,忘其内外”,主张“识仁”、“定性”。他的学说基本上是一种道德修养,对理学中的陆王“心学”有极大影响。程颐和程颢一样,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但他同时提出了“阴阳之气”,并以之与人性相联系,认为“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他的学说开创了以后理学中的朱熹学派。
认真说起来,二程在哲学上并无惊人建树,且自甘于扮演儒学二传手的角色。程颢曾大言曰:“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他认为程氏兄弟的创造在于“吾学虽有所受,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然而,二程最终留给后世的“学术成果”,是他们对礼教走火入魔的推崇,是他们首创以“礼”杀人。儒学中最生动、也是最有价值的人文精神——仁,自此开始被阉割了;理,被骤然放大了;欲,成为罪恶的渊薮——
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者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
(《二程粹言·卷二》)
与早期儒家经典相较,“欲”被程子视为害人的罪恶,大大超过了欲是人的天性,需要对之善为节制这样一种限度。兹以《礼记·乐记》中关于“欲”的论述为参照,看程说对儒学的“发展”——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作乱之事。
很明显,早期儒家强调对“欲”的调节,反对无节制地纵欲,并无视欲为罪的意思。由此引发的理、欲之辩自宋儒开始就变得不可收拾了。至于朱熹,已到了人性与天理誓不共存的地步——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朱子语类·卷十三》)
说到人欲之大者,莫过于男女私情,这自然就成为首先要灭掉的人欲。如果并非为了私情,而是关乎生死的涉性问题该怎么办?这有点像淳于髡就教孟子的“嫂溺”问题——孤立无助的寡妇能不能再嫁?程颐像个冷血杀手般论述道:
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二程遗书·卷二十二》)
于是程子为理学铸造了一柄寒气逼人的屠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孟子说见嫂溺不救的人是豺狼。程子却认为,宁肯饥寒而死也不能再嫁失节,可见理学与早期儒学间已拉开了多大距离。道学家所谓“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倒是不假:多少中国女人此后便死在这柄屠刀之下。而朱熹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已到了要消灭人性的偏执程度,当看做是理学合乎逻辑的发展。
小程以冷面煞星的面孔对女人,大程却以温和的方式让女人没有灵魂,把她们当做无生命的“物”。有一则二程与青楼女子相遇而态度迥异的逸闻,足见兄弟俩“风格”的差异——
二程先生一日同赴士夫家会饮。座中有二红裙侑觞,伊川(程颐)见妓,即拂衣而去。明道(程颢)同他客尽欢而罢。次早,明道至伊川斋头,语及昨事,伊川犹有怒色,明道笑曰:“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吾弟今日处斋头,斋中本无妓,心中却还有妓。”伊川不觉愧服。
(《宋艳·卷一》)
二程中谁修炼功夫更深?或者说谁更虚伪?当推大程无疑。一方面他在那里“尽欢而罢”,另一方面又声称“心中原无妓”,说是根本就没把她们当成东西!因而,“大程心中无妓”在士林中成为美谈。对此,清人袁枚算是看透了的,他在《子不语·卷十一》中借妓女之口,将道学家痛快淋漓地讥刺了一番——
惜玉怜香而心不动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淫虽非礼,然男女相爱,不过天地生物之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比人间他罪难忏悔也。
若按袁枚之说,大程如果心中确实无妓,则应为禽兽;如果假装心中无妓而心实有所动,则属人而模仿禽兽。小程对妓怒而回避,是强制自己心不动,实为努力把自己由人转化为禽兽。除非二程天生不具备性功能,否则袁枚就是对的。
宋儒中还有一位声名显赫的朝廷大员张。此公自号乖崖,为人严峻。宰相寇准曾向其讨教,张应道:“《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回家翻《汉书·霍光传》,才知道张是在讽刺他不学无术。时李顺在蜀造反,张受命往四川督军,并收拾残局。就是这位严峻的张乖崖,在四川任上留下了令道学家钦慕不已的性闻,事见宋人刘斧《青锁高议》;《厚德录》亦载其事——
张忠定公知益州,单骑赴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使者。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栉,自此官属稍稍置姬侍矣。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资以嫁,仍处女也。
因为当时蜀地形势险恶,“寇略之际,民多胁从”,遍地暴民,以致王继恩、上官正所统率的皇家军队也不敢轻举妄动,而在那里“顿师不进”,谨慎观望。这种情况之下,张公不带女眷“单骑赴任”,一点也不说明他清心寡欲。而侍候了他四年的婢女,归还其父母时,“仍处女也”。对此,有两种说法。一是面对侍姬,张“中夜心动”,备受欲火煎迫,不得已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边走边暗自谴责自己“张小人!张小人”,终于把握住了自己。另有一种说法就有点煞风景了:张并非不近女色,而是性趣味略异常人,喜欢肛交。因此,出婢时“仍处女也”。据说这是从他的侍姬中悄悄泄露出来的。
如果张公好“后庭花”之说属实的话,那么清人纪昀述及的一位河南致仕还乡的官员,则正好跟他凑成一对——
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归里,年六十余矣,强健如少壮,恒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岁则治奁具而嫁之,皆宛然完璧,娶者多阴颂其德,人亦多乐以女鬻之。然其在家时,枕衾狎昵,与常人同。或以为但取红铅供药耳,或以为徒悦耳目,实老不能男,莫知其审也。后其家婢媪私泄之,实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虚实,殊不自讳,曰:“吾血气尚盛,不能绝嗜欲,御女犹可以生子,实惧为生后累;欲渔男色,又惧艾之事,为子孙羞,是以出此间道也。”此事奇创,古所未闻……
(《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
这位致仕还乡的老爷还算坦率,向朋友诉说了一番他的苦衷:自己无法做到绝欲,但害怕与幼妾性交生子;玩男人则又害怕妻女反被男妓所勾引,不得已而出此颠倒乾坤的下策。这只是此公私下向朋友吐露的隐私。可怜那些从他府上娶了出嫁婢女的人,见新娘尚且处女,还阴颂其德,一般贫穷人家,父母竟非常乐意将幼女卖予他使唤!
峨冠博带的硕儒虚饰矫情,活得很累。一般士人活得更累。袁枚《子不语·卷二十一》载:“李刚主正心诚意之学,有日记一部,将所行事,必据实书之。每与其妻交媾,必楷书:‘某月某日,与老妻敦伦一次。’”这位崇拜朱熹,潜心研读“正心诚意之学”的李夫子,跟妻子性交都小心翼翼坦白交代,并特别强调这活动属先儒认可的“居室人伦”范畴,无淫邪动机!
明人陈献章每次打算跟妻子性交,事前必先请示老母:“献章求嗣,请示裁夺……”要他妈同意了,他才敢跟老婆上床“行事”!而其意欲性交的理由是“为了下一代”。一顾姓朋友听说这事之后大不以为然,讽喻他说:你妈是寡妇,这种事如何能说给她听?陈于是大窘。(事见《古今谭概》)唐人薛昌绪则不是向妈请示,而是书面向妻子请求性交,由丫环转达的请示报告上写道:“薛某以继嗣事重,辄欲卜其嘉会,不知娘子可否慨允?”(引同上)理由同样是“为了下一代”!
可见,性,已经渐渐蒙上了“罪”的色彩;性活动没有被完全禁绝,仅仅是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已。
宋儒先是倡明礼教,于理、欲之辩中放大“理”;理学兴,继而由兴天理、灭人欲导出“万恶淫为首”,终致走向全面的禁欲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