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的夺取益州，前后准备时间不过几年，也大多是自己不在益州权力中心时进行谋划，由法正和张松代为交通的，而司马懿利用曹魏皇帝赐予自己的权力，孵化自己的权力之卵，吃掉曹魏的权威，则是比刘备夺西川更为明显的“孙悟空战术”。
魏明帝曹叡病死之前，令曹爽和司马懿做顾命大臣，并且指定曹芳为太子。曹叡病死之后，当时年仅八岁的曹芳登上了皇帝大位，尊曹叡皇后郭氏为皇太后，给曹爽、司马懿都加官“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并指定二人各领兵三千人，轮流宿卫宫殿以内。
司马懿和曹爽所获得的权力有多大呢？这要分几个层次来说。第一方面，是他们从死去的魏明帝那里获得的顾命大臣的身份，这是拥有随时面见皇帝、规劝和教导皇帝权力的身份，但不是一个具体的官职头衔。第二方面，曹芳即位之后给曹爽和司马懿加上的“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侍中”象征着国家机密文件参阅权，“假节钺”是拥有皇帝授予的仪仗，相当于后来“如朕亲临”的金牌，“都督中外诸军事”是最高军事统帅权，“录尚书事”是最高的行政决策权。可以说，经过这些加官，司马懿和曹爽成为当时曹魏内部行政、军事、国家机密的最高处理者。第三方面，曹爽是曹真之子，拥有皇族身份，司马懿是著名将领，拥有在军队的威望，这是他们所拥有的软性权力。
历来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大臣共同辅政，都有职位高低之分，不可能平起平坐，当时的两位顾命大臣之中，曹爽是首辅，司马懿居次。二人刚开始辅政时，表面上还能和睦相处。据《三国志·曹爽传》记载，“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曹爽也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谘访，不敢专行”。曹爽辅政后的第一个措施，即把司马懿由太尉转为太傅。名义上是提高了司马懿的身份，但是太傅这个官职只不过是个什么都不管的荣誉称号罢了，一下子就把司马懿的实权变成了顾问身份，正所谓“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
当时的情况是，司马懿早已是居于其他军政要员之上的太尉。论资历、功勋、名望和同文武官员的关系，司马懿都远远胜过曹爽。曹爽原来只是一个武卫将军，他之成为首辅，主要是凭其为皇族。因此，曹爽恐司马懿不服，所以倡议把司马懿由太尉提升为太傅，这样，既无损于爽的决策大权，也给懿以最高官位的尊荣，而司马懿仍然享有持节统兵、都督诸军、录尚书事等其他身份，实权依然如故。
虽然实权没有受到太大的侵夺，但是司马懿已经感觉到曹爽的排挤和不信任，所以他只能一方面韬光养晦，避免引起曹爽发动整个曹魏皇族对自己的反对，另一方面利用自己在曹魏享有的特殊权力和身份，加强自己的力量，既可以对付曹爽，又可以另谋更大的权力。
在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的整整十年中，在前几年还看不到二人有何直接冲突，并不是像《三国演义》里面说的那样二人一直在吵闹不停。不过，司马懿实际上一刻也没有放过扩张势力的机会。一方面，他是军队中战功卓著的将领，另一方面，他是朝廷中身居高位的大臣，更要命的是，在曹魏的时代，像“录尚书事”这样的官职，是可以自己开府的。自己开府是什么意思？就是自己招募门客和僚属，来处理他所负责的国家政务。所以，司马懿可以堂而皇之地招募人才为自己服务，并且利用“侍中”这个国家机密参阅权，把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转化成自己的权力，办法就是他看过的国家机密一律扣留，不给曹爽和皇帝看。这样一来，曹爽和皇帝的知情权被剥夺了，而司马懿的势力正靠着国家赋予他的权力日渐膨胀起来。
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初六日，魏少帝往谒明帝高平陵。曹爽及其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散骑常侍彦也都跟随前去。于是司马懿使郭太后下诏关闭城门，他父子三人紧急调集军队，占领储存兵器的武库。司马懿甚至亲自率军出屯洛水浮桥。同时，司马懿令司徒高柔行大将军事，据曹爽大将军营；令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据曹羲中领军营。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司马懿并没有贸然发动军事政变，而是采用“合法”的方式，向皇帝曹芳上奏曹爽的罪状。这是司马懿最稳健的一步棋，这样，他就把自己放在了一切行为都是为曹魏皇室着想、中规中矩的地位上，丝毫没有体现出篡位野心。他状告曹爽的上书内容十分有趣，据《三国志·曹爽传》的记载来看：
“臣昔从辽东还，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后事为念。臣言：‘二祖亦属臣以后事，此自陛下所见，无所忧苦；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黄门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闻知。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根据槃互，纵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看察至尊，候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怀危惧，陛下但为寄坐，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往言！……太尉臣济、尚书令臣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
从上书的内容来看，司马懿列举的曹爽罪状是违背先帝的托孤顾命大臣责任、自己怀有篡位野心。但是，司马懿并没有举出曹爽准备篡夺帝位的确实证据。事实上，他也不需要证据。他只是通过上书列举曹爽的“罪状”这一程序上的正义，表明自己一切行动都是在尽自己作为曹魏臣子的本分，只不过是师出有名而已。司马懿在上书中声称可以保留爽兄弟的爵位，意图是诱使爽兄弟放下武器，然后再进一步给他捏造罪状。
曹爽得到司马懿奏书以后，不敢上呈皇帝，窘迫不知所为，于是把车驾留在伊水南岸住宿，砍伐树木以为鹿角；调发附近屯田兵数千人充当警卫。这恰恰落入了司马懿的圈套，司马懿完全可以说曹爽是做贼心虚而不向皇帝上呈这道上书。司马懿在兵力布置停当之后，又施招诱之计，令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往说曹爽速归认罪，还找来曹爽所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告爽只免其官位。司马懿还指洛水为誓，表示不食言，果然使曹爽犹豫起来。
司马懿为了分化曹爽集团，特地笼络曹爽集团中位高权重的老臣、大司农桓范，打算让他领中领军。可是桓范仍旧出城投奔曹爽。桓范劝爽兄弟奉天子去许昌，调发四方兵，同司马懿对抗。可是曹爽兄弟不能听从。曹爽最后还是决定回自己府第，他说：“司马公正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作富家翁。”这个时候曹爽才把司马懿诬告他的上书呈报皇帝，请下诏免己官。可是曹爽回到家中只过四天，司马懿便给爽等加上谋反罪名，逮捕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李轨、李胜及桓范，皆夷三族。
除掉了曹爽，司马懿更可以高枕无忧地在曹魏的政权内部孕育自己的力量，并且悉心呵护，一直到司马昭掌权的时候，这颗权力之卵终于破壳而出，司马氏父子篡位的野心才昭然若揭，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4.把闹剧当成大戏
也许在今人看来，曹丕和他的大臣们的表演过于令人作呕，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可是一心一意把这场闹剧当做一场大戏来演出的。
政治文化的闹剧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一切伟大的人和事往往都会出现两次。后来马克思补充了一句，说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对欧洲历史来说，可能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欧洲的历史是断裂式的，往往因为一次大动荡大战争，就导致文明中断了，所以同一类型的人物或相似的事件最多也就出现两次而已。但是中国不同，中国的历史历经几千年没有断裂，而是一脉相承下来，所以，那些伟大的人和事也就重复出现过很多次，先行者无疑是悲壮的，而后来的不断重复，则不仅仅是喜剧，更是笑剧甚至闹剧了。
在改朝换代之际，古代欧洲的做法，是新兴力量提出自己具体的政治主张或者宗教信条，当然，在这之前，扩充势力招兵买马是一定要做的事情。而中国人却不会这样做，他们往往会借助第三者来说话，或者是号称上天已经出现了改朝换代的征兆，或者是进行传说中古代圣王政权交接的仪式。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欧洲政治家的做法更为直接有效，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特色，适应这个特色的政治形式才算得上是最经济而且最有政治影响力的。
中国的古代，有两个关于改朝换代的大理论，一个是“天命说”，一个是“禅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