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有一次旅行中，受到富裕地主兼猎人亚历山大·米海勒奇·格×××的宴会的款待。他的村庄离开我当时所住的小村约5公里。我穿了燕尾服——我劝你们便是出去打猎也非穿这件衣服不可到亚历山大·米海勒奇家去了。宴会约定在六点钟。我五点钟到时，已经有非常多穿制服、便服和其他难以定名的各样服装的贵族先到了。主人热情地迎接我，但是立刻又跑进餐室管理员的房间里去了。他正在等候一个显贵的大人物，心情有些激动——这兴奋对于他的独立的社会地位和富裕是完全不相称的。亚历山大·米海勒奇没有结过婚，不喜欢女人。到他家里的人都是单身者。他的生活很广阔，他大规模地建筑并装修祖传的大厦，每年向莫斯科定购约15000卢布的酒，受到普通人的极大的尊敬。亚历山大·米海勒奇在很早以前就退职，并没有获得任何光荣头衔……那么，什么情况使得他要强请这位显贵光临，并且在盛宴的这天从清早起就激动呢？这正如我所认识的一位司法稽查官所说的话，别人问他拿不拿甘愿送他的贿赂时他回答说：不明而知。
我同主人分开之后，就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差不多全部客人都是我素不相识的，有20来个人已经坐在纸牌桌旁了。在这些朴烈费兰斯的爱好者之中，有两个军人，长相高贵而略带虚弱；有几个文官，系着又紧又高的领带，长着只有果断而本分的人才有的下垂的染色髭须（这些安分守己的人修理纸牌时神气十足，并不转动头而只是侧目斜视着走近来的人）；有五六个县城官员，肚子圆肥，两手臃肿而多汗，两只脚安分守己地一动也不动。（这些先生们用柔和的声音说话，温和地向各方面微笑，把纸牌拿得紧靠着胸衣，出王牌的时候不敲打桌子，反之，用波浪的动作把纸牌飞送到绿色桌面上，收取赢牌的时候发出轻微而极其彬彬有礼的声响。）其他的贵族有的坐在长沙发里，有的一群一群地挤在门口或窗边；有一个年纪已经不小而外貌像女人的地主，站在屋角里，打着哆嗦，脸红着，忸怩不安地在腰际捻弄他表上的饰物，虽然并没有人去注意他；还有几个先生，穿着莫斯科裁缝（上等裁缝技师）非尔斯·克留兴所做的圆形燕尾服和格子纹裤子，肆无忌惮而兴高采烈地在那里议长论短，同时随便地转动他们的肥润而光秃的后脑；有一个20岁光景的、眼睛很近视的、头发淡黄色的青年，从头到脚浑身穿着黑衣服，样子显示很羞怯，但是在那里刻薄地微笑着……我慢慢地觉得有些寂寞起来，忽然有一个名叫伏伊尼春的人来招待我了。这是一个没有毕业的青年学生，住在亚历山大·米海勒奇家里，算是一个……究竟算是什么，很难说了。他打抢打得很好，又擅长训练狗。我还是在莫斯科的时候认识他的。他属于这样的一种青年：这种青年深沉在每一次考试的时候都“装木头人”，这就是说，对于教授的问话绝不回答一个字。为求音节的漂亮，人们又称这些先生们为“巴铿巴尔季斯特”。（您可以想见，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情是这样的：比如叫到伏伊尼春的名字——伏伊尼春在这以前挺直了身子静止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里，从头到脚直淌着热汗，眼睛缓缓地却又无意识地向周围张望——他就站起身来，急忙把制服的纽扣扣好，侧着身子走到考试桌旁边。“请拿一个考签。”教授和蔼地对他说。伏伊尼春伸出手去，手指战战兢兢地碰到了那堆考签。“请不要乱选。”有一个外来参加监考而很容易激动的小老头——别系的教授——突然憎恨起这个不幸的巴铿巴尔季斯特来，用抖动的声音这样说。伏伊尼春只得顺从自己的命运，拿了一个考签，把号码给教授看过，走过去坐在窗子旁边了，等待他前面的一个学生回答好自己的问题。伏伊尼春坐在窗子旁边，眼睛直盯着考签，至多只是像刚才那样缓缓向四周望望，然而身体一动也不动。可是他前面的那个学生回答完了，教授们按照他的才能对他说“好，你走吧”，或者竟是“很好，好极了”。于是叫伏伊尼春了。伏伊尼春站起身来，用坚定的步调走近桌子旁边。“把你的考签念一遍。”教授对他说。伏伊尼春双手把考签捧到鼻子边，缓缓地念了，缓缓地挂下手去。“现在请你回答吧。”那教授懒散地说，同时把身体向后仰，把两手交叉在胸前了。死一般的寂静支配了这考场。“你怎么啦？”伏伊尼春不张口。外来参加的小老头焦灼起来了。“多少讲一点儿呀！”我的伏伊尼春一声不吭，仿佛已经麻痹了。他的剃光的后脑一动不动地矗立着，在那里迎接全班同学好奇的目光。外来参加的小老头的眼睛差不多跳了出来，他对伏伊尼春恨极了。“这可奇怪了，”另一个监考人说，“你为什么像哑了一样站着？你是不是回答不出？回答不出就照实说啊。”“请让我另外拿一个考签。”这不走运人用低沉的声音说。教授们互相看看。“好，你拿吧。”主考人挥一挥手回答他。伏伊尼春重新拿一个考签，重新走到窗口，重新回到桌子边，重新一声不响，仿佛死人一般。外来参加的小老头恨不得把他生生地吞了下去。结果他们把他赶走了，打了个零分。你以为现在他至少总得走出去了吧？没有这回事！他来到自己的座位里，照样静止不动地坐着，直到考试结束，走出去的时候叫着：“唉，受罪！真倒霉！”这一天就整日在莫斯科街上彷徨，有时抓住了头发，悲哀地诅咒自己的愚昧不幸。书本他当然碰都不去碰它，第二天上午再重复同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伏伊尼春来招呼我了。我同他说了一会关于莫斯科和关于打猎的话。
他忽然低声对我说：“您要不要我介绍您认识此地最爱说笑话的一个人？”
“好，费心了。”伏伊尼春带我走到一个穿咖啡色燕尾服、戴花领带、额发高耸而长着髭须的、身材不高的的人那里。他的暴躁而灵活的面貌，确实显示出机敏相和刻毒相。飘忽的、讥讽的微笑不停的扭歪他的嘴唇，一双黑色的眯缝的小眼睛在不整齐的睫毛下面表露出果敢的神色。他旁边站着一个地主，这个人身体宽阔，态度柔软而甜蜜，真正是个糖菩萨，而且是独眼的。他在这矮小的人还没有说俏皮话之前预先笑着，仿佛高兴得全身融化了似的。伏伊尼春把我推荐给这位爱说俏皮话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彼得·彼得罗维奇·卢比兴。我们认识了，交换了初见的敬意。
“请准许我把我的一个好朋友介绍给您。”卢比兴抓住了这甜蜜的地主的手，突然用刺耳的声音说。“不要执著呀，基利拉·谢里发内奇，”他又说，“不会咬您的。来。”这时候狼狈的基利拉·谢里发内奇笨拙地鞠着躬，好像他的肚子落下来了似的。“来，我来介绍，这是一位出色的贵族。他50岁以前身体一直很健康，突然想起要医治自己的眼睛，所以就变成了独眼。从此以后他医治自己的农人，也得到同样的成功……而他们呢，当然也表示着同样的真诚……”
“您这人真是。”基利拉·谢里发内奇不清楚地说着，笑起来了。
“您说下去呀，我的朋友，嗳，说下去呀，”卢比兴接着说，“您好像免不了要被人家选作法官了，一定会选上的，您瞧着吧。当然喽，那时候会有陪审官来请你出主意的。可是不管怎样，您总得会说话，即使说说别人的见解也好。出乎意料省长来了，就会问：‘为什么这个法官说起话来不流利呢？’别人就会回答他：‘因为得了麻痹症。’省长就说：‘那么给他放血吧。’这在您的地位是不像样的，您一定同意这话吧。”
甜蜜的地主笑得要命。
“看，他笑了。”卢比兴继续说，脸色严肃地看着基利拉·谢里发内奇的起伏的肚子。“他为什么不笑呢？”他又转向我说，“撑的荒了，身体健康，还没孩子，他的农奴没有抵押出去——他还替他们医病哩——他的太太有点不聪明的。（基利拉·谢里发内奇把脸略微扭向一旁，假装没有听清楚的样子，但是一直笑着。）我也要笑，我的太太和土地员离去了。（他露出牙齿总装着笑容。）您不晓得这回事吗？可不是！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逃跑了，给我发了信息，信上写着：‘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不要责备我。我为爱情所吸引，我和爱的人走了……’她爱这测量师，他从来不修理指甲，而且穿紧身裤子。也许你感觉好奇？您会说：‘这个人真直爽。’唉，我的天！我们乡下人从不说假话。可是我们还是走开些吧……我们为什么要站在以后的法官附近呢……”
他拉住我的手臂，一起到了窗附近。“所有的人都感觉我说的是假话，”在谈话之中他对我这样说，“给听他话的。我只不过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要大声骂人，因此我毫无拘束。实际上，我又何必拘谨呢？不管是谁的提议，我都看得不值一文，我什么也不追求。我非常坏——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恶人至少是用不着聪明才智。做恶人是一件很爽快的事呢，您认可不了吧……喏，譬如说，喏，你看一下管理的人！天晓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奔走，不停地看时间、微笑、出汗、装神气，而让我们饿肚子？一个显贵人物，有什么稀罕！瞧，瞧，他又在跑了——还是一瘸一拐的呢，您瞧。”
于是卢比兴嘴角微张着。“有点坏处，没有太太们，”他深深地叹一口气，继续说，“这是单身的聚餐——不然，我们这班人就得意了。您瞧，您瞧，”猛的喊出声来，“科才尔斯基公爵来了——看那个男人仰着头，长着胡子，戴黄手套的。见了肯定明白他去过外国……总是迟到。我告诉您，他很愚蠢，就像商人的一对马一样。如果在外面，您可以看到，他对我们这班人说话时很和蔼，我们那些饥渴似的母亲们和女儿们恭维他的时候，他很狭义的开心着！……他有时也说几句俏皮话，虽然他只是偶尔走过才住在这里的。说话非常让人开心！简直就像用钝刀来割纤索。对我很反感……让我去招呼他一下。”
于是卢比兴跑去迎接公爵了。“啊，我私人的仇敌来了。”猛然地来到我面前，这样说。“您看见吗？那个胖子，面色苍白的，头上长着硬毛，喏，其实就是手里拿起可以带的东西、靠着墙壁走路、像狼一样探头探脑的那个人。我花钱送给他一匹马，只卖了400卢布，这匹马价格很高，这个不声不响的家伙现在有充分的权利来轻视我了。实际他很少思考，老是在白天之初，喝茶以前，或者刚吃饭以后，要是你说他一声‘您好’，他就回答：‘什么？’啊，文官来了，”卢比兴继续说，“不干的文官，破产的文官。他有一个甜菜糖的女儿，和一所没有生息的工厂……对不起，反说了……可是您懂得的。啊！建筑师也在屋里了！是个德国人，可是生着髭须，不了解自己所干的事，真是怪事！……实际不了解自己的工作也可以，他只要拿贿赂，替我们这些主子贵族多一些杆子就好了！”
卢比兴又大笑起来……突然一种骚乱的房间非常热闹。大人物来了。主人马上奔到前室里。几个自己的亲戚和爱打招呼的朋友跟着他跑……嘈杂的谈话声变成了柔和而愉快的絮语声，有点春天的蜜蜂在他的家里所发出的嗡嗡声。只有一只不停不歇的黄蜂——卢比兴——跟强壮的蜜蜂——科才尔斯基——音量还是很高……终于蜂王进来了——首长到此。人心雀跃地欢迎他，坐着的大家都没有坐着，甚至那个以廉价向卢比兴买马的地主，就连这个地主也把下巴贴在胸前。首领神气非常威严，无以复加了：他头常向后仰，仿佛在点头似的，同时说几句嘉许的话，所有说的都用一个延长的有呼吸的声音开始说话。他带着极度的愤慨看看科才尔斯基公爵的胡子。有工作房和女儿的、破产的文官伸出左手的食指。经过一段时间——在这几分钟内，首领已经把他没有迟到而非常欣然的话说了两遍——所有的人来到吃饭的里面，有权势的人走在前面。
用不着说的太具体：大人物如何被请坐在首位，文官和省贵族长的中间（这省贵族长脸上有不受约束的管理的表现，这表情同他的僵硬的胸衣、极其宽大的背心和装法国烟末的挺圆的金子正好相称）；主人如何张罗、奔走、忙乱、敬客，穿越首领背面时向他的背脊微笑，像小学生一般站在屋里的某个角落里，匆忙地接过一盘子汤或者不大的牛肉在咀嚼；听差长如何端上一条口内有不多的花的、一个半阿尔申长的鱼来；穿号衣的仆役怎样让脸难看，阴郁地硬要把玛拉加酒或干马德拉酒献送所有的贵人；差不多所有的贵族，其实是年长的贵族，怎样才能让人服从本分喝干一杯一杯的酒；到结尾，如何砰砰的开香槟酒，首先庆祝平安——这所有的差不多是读书者所熟悉的。但是我觉得特别出色的，是首领的全部的快乐的肃静中所讲的一段逸话。个别的人，好像是那个破产的文官，他是善长学问的，他提到了女性的一般影响，其实是对青年人的影响。“对，对，”首领又不断的说，“这是实在的，但是对青年人应该努力的约束，不然，恐怕他们一看见女人的裙子就要失去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