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女儿之中一个名叫薇拉，跟别的小姐没什么两样；另一个名叫索菲亚。我爱上了索菲亚。姊妹俩住一个卧室，这里放着两张纯洁的木床，有黄颜色的纪念册，有木犀草，有画得很拙劣的、男女朋友的钢笔肖像画（其中有一个绅士的肖像很显眼，他脸上的表情很丰富，画上的签字也很有力度，别人对他青年时代期望很高，但是结果跟我们大家一样——一事无成），还有歌德和席勒的肖像，德文书，干枯了的花冠以及其他留作纪念的东西。这个房间我很少能进去，也不喜欢进去，不知道什么原因房间里使我透不过气。还有——真奇怪！当我背着索菲亚坐的时候，觉得她最可爱，或者，当我在凉台上，特别是傍晚，思念她或是幻想她的时候，这个时候觉得可爱。”
“那时候我望望晚霞，望望树木，望望已经黑暗但是还清楚地映射在蔷薇色天空中的细碎的绿叶。在客厅里，钢琴旁边，坐着索菲亚，她正在不停地弹奏贝多芬作品中她所喜欢的充满热情和沉思的一个乐章；索菲亚的母亲坐在长沙发上安稳地打鼾；在夕阳照射下的餐室里，薇拉忙着准备茶；茶炊发出奇妙的咝咝声，就像有什么喜事；脆饼折断的时候发出愉快的爆裂声，勺子碰着茶杯的时候发出叮叮的声音；金丝雀忙碌地转了一天，突然不叫了，只是偶尔啾啾地叫几声，就像有什么要求一样；从透彻的轻柔的云层中不时掉下几点疏落落的雨滴来……我坐着，坐着，听着，听着，望着，我的胸襟开朗起来，就像自己又在恋爱了。在这时候，就在这样的黄昏的影响之下，我向老太婆提出娶她女儿的请求，两个月后我结婚了。我似乎觉得我是爱她的……到现在这个时候，应该知道了，现在我也无法知道我到底爱不爱索菲亚。”
“她是一个善良、聪明而不善言语的人，她有一颗温暖的心。但是天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为了久居乡村的缘故还是另有缘故，在她的心底上（倘使心有底的话）有一个无法治愈的伤口，这个伤口没有办法医好，这是一个没有缘由的创伤。关于这个创伤的存在，我当然是在结婚之后才猜测到的。我为它费尽心机都没有用！我在童年时代养过一只黄雀，有一次被猫抓住了，最终被救了出来，治好了伤，可是黄雀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健康了。不再活泼，不再给人示范唱歌，万分憔悴……结果，有一天半夜里，一只大老鼠钻进了它没有关上的笼子里，咬掉了它的嘴，它这才决心死了。我的妻子好像也被一只什么样的猫抓住一样，她也闷闷不乐起来，憔悴起来，像我那不幸的黄雀一样。有时她自己也想振作一下，在新鲜空气中、阳光底下、自由天地里振奋起来；她尝试一下，又萎缩了。她是爱我的，她曾经好几次向我保证，她没有别的愿望了——呸，见鬼！她的眼光黯然失色了。我想，也许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调查，但是一无所获。好，现在请您帮我分析一下：如果有无所不能的人，大概会耸一耸肩膀，叹两口气，一如既往的生活；可是我，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就会想到悬梁。我的妻子深深地沉浸在老处女的一切爱好中——爱好贝多芬、夜游、木犀草、和朋友们通信、纪念册等——因而对别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对于主妇的生活，她不管怎么都也不能习惯；然而，一个成家的女人莫名烦恼，每天晚上唱《你不要在黎明时候唤醒她》，实在是可笑的。”
“于是，我们就这样生活了三年。第四年索菲亚由于难产而死了，而且——真奇怪——我仿佛早就有预感，她是不可能赏给我一个女儿或儿子，给大地带来一个新居民的。我记得她殡葬时候的情景。那时候是春天。我们教区的礼拜堂很小，而且很旧，圣幛发黑了，墙壁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砖地也有几处破损了，每一个唱诗班席位上都供着一个大圣像。棺材抬进来了，它被安放在圣幛正门前面正中央的地方，盖棺上罩着破旧的布，周围摆着三个蜡烛台。仪式开始了，一个衰老的教堂执事后面拖着一个小小的发辫，腰间系着一条绿色的腰带，在读经台前悲哀地诵读经文；神甫年纪很大了，相貌和善，眼睛眯眯的，穿着黄色花纹的紫色法衣，兼任着助祭的职务作祈祷。在打开的窗子里，长满白桦的新鲜的嫩叶在风中摆动着，发出簌簌的声音；草的香气飘进屋里；像蜡烛的红色的火焰在明丽的春光中变成淡白色了；礼拜堂里到处听到麻雀的叽喳叽喳声，有时从屋顶下面飞进一只燕子来，发出响亮的叫声。在金粉似的太阳光里，几个农人的淡褐色的头敏捷地一起一伏，正在全神贯注地为死者祈祷；淡蓝色的烟从香炉里喷出来。我看看我妻子没有生气的脸……我的天！就是死，就是死神亲自来到，也帮不了她，不能医好她的创伤，惯有的一副病态的、胆怯的、不露声色的表情——她仿佛到了棺材里也还不自在……我满心悲恸。她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的人，可是为她自己着想，还是死了的好！”
讲话的人满脸发红，眼睛没有一点光亮。“终于，”他又继续讲起来，“我摆脱了我妻子死后带给我的颓丧，我就打算从事业中得到安慰。我在省城里就了职。但是在官家机关的大房间里，我觉得头痛得厉害，视力也下降了，正好也由于别的事情……我不干了。我想到莫斯科去一趟，可是第一，钱不够用；第二……我已经对您说过，我是与世无争了。这与世无争可说是太突然了，也可说是早就有这想法。在精神上，我早已与世无争了，可是我的头还是高昂着。我认为我的思想单纯，是受了乡村生活和不幸事件的影响而来的……在另一方面，我早就注意到：几乎我所有邻居，年轻的和年老的，起初由于我有学问、出过国以及我有教养的其他优点而感到惶恐，现在完全看惯了，竟开始对我粗暴或者轻率起来，不再爱听我的议论，对我说话也不再用敬语了。我还忘记告诉您：在我结婚后的第一年中，因为寂寞，我曾经尝试写作，还把一篇文章寄给了一个杂志社，要是我记得没错，那是一部中篇小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收到编辑部一封彬彬有礼的信，信里有一段话这样说的：我的智慧是肯定的，但是缺乏天才，而在文学中需要的就是天才。还有，我听人家说，一个善良的莫斯科青年人，在省长的晚会上顺便批评了我，说我是一个才能枯竭而毫无价值的人。但是我多半自发的蒙蔽性还是继续存在着，因此，您知道，我不愿意给自己‘打耳光’。终于有一天早晨，我终于清醒了。事情是这样的：县警察局长来到我家，他想让我注意我没有能力修理的一座坍损的桥。这个宽宏大量的秩序监督者用一块鲟鱼干充当下酒菜，同时用长辈的口吻责备我的疏忽，然而也体谅我的境遇，劝我只要叫农人们堆些粪料上去就行了；说完他就吸起烟来，一边谈论马上要举行的选举。那时候，有一个叫做奥尔巴萨诺夫的人很想得到省贵族长这个荣誉称号。他是一个爱说大话的人，外加又是一个贪污分子。况且他在财富上和声望都不突出。我发表了关于他的意见，而且说得很不客气。说实话，我看不起这位奥尔巴萨诺夫先生。县警察局长看了看我，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和气地说：‘喂，华西里·华西里叶维奇，我和您是没有资格议论这种人的？……本分些吧。”
“得了吧，’我生气的反问，‘我和奥尔巴萨诺夫先生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呀？’警察局长停止了吸烟，睁大了眼睛，突然大笑起来。‘哈，这人真滑稽，’把眼泪都笑出来了说，‘说出这样的话来……啊！怎么啦？’直到他走的时候，他还在嘲笑我，偶尔用胳膊碰我身体，直接叫我名字。他终于去了。这是我所缺少的最后一滴，我的杯子满得要溢出来了。我在房间走了几个来回，在镜子面前停下来，长时间看着自己的狼狈脸，吐出舌头，无耐的摇摇头。我眼睛上的泪落下来了，我清楚地看到，比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脸更清楚地看到，我是一个多么普通、平凡的人！”
讲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在伏尔泰的一出悲剧里，”他颓丧地接着说，“有一个贵族因为达到了不幸的极点而感到欢喜。在我的命运中虽然没有一点悲剧性的事件，但说实在话，我有过这一类心情。我感到了冷酷绝望中的毒辣的狂喜。我曾经整个早晨从容不迫地躺在自己的床上，诅咒自己的出生时日，这时候感到多么美好，我还不能马上停止奋斗。而实际上，请您想想，贫穷把我困住在我所痛恨的乡村里了；产业、职务、文学——都不来缠着我；我避免和地主们来往，不想读书了；至于那些抖动着鬈发而热狂地絮聒着‘生命’这个字眼、身体水肿而精神异常敏感的小姐们，自从我不在饶舌，她们对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了；我不想独来独往……我就开始，您知道干什么吗？我就开始到处串门。我好像醉心于自轻自贱似的，故意去招致各种琐碎的屈辱。食桌上仆人送菜的时候漏掉我，人们冷淡、傲慢地对待我，忽略我；他们不跟我一起谈话，于是我往往就故意在屋角里向一个极愚蠢的饶舌家点头哈腰，这种饶舌家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是很高兴吻我脚上的灰尘和大衣的边缘的……我竟不愿意想起我正在委身于讽刺的痛苦的快感中……算了吧，在孤独中还谈什么讽刺！瞧，我就是这样地一直生活到现在……”
“这像什么样子，”邻室里康塔格留兴先生的瞌睡懵懂的声音不满意地说，“哪一个傻瓜半夜里在谈话？”
讲话的人快速地钻进被窝里，害怕地探出头来望着，举起一根手指来警告我。
“嘘……嘘……”他小声说，接着，就像是向康塔格留兴说话的方向赔不是，恭敬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对不起……”接着小声说：“应该让他睡觉，休息能让他恢复体力，那么，至少明天吃起东西来，跟以前一样地满意。我们不能打扰他。况且我所要谈的，已经都说过了，您大概也想睡了，祝你晚安。”
讲话的人快速地转过脸去，把头埋在枕头里了。“请问贵姓？”我问。
他快速地抬起头来。“不，别这样，”他打断了我的话，“请您不要问我叫什么，也不要向别人打听。就当我是一个无名的人吧。况且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所以也就不配有独特的姓名……但是如果您一定要给我一个称呼，就叫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吧。无论是哪，都有这样的哈姆雷特，……再见吧。”
他睡觉去了。第二天天一亮，他已经不在屋子里了。他在黎明之前就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