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有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坐了马车打猎回来，叶尔莫莱靠着我旁边打瞌睡。睡着的狗都像死了似的躺在我们脚边，跟着车子幌悠。马车夫频频地用鞭子驱赶马身上的牛虻。白茫茫的土烟像轻云一般在车子后面飞扬。我们开进了森林。路况很差，车轮常常碰着灌木。叶尔莫莱抖擞一下，向周围探试……“嗳！”他说，“这里很可能有松鸡。我们下车吧。”我们停了车，走到杂乱的地方。我的狗吓坏了一窝鸟。我开了一枪，正要重新上膛，忽然旁边发出很大的窸窸窣窣的声音，一个骑马的人扒开树枝，向我走来。“请问，”他用无礼的声音说，“您怎么可以在这里打猎，先生？”这不相识的人语速特别快，断断续续的，而且带口音。我看了看他，我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亲爱的读者，请想像一个个头矮小的人，头发淡黄色，长着一个酒糟鼻和极长的火红色髭须。一顶深红色呢顶子的尖头波斯帽戴在头顶上，帽檐盖到眉毛边。他身着一件破旧的黄色短上衣，肩上有黑色棉天鹅绒的弹药袋，衣缝里到处镶着褪色的银带；他肩上挎有一个号角，腰带上佩有短剑。一匹瘦弱的、鼻子凸出的栗毛马在他身子底下玩命似的奔跑着；两只瘦削的弯脚波尔扎亚猎狗也在马蹄旁边溜达。这个骑马人的面貌、眼光、声音、每一个动作，全部都展示出狂妄的勇敢和从没见过的傲慢；他那双淡蓝色的、忧郁的眼睛像醉汉一样东转西晃；他看着天，鼓起两颊，鼻子里发鼾、浑身震颤着，仿佛威势过盛似的——好像一只吐绶鸡。他又问了一遍。
“我不知道此处是禁止打猎的。”我回答。“先生，”他接着说，“您是在我的地盘上啊。”“好，我马上就走。”“对不起，”他说，“您是贵族吗？”我说出了我的姓名。“噢，请您打猎吧。我本人也是贵族，很乐意为贵族效劳……我叫邦捷列·且尔托泼哈诺夫。”他躬着身子，呼叫一声，在马的颈部上抽一鞭。马摇着头，用后脚一蹬，冲向一旁，踩着一只狗的脚。那只狗尖声地叫嗥起来，且尔托泼哈诺夫生气了，嘴里嘟囔着，挥手在马的两耳中间的头上打了一下，一跃而下地跳到地上，察看一下狗的脚，在伤口上吐些口水，在狗肚子上踢了一脚，命令它不要叫，接着抓住马的鬃毛，把一只脚伸入马镫里。那匹马抬着头，竖起尾巴，侧着身子冲进丛林里去。他一只脚一跳一跳地跟着它走，好不容易终于坐上了鞍子，不停地挥着皮鞭，吹着号角，驰骋而去了。我好奇于且尔托泼哈诺夫突如其来的出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忽然一个年约40岁的、身材魁梧的人骑着一匹小黑马，根本没有动静地从丛林里走出来。他站定了，从头上摘掉绿色的皮帽子，用轻柔的声音问我：是否看见一个骑栗毛马的人？我回答他说，是的。
“这位先生往哪个方向去的呢？”他用同样的声音接着问，并不戴上帽子。
“往这边。”“多谢您啦。”
他用嘴唇发出啧啧的声响，两只脚在马肚子上踢打，跨着碎步嘚嘚地走向我所指示的方向去了。我看着他，直到他的出角的帽子消失在树枝后面为止。这个新来的陌生人在外表上一点也不像他前面的那个人。他的脸硕大无比，表现出羞涩、和善而内敛的神情。鼻子也很宽大，上面全是青筋，表明他比较不安分。他的头上，前面已经谢顶，后面簇着几缕淡褐色发卷。一双小眼睛好像是用芦苇叶子切出来似的，可爱迷人。红润的嘴唇甜蜜地微笑。他上身是一件有硬领和铜纽扣的常礼服，这衣服虽然穿很长时间了，但是很洁净；他的呢裤子吊得很高；在长筒靴的黄贴边上面露出肥胖的小腿肚。
“这个人你认识吗？”我问叶尔莫莱。“这个？是吉洪·伊凡内奇·聂道比斯金，住在且尔托泼哈诺夫家里的。”“怎么，他是什么人吗？”
“没有什么钱，可是且尔托泼哈诺夫也是一个穷光蛋。”
“那么他为什么要住在他那里呢？”“他们是好朋友，两个人无论到哪儿都在一起……真是穿连裆裤的……”我们走出了丛林。突然我们旁边有两只共恰亚猎狗撕打起来，一只肥壮的雪兔跳进了已经长得很高的燕麦田里。几只共恰亚猎狗和波尔扎亚猎狗随同它从树林里蹿出来，且尔托泼哈诺夫自己在狗的后面冲将出来。他不吱声，不向狗发号令要那些狗去追捕；他气喘吁吁的，累得快要断气了；他那张开的嘴巴里有时发出些断断续续的、毫无意义的响动来；他发狂地奔驰着，没命地用皮鞭抽打那匹不幸的马。波尔扎亚猎狗追上了那只雪兔……雪兔停顿了一下，迅速地向后转，跑到叶尔莫莱面前，钻进树丛里去了……波尔扎亚猎狗和它错过了。“快——跑，快——跑！”失神的猎人语无伦次地用力叫喊，“老兄，帮个忙！”叶尔莫莱开了一枪……受伤的雪兔趴在平坦而干燥的草上，纵身一跳，在袭击过来的猎狗的牙齿里凄惨地叫号起来。共恰亚猎狗立刻都跑拢来了。
且尔托泼哈诺夫纵身跳下马来，挥动短剑，快速跑到狗旁边，怒气冲冲地嘟囔着，攫取了被它们抢占的兔子，然后抽搐着整个脸，把短剑捅入兔子的脖子里，直到只露剑柄为止……插进之后，就咯咯地大嚷起来。吉洪·伊凡内奇在树林边上出现了。“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且尔托泼哈诺夫又叫一次……“咯咯咯咯。”他的同伴泰然处之地附和着。
“夏天不适合打猎的。”我指着被毁坏的燕麦对且尔托泼哈诺夫说。
“这是我的田。”且尔托泼哈诺夫着急地回答。他割下兔子的脚，把胴体挂在马背皮带上了，把脚分给狗吃了。“朋友，我用尽你的弹药了。”他根据打猎的规矩对叶尔莫莱说，“还有您，先生，”他又用那种毫无感情色彩的声音对我说，“也多谢了。”
他骑着马。“请教……我忘记了……您如何称呼？”我报上了我的姓名。“我能和您相识，非常高兴。倘有机会，欢迎您到我家来作客……”接着他又生气地说：“那个福姆卡到哪里去了，吉洪·伊凡内奇？追捕雪兔的时候他去哪了。”
“他骑的马归西了。”吉洪·伊凡内奇微笑着回答。“归西了？奥尔巴桑归西了？嘿，呸！……他在哪里，在哪里？”“在那边，林子后面。”
且尔托泼哈诺夫用皮鞭打一下马的肋帮子，抚袖而去。吉洪·伊凡内奇向我鞠了两次躬——一次为他自己，一次为他的同伴，然后又跨着小步子，慢慢地走进树林里去了。
这两位先生极大地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两个禀性完全不同的人坚不可摧的友谊是凭什么建立起来的呢？我就开始探访。我所探得的情形如下。
邦捷列·叶列美奇·且尔托泼哈诺夫是附近一带鼎鼎大名的一个不可一世的人，头等的目空一切的鲁莽汉。他在军队里的时间不长，因为发生“不快事件”，就以那时人们所谓“母鸡不是鸟”的官衔的名义退了职。他出身于一家豪门，他的祖先们生活条件好，根据草原居民的习俗，这就是说，所有的客人都一视同仁，请他们开怀畅饮，分发给客人的马车夫每三匹马一俄石的燕麦，家里养着乐师、歌手、帮闲和宠物，在节庆日款待众人喝葡萄酒和麦酒，一到冬天用自己的马又带沉重的大马车到莫斯科去。有时却很长时间没有收入，靠家禽来糊口。邦捷列·叶列美奇的父亲名下的家产，已经所剩无几了；到他手里又被尽情地花销一番，他临终，留给他惟一的儿子邦捷列的，只是已经抵押出的贝松诺伏村和35个男农奴、76个女农奴，还有科洛勃罗道伐荒原上14.25俄亩荒垦的土地，不过在史书记载中并没有发现关于这土地的任何契纸。这位先人实在是由非常奇怪的方式而破产的，是“经济核算”毁灭了他。依据经验，贵族们不可能依靠商人、市民和类似的他所谓的“强盗”。他在自己的家乡开创了很多的手艺作坊。“又体面，又便宜，”他常常赞称，“这就是经济核算！”他一直没有放弃这种致命的态度，正是这种思想使他破产了。然而他因此获取了这时期的欢乐！他所有创新都被实行了。在种种发明之中，有一次他根据自己的想法制造了一辆庞大的家庭马车，这辆马车笨重极了，当时他把整个村庄里每家的农家马及其马的主人们都邀请来，叫他们一起来拖，没想到它在第一个斜坡上就散架了。叶列美·卢基奇（邦捷列的父亲名叫叶列美·卢基奇）吩咐在这斜坡上竖起一个纪念碑，心里却一点也没有后悔。他又曾想开发一个礼拜堂，当然是自主设计。他把所有树林的木材做为材料，奠定了基础——大得不得了！竟同省里的大礼拜堂的基础一样。他支好四周，开始搭建圆屋顶，圆屋顶搭建失败。他再造，圆屋顶屡次未果。他第三次造，圆屋顶第三次失败了。我的叶列美·卢基奇就冥思苦想：这事情不对劲……一定是有人故意在那里捣蛋……于是下了命令：鞭打所有的老太婆。该打的人都被鞭打过了，但是圆屋顶还是造不起来。于是他开始依照新思路来替农人改建住屋了，一切都来源于经济核算。他把每三家农户按照三角形聚在一起，中央立一根竿子，竿子上安放一只油漆的椋鸟笼和一面旗。他基本上每天想出一个新点子来：有时用牛蒡叶来做饭，有时把马尾毛剪下来给家仆打苍蝇，有时打算用荨麻来织布，用蘑菇来喂猪……然而他不仅仅是爱搞经济改革，又注重他属下的福利。有一次他在《莫斯科时报》上读到哈尔科夫的地主赫略克·赫鲁表尔斯基的一篇关于农民平时生活中的道德意识的文章，立刻就发出命令：所有的农人必须马上把哈尔科夫地主的这篇文章熟记于心。农人们把文章读熟了。主人问他们有没有懂得这里面的含义。管家回答说：“为什么不懂呢！”就在此刻，他为了维护秩序和便于经济核算起见，命令把他所有的属下编起号码来，以号识人。遇见主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打招呼：“我是第×号！”主人回应：“你去吧！”
但是，无论怎样地讲究秩序和实行经济核算，叶列美·卢基奇渐渐地陷入了窘迫中。起初他把名上的几个村子抵押出了，后来又卖掉了；只有祖居地，就是那个有一所未竣工的礼拜堂的村庄，是由公家来卖的，还好不在叶列美·卢基奇生前——他一定会无法忍受——而在他逝世后两星期。他幸好还能够死在自己家里、自己的床上，有亲人围绕在旁边，由私人医生照料着；但是可怜的邦捷列所剩下的只是一个贝松诺伏村。
邦捷列晓得父亲卧床消息的时候，已经上任了，正在前述的“不快事件”的高潮上。他年仅19岁。他从小起就没有离开过家庭，一向由他母亲带大。他母亲是一个心地善良但没有心智的女人，名叫华西里萨·华西里叶夫娜，她把他养成了一个宠子和花花公子。她一手包办他的一切，叶列美·卢基奇专心于他的工作，无暇顾及。有一次他的确也曾亲手教育他的儿子，为了他把字母рцы（尔则）读作了арцы（阿尔则），但是那时叶列美·卢基奇心里铭记此事，因为他的一只深爱的狗在树上撞死了。但是华西里萨·华西里叶夫娜对于邦捷列教养的安排，也只限于一次成功的实践：她费了力气替他请到一个老师——阿尔萨斯的一个退职军人，名叫比尔科普夫的。直到她临终，她一看见这家庭教师就害怕得要命。她想：“啊，要是他不同意，我就死定！叫我如何是好呢？哪里能找得到更好家庭教师呢？这一个还是费了很大劲从邻妇家里挖来的！”比尔科普夫是一个聪明的人，马上利用自己地位的关系，整天酗酒，处于迷糊状态。邦捷列结束了“学科”，就去就职。这时候华西萨·华西里叶夫娜已经去世。她是在此举发生之前半年猝死的，她梦见一个身着白衣服的人骑着一只熊，胸前标着“反基督者”的字样。叶列美·卢基奇很快也追随他的妻子去了。
邦捷列一听到父亲生病的消息，骑着马飞快赶回家里，但是已经没赶上同父亲看上一眼了。当这个孝子突然从有钱人变成身无分文的人的时候，他是多么不敢相信啊！这样剧烈的转变，没有几个人可以接受的。于是邦捷列的性情暴躁起来，冷酷无情起来。他原来是一个虽然野蛮放肆，却很正直、大方又善良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无礼而鲁莽的汉子；同他人不接触了——他羞见富人，又厌恶穷人——他对所有人的态度都非常不正常，甚至对地方当局也这样，他说：“我是世袭贵族。”有一次警察局长没有脱帽走进他的屋子里来，差点被他开枪打死。当局方面当然也不善罢甘休，时不时也叫他知道当局的厉害。然而人们还是有点怕他，因为他的脾气异常不好，一句话没说对，便白刃相见。别人稍有反对，且尔托泼哈诺夫的眼睛就不一样了，声音断断续续了……“啊呀——呀——呀——呀——呀，”他乱叫，“我不顾一切了！”……简直要发疯了！他又是自洁身自好的人，从来不沾染一点坏事。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去访问他……尽管这样，他的心地却是善良的，甚至有他自己的奇特之处：他爱打抱不平；他尽力保护他的农人。“怎么？”他疯了似的敲着自己的头说，“想不尊重我的人，触犯我的人？除非我不是且尔托泼哈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