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戴笠电召毛人凤，说起缘由，毛人凤的弟弟毛万里起了不小的作用。
当初，毛氏兄弟随周念行在湖北黄肢公干，毛人凤当代理秘书科长，毛万里是个小科员。后来，新桂系控制了鄂政，周念行“调省”另用，毛万里自然也跟五哥毛人凤一样“晾”了起来。但他心思活，耐不得寂寞，颇有“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浪迹习性，在浙江窝了一年多，混不出个人样儿，便拔腿奔了南京。找到当教育部总务司长的老同学姜绍谟，被安排在总务司里当差。若论大小，高不出“四两白干，二两花生米”的档次，只图守着个金陵都城，也算开了眼界。
就这样捱到了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民族矛盾日趋白热化，于是在一片“共赴国难”的呼喊声里，国民党各派开始“大合作”，国民政府重新改组，教育部长一职落到了“CC系”手里，姜绍谟不是团体中人，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自然显得格外生分，他稍加思忖，便以为教育部总务司氏是干不成了，当即递出辞呈，卷铺盖返回江山老家。毛万里遭受池鱼之殃，怎敢再吃教育部的官饭？只好跟着一起走。途经杭州时，突然从报上看到浙江警官学校招生的广告，心想：三年闯荡，落得一文不名，与其回家让人指戳，不如寻个新的所在，碰碰运气，想到这里，定下了报考警校的念头。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想不到这所坐落在杭州仓桥上的警官学校，竟是个大熟人的辖地。要论亲有亲，要说情有情。原来，就在毛万里随姜绍谟落魄出京时，戴笠正好被蒋介石召去，交代了要其主持成立复兴社特务处的重任。戴笠不敢含糊，出了门便全力张罗起来。干特务处，首先得训练一批专门的人才。于是，借南京三道高井“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课”后进的“洪公祠”办了一期号称“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效果不错。但碍于地面狭窄，无从施展的窘境，戴笠旋即向蒋介石请求，另辟一块清静之地，建成训练场所，最好还能以公开的名义，向社会招生，老蒋觉得这个想法可行，马上签署手令，指定戴笠兼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事实上也就是鼓励他放开手干。戴笠心领神会，立即保举由胡宗南推荐过来的赵龙文出任警校校长，往下如教务主任、训练主任等要职，一一换上自己的亲信。一眨眼功夫，就在“CC”系控制的浙江省境内，搞成了一个戴氏“独立王国”。
毛万里投考浙江警校，恰巧撞上警校正科的第二期招生，事实上也就是吸收和训练特务的开始。考试完毕还未发榜时，他打听到了戴大哥与这所学校的关系，心头爆喜，马上写了封信给戴笠。两天后，有人找到旅馆里，直接带着他去警校谒见戴笠。小弟见大哥，老乡会老乡，无需过多的礼仪程式，待毛万里说清了愿意紧随鞍前马后的诚心，戴笠马上发话说：“用不着去读什么警校了。明天就到南京鸡鹅巷53号特务处本部报到。”戴笠急着用人，像毛万里这样从小在一起滚打过的兄弟，他一百个放心，因此，一经“考查”，便速成“毕业”了。
到底是一方山水的根底，毛万里到了戴笠手下，觉得心也畅，气也顺，一路小跑，往南京杭州打了一个半来回，便从洪公祠老特训班的少尉书记提升至杭州警校特训班的上尉书记，再提升到南京本部的少校秘书。这一连串的腾达，毛人凤全部看在眼里，咂咂滋味，说不出是酸还是甜？其间，毛万里多次劝过“五哥”到杭州跟戴大哥一起干，毛人凤始终阴沉着脸，不表示答应，也不表示反对。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一千个乐意，道理很简单：一来他深深地仰慕着戴笠，相信他能干出一番成就；二来毛万里的腾达，说明戴很讲情谊，而论及情谊，自己跟戴的关系又远远要深于毛万里，倘若前去投靠，那盘果子肯定小不了。然而，他毕竟不像毛万里那么容易将就，内心的自傲养成了矜持的习惯，越是看重与戴笠的交情，越觉得自爱高于一切，怎肯落人不请自来的俗套呢？每当被这种矛盾的心态弄得寝食不安的时候，他就一遍遍地回忆在省立一中的那段往事：他忘不了戴笠被除名后跟自己辞别的话——“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先去了，要是混好了，一定来帮衬你。”
你说过的话，难道，毛入凤恨不能当面责问戴笠。可他心里明白，真有见面的一天，责问也是多余的了。
其实，戴笠并没有食言的意思，相反倒是被毛人凤的“无动于衷”弄得暗暗伤心。他原以为：自己一树旗帜，毛人凤就会像当年干“青年会”一样，马上附和响应。谁知，左不见动静，右不见动静，便时不时地在批评毛万里的时候，夸奖毛人凤，想借此过过话，敲山震虎，搬动一下毛人凤的腿脚。
偏偏毛万里猜不透“五哥”和“戴大哥”的隐衷——表面上的不冷不热正掩饰着内心的渴求，因此，每每过话，都责备毛人凤不求进取，放着明道犹豫，反而加重了双方的误会：一个以为对方并非“看重”自己；一个以为对方无意出山“帮衬”自己，细想起来，真也是酸楚不已。
一晃眼，两年快过去了，毛、戴之间还是这么“僵持”着。其间，一些过去的同窗好友，诸如周念行、王莆臣、何芝园等，以及江山的小同乡张冠夫、周养浩、刘方雄等，一个尾随着一个被戴笠网罗到了南京。照理，落单生孤寂，再矜持的人也该松动松动了吧。不然，惯有“忍耐”力的毛人凤依旧纹丝不动，反倒是戴笠憋不住了。他原本喜欢一刀子见血，打了两年哑谜觉着太累，加上这两年特务处发展得很快，规模已今非昔比，不仅有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堂堂招牌，而且据点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与重要地区。前不久，行刺张敬尧，暗杀杨杏佛，颠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可谓连战连捷，颇得蒋介石的赞许。美中不足的是摊子越铺越大，驾驭起来十分不便。上学时，戴笠听先生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从政了几年，这个体会没站住，人到用时方恨少却成了烦恼的症结，有一天，毛万里为了点皮毛小事，与来南京向戴笠述职的浙江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争执起来，一个自以为是头儿的“小同乡”，一个凭着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资格，互不相让。事情让戴笠知道了，他不愿落下庇护乡党，结帮抱团的话柄，把毛万里结结实实地训了一通，然后说：“你就不会学学你五哥？”
“那你为何不请他来帮忙？”毛万里嘟哝着，戴笠眼里忽然闪出了一丝光，猛地往前探出身子问道：“你五哥在什么地方？”
“家兄现在崇德县政府当科长”。毛万里觉着戴笠的口气十分郑重，一边回答，一边打量着戴笠的神色。
“他为什么对县政府的工作那么感兴趣？到我这里来不好吗？”戴笠终于说出了心里想说的话，释然之际，脸有点热。
“是的，是的。”毛万里毕竟经事许多，再懵懂也该明白头儿的心意，忙说：“如果是戴先生要他来，他一定会来的，家兄常在我面前称颂戴先生有远见，有魄力，佩服得很”。后面的话显然是毛万里自己的恭维，但附上去，也不算过。戴笠听了，大觉受用，甚至还有些感动，咧着大嘴笑了，二话没说，唤过毛钟新，按毛万里提供的地址，拟了一份电文稿，即刻发了出去，全部加在一起九个字：“祈即来南京一叙为盼。”
戴、毛两人本来就隔着一层窗户纸，无论谁主动一捅，就能穿隙而过，两载等待之后，终于有了一拍即合的结局。瞧着毛人凤匆匆打点行装，启程的忙碌劲，正应了一句老话叫：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警校里熬资格
1934年暮春，毛人凤揣着戴笠亲笔写的派令，从南京前往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此前，他已正式履行过加入特工的宣誓仪式，并被叙为上尉军衔，这与毛万里的少尉起点相比，显然是高了一层。另外，他听兼理特务处本部庶务的张冠夫介绍，过去特务处刚创建时，各人的薪水都是按资格裁定的。以黄埔军校的出身为例，第一期毕业的，每月80元；第二期毕业的，每月70元；递减至第六期，是每月30元。毛万里来这儿时，经济状况有些许好转，但也只能比照五期生，每月拿40元。而毛人凤初来乍到，戴笠亲自指定他的月薪是90元，足见，戴笠对他的重视与信任。临行前，戴笠又把毛人凤召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表明用意。照戴笠的说法，杭州警校其实相当于特务系统中的“黄埔军校”，凡是他有心栽培的人，都必须先从那里干起，一上任，便有了当先生的身份，而后才算得上正宗。
然而，到达警校后，毛人凤才发觉事实与想象距离甚远。校长赵龙文或许看在戴笠的亲笔派令上，还算客气。顶头上司王孔安却是冷模冷样地毫不假以辞色，指派他一个区区文书之职，整天坐在冷板凳上抄抄写写。特派员办公室里，除了书记长以外，还有一批政治指导员，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黄埔”出身，一个个心高气傲、自以为是的模样，根本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想怎么差遣就怎么差遣，换了别人，简直无法容忍。这时，毛人凤才体会到戴笠临行前对他说的一句话：“慢慢地熬资格吧。”熬资格的日子真不好受，除了要容忍以牌子名义压人的鄙视外，时不时地还要受“夹板”气。说来这也是戴笠自己资格有限（黄埔六期生），且又为人悍狠的结果。这批“黄埔生”当面不敢不敬，背后常拿戴笠引进特务处的江山同乡开涮。毛人凤来到浙江警校不久，就得了“大毛”的绰号。原来，此前已有了“老板”身上“三根毛”的说法。毛万里是一根，再就是戴笠的妻舅毛宗亮与机要秘书毛钟新，现在加上毛人凤，算是“四根毛”了。为了加以区别，这些贫嘴的家伙就把年龄最大的毛宗亮称作“老毛”；年龄最小的毛钟新叫“小毛”；剩下的毛氏兄弟就是“大毛”、“二毛”了。平时，这些奚落人的绰号，让毛万里当面听到，一场争斗决免不了。惟独毛人凤听之受之，神情泰然。时日一久，“大毛”的名头叫顺了嘴，毛人凤三字倒成了生疏的符号。有一天，书记长王孔安在办公室里召集政治指导员们开会，会议进行到中途，校长赵龙文把他找去商量要事，耐不住寂寞的“黄埔生”趁机开起了玩笑，毛人凤自然又是众人取乐的对象。有人说：“大毛，你过去叫毛善馀是不是？还有二毛，叫毛善高是不是？”毛人凤不得已地点点头，眼睛仍盯在笔尖上，“忙”着抄写。那人接着说：“我们乙班有个学生，也是江山人，叫毛善森，大概也是你兄弟吧？”毛人凤一愣，记得本家兄弟中确有个叫毛善森的，怎么他也来了？毛人凤来不及再往下想，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不就有了一个‘三毛’了吗？”引得一场哄堂大笑。毛人凤嘴角抽了两下，以笑非笑，心里充溢着羞辱。会后，他趁人不注意，跑到乙班，跟那个叫“毛善森”的见了一面，才发觉是冒牌货。这人真名叫毛鸿猷，只因当年报考省立第八师范，借用了毛善森的高小毕业证书，才把本名“丢”了。尽管如此，说法上还是变成了“老板”身上第“五根毛”。对此，毛人凤从不辩解，只在假毛善森毕业后正式登记参加特务组织时，劝他改了名字，叫毛森。这就是日后军统中著名的“浙江三毛”中的一毛。
对毛人凤在浙江警校“熬资格”的状况，文强（当时是浙江警校的政治指导员）后来有段回忆，他说：“（毛人凤）整天足不出户，不言不笑。不管有事没事，总是默默地守在办公桌旁。大概是由于他埋头工作，给上司留下好印象，一年后被升为记录员。当时，我是警校的政治指导员之一，我每次在特派员办公室参加政治指导员会议，总见毛人凤一言不发地做记录。我们抽烟他不抽，我们喝茶他不喝。会后照例有一顿美餐，也不见他入座。在书记长颐指气使的指挥下，他谦恭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显出十足的奴才相。戴笠身边的人，对他无不冷嘲热讽，而他却安之若泰。”
其实，文强哪里知道，这正是毛人凤的看家本领，心字头上一把刀，只要忍住了，时间不负人，水滴石穿，再蛮横的性子也爆不出火星。有的人甚至还对他产生了好感，点评“五毛”之际，常常说几句“大毛”的好话。新上任的书记长张行琛就是一个。自接替王孔安后，毛人凤踏实勤勉、不喜张扬的工作作风，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旦发现有浮皮潦草的情况，就亮出毛人凤，要求大家向他看齐。当时，在警校本部附近，有一块被人称为“租界”的地方，专门用来进行保密程度极高的特工训练，一般人未经特许，是不准出入“租界”的。但由于工作需要，再加上毛人凤寡言沉稳的禀性，张行躁就把进入“租界”传递公文的任务交给了他，在师生员工的眼里，这无疑是陡添神彩的一笔，如果说这一年多的生活中还有点滋润的话，恐怕也就像长不好的甘蔗，末尾梢上有点儿甜。
官州股长
1935年初夏，毛人凤接到调令，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任股长，佩少校军衔，这也意味着在浙江警校特派员办公室“熬资格”的日子结束了。
然而，升官并不等于长身价，庙宇大了，菩萨也高。就拿武昌行营来说，其实与“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是一个二合一的班子，说俗了，也就是一套人马挂两块牌子。“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兼行营主任。毛人凤所在的第三科差不多也是这么个架子，同时还有着军事委员会调统局第二处武汉站的牌子。武汉站的站长周伟龙事实上是这里的头儿，直接领导着担任三科科长的陈郡年。
凭着一年多的警校历练和静心细察的功夫，没过多久，毛人凤便瞧出了其中的一些暗扣。他记得戴笠在阐明特工的含义时，曾连珠炮似地说过一串意思相近的词，所谓：特别任务、特殊任务、特种任务、特种勤务、秘密武器等等。随后去南京特务处本部时，他发现机关不设在复兴社总部所在的明瓦廊，而是单独地偏居在鸡鹅巷53号时，曾有点迷惑不解。现在终于醒悟：
原来，复兴社在各地的分社与特务处在各地的分站，全都是分灶埋锅的，而且明里暗里的关系也不一样。明里看，分社书记长的名头和级别要比特务站长高；暗里，书记长的一举一动，都要受特务站的监督，特务站的事却不能过问，有时甚至连特务站机关设在哪里都不知道。显然，戴笠执掌的复兴社特务处，不仅自立系统，在工作性质上还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和隐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