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到了这一层暗扣，回头再来掂量特务处武汉站的站长周伟龙，不得不刮目相看了。黄埔四期生的底子，宁汉分裂时，他在唐生智部下当宪兵营长，当时，戴笠为蒋介石搜集情报潜入汉口，被周伟龙抓获。戴笠便以黄埔手足、师生之谊劝说他“弃暗投明”，结果周伟龙丢下宪兵营长的官帽，随戴笠一起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自此，戴、周结下厚谊。等到复兴社特务处开山立柜，周伟龙便成了组织中最早的骨干之一。眼下，他明里挂着湖北省警察署长的职，暗里负着特务处武汉站长的责，恃势傲物，眼高过顶，除了对张学良等几个高级官员尚有忌惮外，谁都不放在眼里。面对这样的上司，毛人凤犹觉根基虚浮，几天前看着还令他气壮的少校军衔，比照下来，似乎还不如警校当上尉时的心境，真可谓：庙宇高了金身大，小鬼也须好身量。于是，更加小心谨慎，勤奋工作。一段时间下来，三科的同僚们惊异地发现，新来的毛股长居然是挨训最少的同志，不仅如此，看上去畏怯恭顺的他，还把左邻右舍身上的戗刺都抚平了。
所谓左邻右舍，指的是吃特务饭的同行。偌大一个武昌行营，从事情报工作的部门不止三科一家，其中有政训处，属于蒋介石安插的耳目；有第二科，是张学良把持的情报机构。它们各事其主，互不沟通，偶有龃龉，互不买帐，常常闹得拉破脸皮，形同陌路。就拿政训处来说，过去就多次与第三科“撞车”，但身为正、副处长的贺衷寒和袁守谦，仗着黄埔一期生的牌子，硬把戴笠压得低去一头。可是，自从毛人凤到任后，与政训处打交道，便不再有此类事情发生，见效的招数有二：一是态度上温良恭俭让；二是方式上推崇“合作”，不搞自守门户。只要你主动烧香拜了人家的佛，人家也会把香烛钱送过来。因循此理，再来个依样画葫芦，与二科的关系自然也不难处了。
武汉行营第二科的科长姓陈，叫陈昶新，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到日本的炮兵学校镀过“金”。在武汉行营中流行一种说法：三科的陈郡年是蒋委员长的“耳朵”；二科陈昶新是张主任的“耳朵”，但这两只“耳朵”老是打架。一个上举“中央”的牌照，下靠周伟龙撑腰，总想把陈昶新比下去，另一个呢？自恃是张学良的得意门生（张曾任东北讲武堂监督），奉将门第（其兄陈再新是张作霖手下的猛将），直把陈郡年看作后生小辈，根本不正眼瞧一下。毛人凤来到后，情形就不同了，他见到佩戴上校领章的陈昶新，不管对方如何面带严霜，总是毕恭毕敬地行礼，表现了十二分的尊重，时间一长，冰消雪融，换来了好态度。随后有了合作的可能。毛人凤常拿一些自己搞来的，诸如东北军内部军官吃空额、卖给养、盗军需、搞腐化之类的情报，通给陈昶新，表示“不见外”。而后，来而不往非礼也，陈昶新也回赠一些他认为毛人凤感兴趣的情报，诸如贺衷寒派到部队里的“政训员”有拉帮结伙、吞黑吃白之类的非法勾当，湖北保警的内部腐化，暗通土匪的情况等等。这样一来，情报源扩大了，耳目灵通了，令戴笠也获益匪浅。戴笠将毛人凤的做法总结成八个字的经验，即“广交朋友，为我所用”加以推广，他本人甚至不惜降尊纡贵，亲自出面跟陈昶新拉交情。其直接结果，固然浓厚了两个情报部门之间的“蜜月”色彩；间接结果，却是抬高了毛人凤在三科的地位。
是块儿特务料
毛人凤所在的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除了秘书、庶务等股室外，真正从事主业的，只有三个股室，它们各有分工。第三股专管“匪情”，负责搜集共产党和红军的情报；第二股专管“行动”，主要以缉捕、暗杀、行凶为主；毛人凤当股长的第一股，专管“防奸”，讲得透彻些，也就是替蒋介石侦伺国民党内的各种异己力量的动态，重点在军队方面。相比之下，“防奸”一项，更是特殊中的特殊，秘密中的秘密，没有深藏不露的城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机灵是干不好的。另外，最最难的，就是甄别情报的用处，能够根据亲疏远近的尺度，恰如其分地递送，否则，不要说干不长，丢乌纱帽、掉脑袋都有可能。
毛人凤谨慎小心、勤勉精细的工作作风，以及圆转恭顺的处世方式都给他带来莫大的好处，但最管用的，也是别人难以企及的本领，却在于他能准确地把握情报的价值，处理时能做到心明如镜、合丝合扣。要点归结起来两句话：首先是当戴笠的“耳目”，其次再是别人的“耳目”。因此，每有情报，浮在面上的，毛人凤就装进档案袋，按照正常的程序，通过陈郡年——周伟龙——戴笠的路线，往上传递。如果是有“特殊”价值的，他就藏在肚子里，等到戴笠来武汉时单独汇报。比如类似贺衷寒手下那些“政训员”的非法勾当，以及由周伟龙控制的湖北保警系统敲诈勒索，暗通土匪、贪污受贿的卑劣行径，他都直接向戴笠汇报，从而使戴笠在与同行的争斗中，有了震慑对手的“秘密武器”。这在戴笠刚刚起步，羽翼尚不丰满，却又踌躇满志的时候，是万万不可或缺的。为此，戴笠暗地里时时称赞这位老同学，天生是块干特工的料，不仅知道蒋委员长交办的公务，更了解自己要办的“私务”。于是，在戴笠的心中，毛人凤的份量日趋加重，每每去武汉“检查工作”，戴笠与毛人凤单独相处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不久，毛又悄无声息地干了一桩让戴笠十分满意的事。
事情得从特务处对十七路军杨虎城的侦控说起。
杨虎城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后来叛冯附蒋，为“中央”立了功劳，“荣任”陕西省的省主席。尽管如此，蒋介石对他仍不放心，利用各种手段进行侦控。杨虎城不甘示弱，明里与蒋周旋，暗里却加紧了反侦控斗争，最后蒋介石忍无可忍，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用邵力子取代了杨虎城。为了避免用招过狠，逼杨走入极端的不良后果，依然保留了杨虎城对十七路军的统辖权力，但要求戴笠进行侦控的力度却加强了，重点是杨与共产党以及冯玉祥等反蒋势力的来往。
戴笠为了不辱使命，费尽心机，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打入对手内部的“楔子”，此人就是国民党司法史上以“三次建狱四次坐牢”出名的胡逸民。
胡逸民原籍浙江永康，是老同盟会会员，北伐时出任国民革命军军法官及总司令部军法处执法科长兼监狱科长。“四·一二”政变前后，因与蒋介石有大同乡之谊等关系，一跃而为清党审制委员会主席。没想到爬得太快，遭人眼红，背后向蒋介石打了小报告，说“胡逸民抓清党，自己的秘书就是共产党！”蒋介石派人一查，属实，唤过来一顿臭骂外加两个巴掌，送进了监狱。后来靠着李烈钩、蒋伯诚等人的说情，又恰逢老蒋新娶宋美龄的好心情，才被释放出来，并且恢复了监狱科长的职务。这职务官儿不大，油水不小，几年里胡通过建造监狱的工程，捞到了五、六十万元的外快，接着买地皮、造洋房、购汽车、玩女人，胡吃海喝地抖擞起来。不久，暗机有了泄露，要不是看重他与杨虎城部下的特殊关系，有搜集情报的用处，蒋介石非办他个贪污罪不可。
胡逸民接受了“中央”的秘密使命，只身来到西安，杨虎城表现出了少有的热情，马上给他一个陕西省政府委员的职务，再委他兼任十七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的军职。同时还为他主婚，娶了一房姨太太。得人好处，报人恩德。望着位子、娘子、票子一作堆地涌来，胡逸民倒底是听命于蒋介石，还是知遇于杨虎城？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了。这种情况，当然是戴笠不愿意看到的。于是重摆棋盘，一眼瞄上了另一颗棋子——胡逸民新娶的姨太太向友新。乍一看，她算不上沉鱼落雁，但身材动人，极会打扮，再配上一副顾盼生辉、夺人魂魄的姿态神情，稍缺定力的男人，把握不住，便会拜在那石榴裙下。戴笠第一次看见向友新是在一个交际场合上，凭着渔色的本能，立即盯上了她。如果说淫念是他最初对向友新发生兴趣的原因，那么随着毛人凤的调查深入，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利用向友新来完成胡逸民能做而不愿做的工作。
拗不过戴笠的央请，汉口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出面做东，邀请胡逸民、向友新、戴笠等搞了一次私人聚会，戴笠总算是结识了向友新。而后，向友新经不住金钱讨好的攻势，没多久便与戴笠打得火热。看看时机己到，戴笠便装出掏心窝子的模样，用无限同情的口吻甩出了毛人凤搞来的情报。
从戴笠的口里，向友新知道胡逸民不但在老家有个明媒正娶的黄脸婆，而且新近又在外面偷筑香巢，养了一个姓穆的小姐。于是，醋坛子打翻，一口一个“糟老头子”痛骂起来，闹到激愤处，甚至表示了要拼个鱼死网破的决心。戴笠哪能让她这样干，好一番温存，不但满足了肌肤之亲，而且还得到了向友新“效忠”的允诺，自此，有关十七路军及西安方面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落到了戴笠的案头上。
为缜密起见，戴笠采用了单线联系的方法，这个唯一的交通员就是毛人凤。几个月下来，向友新经毛人凤的精心点拨，“工作”得相当出色，并且正式审请加入组织，成为一名女特工。由此毛人凤获得了戴笠的赞赏。当然，还有稍带的截获，那就是向友新对毛人凤的感激，连带着十二分“热烈”，爽利地把毛人凤强作镇静的外表刮去，撩拨出久埋心中的几条色虫，战战兢兢地爬将出来，为此续下一段情缘，半掩半埋，忍饥挨饿地折磨了他好几年（这些自然都是后话）。
世上难有不透风的墙。未久，机警的杨虎城发现内部出了纰漏，种种迹象又连带着胡逸民那边。于是，马上进行整肃，把胡逸民推荐过来的人捋得一干二净。胡逸民知情心惊，一时又理不清头绪，只好闷在屋里死想，慢慢地把疑点聚到了向友新的身上。或许是从爱护“干部”的目的出发，或许更有其他不愿说明的“关切”，戴笠和毛人凤决定再把胡逸民送入大牢。于是，贼喊捉贼地捏了个破坏“中央”与十七路军关系的罪名，把老胡铐了起来。
向友新则根据组织的安排，去了冀东。随后，毛人凤也离开武汉前往西北“剿总”。真可谓：卿卿一对野鸳鸯，公事压身各自飞，遗憾乎？无奈乎？这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主动担出调西北
1935年蒋介石来到浙江警校视察，戴笠召集文强、王孔安、毛人凤等人听他的训话。并做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的基本修养》的讲话。这一天，蒋介石很和蔼，从头至尾没骂一句“娘希匹”。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站在台下，对领袖表现出无限的敬仰。此时他明白以他的地位和成绩，没办法引起蒋介石注意，当蒋介石和戴笠亲热谈话，他内心羡慕，……蒋介石对特务工作一向是讳莫如深的，很少有系统的讲话，也从来不以书面见诸文字。甚至，对戴笠、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害怕给人留下口实。而这一次的讲话却是一个例外，在做完长篇讲话之后，又反复强调两句话：“第一，绝对服从命令，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建立特工网络，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脚的特殊功能。”
毛人凤认真地揣度蒋介石的意思，分析出今后的工作重点将移向西北。为了早日建立功绩，毛人凤主动向戴提出愿意调往西北。
戴笠听罢很高兴，拍着毛人凤的肩道：“善余兄果然不是一位平凡角色。你不提出来，我都有这个意思。我总想你出山较晚，资历太浅，甚至根本不知道外勤工作的运作方式。我若硬提拔你没有人服，很难开展工作。目前西北很热闹，是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去了之后，一方面要熟悉情况，另一方面争取做出成绩来。”
毛人凤点头表示领会。
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对华北各省渗透得较晚，对西北地区抓得更晚。从1932年至1933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直到1934年，才开始由陕西华阴人、黄埔第一期生马志超担任陕西省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市警察局长。马志超原任蒋介石嫡系八十师团长，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一怒之下才奔到戴笠麾下。戴笠的原则是：但凡有黄埔老大哥来投奔，不管是“饭桶”或“草包”一律来者不拒。原因是，一则可以提高他这个黄埔六期生的身价，二则可以加强特务处的“黄埔系”色彩，增强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三则可以运用老大哥的关系，呼朋引友，加强特务处的实力。一举三得。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地区的特务活动，马志超是老陕西人，人地相宜，立即被派往陕西。这就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
这次，毛人凤将调任西安行营办公厅从事情报工作。
临行，戴笠又反复叮嘱道：“到了西安，你要特别注意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东北军里面有不少军官抱有怨恨情绪，不识大体，消极对待国内剿共。杨虎城虽是个大字不识的粗人，但他系刀客出身，非常狡猾，他是不会拒绝共产党的。一旦他们联手，那么西北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复杂，难以收拾局面。”
毛人凤咬紧嘴唇，默默地记住了戴笠的话。
这一年的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紧张了。
蒋介石急调在湖北境内“剿总”的十几万西北军昼夜开往西北，由张学良以“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身份，指挥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三十万大军与红军作战。为适应西北剿共的需要，戴笠除迅速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活动之外，又相继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省一级的组织，单就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达二十多个。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支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配置各地特务组织的电台达到三十座左右。除此之外，戴笠对西北区还规定了四个工作对象。
第一个工作对象是红军，要求西北区以“看不见的力量”，一方面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和西北“剿共”时做进剿决策的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索侦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及爱国青年学生，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象是张学良和东北军。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防止他们有怨恨情绪，消极对待“剿共”。
第三个工作对象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北方面，戴笠对杨虎城的注视是仅次于共产党的。
第四个工作对象是驻防在西北地区的中央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