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兵的好说实话，踏上了昆仑山上的路，就像是在地狱里穿行……
一
“挺进藏北，解放阿里！”
“冲上最后的阵地，立下最后一个大功！”
这是五十多年前，先遣连进藏时的口号。据说，前者是王震将军亲笔题赠，后者则是彭德怀副总司令拟写的战斗口号。
然而，阿里哟，你在哪里？天之边缘，还是地之尽头？先遣连艰难跋涉的队伍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噶大克还有多远。
离开于阗四天之后，先遣连终于在日出前，穿过了“昆仑第一虎口”——赛虎拉姆大石峡，进入了千里昆仑腹地。当李狄三和曹海林带领最后一个小分队，拉扯着瘫软的坐骑，大口地喘着粗气爬上海拔5 517米的库克雅达坂顶部时，已是黄昏时分了。
李狄三爬上达坂顶的一块巨石，极目远眺，遥望千里的昆仑巨丘呈现出远古的荒凉和悲重。大地在沉寂中艰难苦重地隆起了一段又一段绵延不断的圣洁之躯，叠嶂重缀的巨峦大峰一直铺展到苍弯的尽头，构成了一座横卧天地的山原。云天和大地在这里结合了，拥抱着亲吻在了一起。随着如血的夕阳烧红了天际，也沉沉地涌起了几多悲壮和焦虑。李狄三对身边的曹海林说：“从于阗到阿里，遥遥千里。征程一望无际的荒野，四天了我们还没走出新疆，刚进昆仑腹地马匹就倒下几十匹，许多同志都患了病，行军一天比一天艰难了。”
“嘿，何时才能翻过界山，到达噶大克呀。”曹海林说，“根据彭副连长他们侦察组的报告，今天还有三十多公里才能到达宿营地。妈的，这阿里到底还得走多少天呀。”
五十年后，一位在阿里高原服役的战士，曾经这样对他的未婚妻描述了阿里的遥远。
“我们守的那地方太远了，根本没法用公里去计算，离家乡的距离等于几个光年。这么跟你说吧，从咱这儿一动身，得下了自行车上汽车，下了汽车上火车，下了火车上汽车，下了汽车上毛驴车，下了驴车再骑马，到了马走不动的地方就上高原，到了人走不动的地方就爬达坂。”
姑娘说：“那就到了呗。”
战士又说：“还得再爬上一天多的冰山。”
姑娘不解地说：“怎么跟在月亮上似的？”
战士接着说：“反正离月亮挺近的，你要是跳起来，伸伸手就能撕下嫦娥的一块裙子来。”
战士的描述无疑是夸张的，但却道出了阿里的遥远与高寒。
凭良心讲，初进昆仑的几天里，“山祖”是客气的，尽管山在不断增高，空气中的含氧量正在不断减少，天气却是风和日丽，队伍日行百里。然而，一周之后，部队到达阿塔木帕夏附近地区，每天都在海拔五千米以上地区行军，偏偏不知谁人惹怒了上苍，天公和“山祖”都翻了脸，冰雹打，风雪逼，严寒迫，缺氧袭，全连百分之百的人员和马匹都出现了严重的高山反应，人人头昏眼花，大咳不止，反应迟缓。行动困难，摄食量剧减，连续几天人均日进食量不足四两，马匹大批倒毙。尽管连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轻了人员负荷，马匹集中串赶，人员相互搀扶，但好多人仍然是走不了几步就伏地呕吐一阵，直到吐出黄黄的胆汁。行军速度越来越慢，有时甚至日行军只有十几公里。
二
又是一天将尽时。
先遣连一百多人的行军队伍，前后拉开了足足一公里多长的距离，缓慢而艰难地行进在一条弯弯的山道上。当队伍刚刚出现在山顶的鞍部时，原本晴朗的天空，霎时阴云浓聚，一口吞掉了西天上高悬的夕阳。
曹海林大声对身后的通信员王万明说：“赶紧往后传，加快速度，缩短距离，抓紧时间下山。”
谁知。没等王万明开口，一声闷雷盖顶而下，闪电猛地将厚重的云层撕开一道长长的口子。随之，鸡蛋大小的冰雹倾泻而下。顿时，山道上的队伍被打得人仰马翻。走在队伍中间的李狄三举起牛皮文件袋大叫着让附近的战士“往两头传，靠住石头，拉住马匹”。
然而，几分钟之后，云走雾散，冰雹停止了。当队伍重新集合时，全连竟被冰雹打伤三十多人，其中重伤7人，还有两匹战马也被冰雹活活打死。
几十年后，蒙古族老兵达进才在回忆那天的情景时说：“都说祸不单行，我不信，那天可真应了这句话，就像我们蒙古人常说的一样，失蹄的马摔断的不光是自己的腿。还有马背上的主人。”那天，大自然仿佛要在天黑前的几个小时里释放出它的全部淫威，来考验这支竟敢与天公抗争的部队。从冰雹的袭击中突围出来的队伍重新起步后，刚下到山腰的悬崖附近，暴风雪就追上来了。狂风裹扬着沙石，沙石挟带着风雪，铺天盖地而来，顿时搅得天地间一片黑暗。怎么办？停止前进无疑是坐以待毙。继续前进又有人马落崖的危险。除了在前面设营的彭清云外，先遣连的干部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几乎同时。在队伍前面开路的曹海林，中间指挥的李狄三，后面收尾的李子祥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人员马匹全部就地卧倒。”
突然，“轰隆”一声，一块巨石紧贴着曹海林的脸从山顶落下，许久，悬崖下才传来石头落地的回声。
“不好啦，连长，驮电台的马摔下去啦。”达进才哭叫着爬到曹海林身边说：“连长，石头把电台和马一起砸下去了。”他说着取下身上的枪支弹药，一跃而起，想冒险跳下去寻找电台。
“你不要命了！”曹海林一把拉住达进才说，“你马上去向李股长报告，让他和指导员先带队伍下山，把通信班给我留下，等风小点时我们再去把电台找回来。”
李狄三听到电台摔下悬崖的消息后心里猛地一惊，心想：坏了，电台是先遣连和上级联络的唯一工具，没了电台就是失掉了上级的指挥。他转身让战士们向后传，请指导员马上赶到前面来，尽快组织队伍下山。
李狄三摸索到出事地点后，对焦急如火的曹海林说：“曹连长，不惜一切代价要把电台找到。出发前王震司令员说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在等着咱们的消息，失去了电台再好的消息也传不回去。我和指导员先把队伍带下去，让彭副连长带人来接应你们。记住一定要找回电台。”
部队下山后，风渐渐小了。天也渐渐暗了下来，可雪还在不停地下着。曹海林让留下的十几名战士，全部解下自己的裹腿和马缰绳接在一起，又让张万才把绳子绑在腰上，顺着崖壁往下滑，绳子放完了还没到崖底，张万才又被拖了上来。
“还差多少？”曹海林问。
“看不见底，差多少不知道。”张万才气喘吁吁地答道。
“连长，找几件大衣包在我身上，再用绳子把我放下去，我从够不到的地方跳下去试试。”达进才说着就让张万才等人脱大衣。
“不行，你知道下面还有多深，就是找到电台怎么拿上来？”曹海林果断地说：“原地休息，等副连长来了再说。”
天黑之后，彭清云才带着一大捆毛绳和手电赶到出事地点，张万才顺着绳子下到涧底，打着手电在齐腰深的雪地里扒了几十米远，才找到摔死的战马和驮子上用毛毡裹着的电台。
他卸下驮子打开毛毡，见电台仍然完好如初，才高兴地往上叫道：“电台找到啦，电台找到啦！”
事后，他对彭清云说：“我的妈呀，那悬崖足有四十多米深，苍天有眼，才没摔坏咱们的电台。副连长，等回来时，咱们得给那地方烧上几炷香，谢谢那里的神灵。”
三
翻过埋衣山（原二军侦察队长田武，早在先遣连进藏之前，带侦察队进入这一地区，侦察修建新藏急造公路，曾在此地化装埋藏军衣而得名）后，先遣连在高原一片罕见的草甸上休整了两天。这里的海拔仍然是五千多米，水草虽不丰茂，但也算是昆仑山上一处难得的胜地了。草滩上，分布着几潭碧蓝的水面，成群结队的野马（实为藏野驴，当时被人们普遍称为野马。下同——作者注）悠闲地啃食着草皮，一些不知名的高原小鸟在湛蓝的天空中吟唱着自己的歌儿。战士们静静地躺在绵软软的草滩上，望着白云悠悠的天空，给这片草滩起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名字，直到有人叫出“野马滩”时，才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从此，昆仑高原的雪山下，这片美丽的草滩上，便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名字——野马滩。
告别野马滩后，部队开始了雪地行军。高原强烈的日照，茫茫无垠的雪野。阳光在雪山间几经反射、折射，雪地里到处闪烁着刺眼扎眸的银白。第一天的雪地行军许多人眼睛就被泪水洗刷，雪光刺扎得红肿起来。宿营后许多人仍感疼痛奇痒，泪流难止。第二天，队伍里便出现了雪盲。第三天已有半数以上的人员走出帐篷后，望一眼雪地就什么也看不清了。就连每天都要提前出发为部队探路、设营的彭清云侦察小组的许多少数民族战士，也得靠拉着马尾巴前进了。卫生员徐金全把带的眼药水全部拿出来，给每人一天点三次也不奏效。加之，行军速度缓慢，队伍里出现了许多冻伤员。那几天每前进一公里都得付出很大的代价。看不见路，摔伤、冻伤者越来越多，全连基本上靠马尾巴拉着走，一天只能行军十几公里。
彭清云说：“有一天，刚走了不到五公里，全连竟找不出一个能够睁着眼睛带路的人了。当时，所有的人都患了雪盲。”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第一支队伍，还没走出新疆，就全都瞎了。
李狄三与其他几位连队干部碰头后，决定就地设营扎寨。彭青云还记得那天的情景。他说，队伍安顿好后，大家都闭着眼睛，不停地擦着眼泪，李狄三就在他的帐篷里开了一次诸葛亮会。他对干部们说，再这样走下去，我们都得冻死在雪地里，现在要发动大家想办法、出主意，防止眼疾。
彭清云说：“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是得了雪盲，根本就没听说过还有这种病。整整半天，大家想了许多办法，也没理出个好招来。后来，炊事班要做饭，眼睛又不好使，好几个人都摸了一脸锅黑，竟然起了作用，慢慢地流泪少了，眼睛也不太痛了，并且可以看到东西了。饭后，他们又用雪洗净了脸，眼睛也痛得轻了。王银山就把情况报告了连里，我们就让大家试试。俗话说有病乱投医，没想到这下投对了药。当天晚上，我们就让每人都用雪球擦眼睛，第二天出发前又都用锅灰抹了黑眼圈。后来，巴利祥子等几位蒙古族、哈萨克族战士又用黑马尾给每人编了一个网子一样的眼罩，好不容易到了界山，总算是走出了雪地。其实后来，大家也慢慢地适应了。翻过界山之后，连里再没闹过雪盲。”
五十多年后，彭清云说这话时，已没有了激动，显得格外平淡。对于这位经历过藏北十个多月九死一生的老兵来说，这点困难似乎算不上什么了。他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艰辛、苦难和炼狱一样的生活，还没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