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春，毛泽东的好友易昌陶因病去世。其时正值袁世凯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面对民族危机的步步加重，又有感于学友的英年早逝，毛泽东赋诗抒情：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漾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飚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毛泽东既伤国难，又痛亡友，更感生者责任之重大，同时也愈加认识到锻炼强健的体魄，绝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这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兴亡。
他为悼念易昌陶写了一幅挽联：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
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
特因君去尚非时。
1917年，由于第一师范学校校方不重视体育活动，加之功课繁忙和传染病发生，以致八班傅传甲等7名同学，不幸染病身亡。这更刺激了毛泽东。他在第一师范学友会主持的追悼会上，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为何死了七个同学？
只因不习十分间操！
有感于同学们的体质虚弱，又对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毛泽东”的繁体字加起来是二十八画）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题为《体育之研究》的著名论文。
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而要想增强整个民族的体质，就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自觉地来锻炼身体。所以“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苟自觉矣，则体育之条目可不言而自知，命中致远之效亦当不求而自至矣”。促使全中国每个人都自觉地来锻炼身体，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体质，以达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这就是《体育之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文包括一个短序和八个部分，共六、七千字。
短序简要的开章明义地阐明了写此文的目的。
第一部分“释体育”，旨在说明什么是体育，即“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
第二部分“体育在吾人之位置”，阐述了体育的重要性。毛泽东精辟地阐明了德、智、体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予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毛泽东在尖锐批评了当时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重视德育、智育，而轻视体育的错误认识之后，特别强调了体育的重要性：“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求所以善其身着，他率亦随之类。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
第三部分“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指出以前体育的弊病和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列举了中国古代许多事例，来说明不重视体育运动的害处及坚持体育运动的好处，并极力主张“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及其弊也，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夭，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他还强调每个人锻炼好身体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即：“讲体育必自自动始。”
第四部分“体育之效”，充分阐明了体育运动的益处，明确提出了“主动”的哲学观点：“天地盖唯有动而已”。毛泽东认为坚持体育运动有四大功效：其一，强筋骨。他从理论和实践这两个角度，举出古今中外许多事例，说明只要“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其二，增知识。“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强弱分，而所任之区域以殊矣。”其三，调感情。“身体健全，感情斯正，可谓不易之理”。其四，强意志。最后，毛泽东总结体育的功效说：“体育之效，在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而已。”
第五部分“不好运动之原因”，指出当时的学生大多不喜爱运动的原因有四：一，无自觉心；二，积习难返；三，提倡不力；四，以运动为可羞。
第六部分“运动之方法贵少”。
第七部分“运动应注意之项”。“运动所宜注意者三：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所谓“有恒”，即每天坚持不断。所谓“注全力”，就是“运动之时，心在运动，闲思杂虑，一切屏去，运心于血脉如何流通，筋肉如何张弛，关节如何反复，呼吸如何出入，而运作按节，屈伸进退，皆一一踏实。”所谓“蛮拙”，即“骑突枪鸣，十荡十决，喑呜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札”。“运动之进取宜蛮，蛮则气力雄，筋骨劲；运动之方法宜拙，拙则资守实，练习易”。
第八部分“运动一得之商榷”，毛泽东介绍了自己创造的一种体操“六段运动”。
《体育之研究》切中当时一般学生之时弊。那时正处于封建随私塾教育和西式的学堂教育过渡时期。在“读书唯上”的传统思想束缚下，体育锻炼不被一般学子所重视。毛泽东从担负国家兴亡责任这一历史高度，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的重大命题，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阐述，对当时的青年们摈弃“读书至上”的“清高”观念，做“身心并完”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作用。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注意运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体育，因此，无论在体育理论或实践方面都有许多创新。许多观点，后来他自己又不断予以发展，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例如在1942年，毛泽东曾提出“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口号。建国后，根据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和当时青年学生健康不佳的状况，毛泽东于1950年6月1日写信给教育部长马叙伦，提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1953年，他再次向全国青年发出了“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后来又制定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针。
在不同的场合，毛泽东还经常谈到要重视青年学生身体健康的问题。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他在会见几位湖南教育界的人士时，回顾了自己当年在第一师范锻炼身体的情况，并指出：你们办学校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有志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必须锻炼身体，使身体强健，精力充沛，才能担负艰巨复杂的工作。大家不是读过《红楼梦》吗？《红楼梦》里有两位主角，一位是贾宝玉，一位是林黛玉。依我看来，这两位都不大高明。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这种不会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够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
总之，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一方面忧国忧民，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发奋忘我的学习；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伟大使命，迎接将来可能出现的任何艰难险阻的挑战，他以一种顽强的精神，锻炼身体，砥砺意志。同时，他设法把自己的同学组织起来，并号召全国的青年，锻炼强健的体魄，磨砺顽强的意志，迎接未来的挑战。这反映了毛泽东远大的眼光和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
毛泽东本人后来也经常回忆起自己那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每当谈起当年的情形，言辞间总有不能自已的自豪感：“我们也成了热心的体育锻炼者。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过江河。碰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衫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脱掉衬衫，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大声叫嚷，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体育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露天睡觉，甚至于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们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往返行军，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