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迅速对此做出反应，于22日晚7时30分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我党派团赴苏事宜。明确此行的任务是调解；方针是着重劝说苏共避免犯大国主义错误，同时在支持波党的情况下说服其顾全大局，巩固波、苏友谊，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方式是不参加他们两党的会谈，而是分别做工作，进行中苏、中波、苏波的三角会谈。会后，毛主席再次接见尤今，重申了我党处理波兰问题的意见，表示我同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
刘少奇、邓小平赴苏劝解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率领我党代表团飞抵莫斯科，赫鲁晓夫亲自去机场迎接，并陪同代表团直至郊外下榻的别墅。
在同苏共举行会谈时，刘少奇同志根据中央的方针，就波兰问题同苏方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刘少奇诚恳地指出：“我们感到在斯大林后期，对兄弟党有些强加于人，使用压力，要人家听他的话。有些事情是可以不干预或不应干预的，干预了，结果使人家感觉干涉党和国家的内政，主权受损，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影响。此外，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够好，不是真正商量，求得真正的同意，有时开会，事先没有商量，立刻提出来就要人家同意，而人家没有准备。还有，批评兄弟党工作错误的方式，我们认为也值得考虑。最近《真理报》上发表批评文章，结果更加激起波兰人民的民族情绪的高涨。使得反革命分子利用这种情绪，我们想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在赫鲁晓夫谈到苏联对波兰帮助不少，而波兰的广大群众的反苏情绪很浓的问题时，刘少奇同志说：“小国对于大国的行动非常敏感，过度干预抵消了这些帮助。这恐怕是产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深远的根本原因之一。”刘少奇同志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与国，党与党的关系要有一个原则，必须承认国与国，党与党的独立原则，平等原则。”他具体向苏共领导提出了毛主席关于处理苏联同东欧各国关系的新设想，即苏联对东欧“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完全放手，撤出驻军，华沙条约也可以考虑不要，以克服被动，争取主动”。
经过我方诚挚的劝说，赫鲁晓夫迫于形势，口头上承认苏联过去所犯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同意要和波兰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关系。
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次日，我国政府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苏联的这个宣言。
波方也对此宣言表示欢迎，两国政府代表团于11月18日进行了会谈，并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双方政府代表团认为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对发展和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具有重大意义。在各次会议中，双方特别注意到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苏联和波兰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问题。双方表示相信苏联和波兰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和兄弟的友谊将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民族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得到扩大、加强和发展。
周恩来访苏，批评赫鲁晓夫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波兰和匈牙利之后，应邀到莫斯科进行访问。出访前，毛主席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出访苏联的方针、计划，毛主席说：“只要苏共领导内部稳定，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是还要好好批评赫鲁晓夫一阵。”
在1957年1月17、18日同苏共领导人进行的会谈中，周总理按照既定方针，对苏联处理苏波关系时的大国沙文主义坦率地进行了批评。在谈到波兰领导人对苏联武力威胁的反应时，总理说：“中国有句话，叫做‘惊弓之鸟’。所以对于人民的情感，兄弟党要注意。”赫鲁晓夫问：“他们究竟怕什么？”总理说：“他们害怕的是解决两党关系，干涉内部事务的那种方式。具体说了两点：大国主义，干涉内部事务。”赫鲁晓夫竭力辩解道：“我们去华沙，想在会上发言，表示我们的意见。我们当时打算同意哥穆尔卡担任书记，但哥穆尔卡的立场当时我们是怀疑的，是不信任的。所以在军事上也准备采取行动。”周总理当即严肃指出，对兄弟国家不能采取这种态度，有不同意见要当面讲，不应背地随便怀疑人家。他说：“你们到华沙去，遭到了波兰同志的反对，谈了一天一夜，改变了决定。这件事是个典型。如果波兰同志把这个问题向人民宣布，波兰人民就会炸了，不仅会认为这是干涉内政，而且认为是侵略。”赫鲁晓夫狡辩说：“我们当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那里是要发生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变。”周总理驳斥说：“这个估计是错误的，是严重的错误。不能根据这样的估计而决定动用武力。”赫鲁晓夫蛮不讲理地说：“现在我们不认为这是错误，我们对波兰的威胁性行动是帮助哥穆尔卡。”周总理说：“我们以为，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同志会接受经验教训，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觉得你们缺乏自我批评和承认错误的勇气。毛主席已预计到，华沙事件在波兰人民心中留下的痕迹一百年也是不会消失的。”赫鲁晓夫无言以对。
可以说，在波兰事件发生后，我党不止一次地做苏共的工作，并直面批评赫鲁晓夫，当然这是在内部进行的，而且当时没有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的错误和意见全部讲出来。中国方面从中苏两党两国的利益考虑，在内部对他们进行真诚地劝说和批评，希望他们改正错误，以维护中苏和兄弟国家的团结，共同对付敌人，这在当时对稳定社会主义阵营起了积极作用。苏共虽然迫于形势接受了我党的一些正确意见和建议，但是他们大国沙文主义根深蒂固，波兰事件并未使他们真正吸取教训，反而埋下了以后中苏关系恶化的种子。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在波兰事件中，毛主席从客观现实出发，高瞻远瞩，向苏采取的行动说“不”，在波兰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波兰认为是毛主席给赫鲁晓夫泼了冷水，使波、苏之间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虽然毛主席的声音当时并未进入波、苏两党会谈现场，但是这个“不”字却是一字千金，对于赫鲁晓夫决定不动用武力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支持波兰反对苏联大国主义的同时，我党并未忘记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与团结。1957年1月，为帮助波党渡过1月20日议会大选难关，我党派正在东南亚访问的周恩来总理暂时中断对该地区的访问，应邀前往波兰。在访问期间，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同哥穆尔卡多次深谈，帮助他分析形势，做波、苏两党的团结工作。但正如总理讲过的，波兰犹如“惊弓之鸟”，对苏联心有余悸，又怕又怨。当时波兰报刊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文章比比皆是。使馆报回的《对波兰目前情况分析看法》详细地描写了波兰人民的这种情绪：
目前波兰社会上敌视苏联的议论甚为嚣张，有人公开烧毁俄文书，拒绝学政治经济学，有的竟说苏联是以帝国主义态度对待波兰，说战时苏军曾从波兰搬走了许多机器。又说苏联帮助波兰收复西部土地后曾要波兰以大量煤来赔偿（只付运费）。又说八中全会期间驻波苏军的调动已越出条约范围，并构成对波兰主权的侵犯。有学生说除列宁外，苏联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人。
对此我党积极地做波兰方面的工作。1957年4月，毛主席在宴请波总理西伦凯维兹时，曾耐心地奉劝他，从当年《毛主席和西伦凯维兹的谈话纪要》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西所做的说服工作：西：波苏关系存在问题我们也未公开，是苏联同志自己把事情弄坏了的。八中全会期间赫鲁晓夫去年在机场的表现，很多汽车司机和机场工作人员都看到了，他在机场上骂奥哈布是叛徒，在其他国家领土上这样做是不大恰当的。
毛主席：希望波兰与苏联的关系能搞好，帝国主义不怕中国，也不怕波兰，他们怕苏联，与苏联搞好关系很有必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也有矛盾，主要矛盾要解决，次要矛盾可暂置一旁。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可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
此后，毛主席还亲自做哥穆尔卡的工作。1957年11月，毛主席和哥穆尔卡分别率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苏联举行的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活动。庆祝大会后，毛主席即与哥穆尔卡见面，时间虽短，但不是简单的寒暄，而是就实质问题交换了意见。15日晚上，毛主席专程到波兰代表团的驻地，拜访哥穆尔卡，双方再次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哥穆尔卡坦率地指出，他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注：毛主席在14日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发言，着重讲了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的必要性）。毛主席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出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只有苏联有资格为首。虽然苏联过去有错误，但错误作为教训对各国也是有帮助的。20日，哥穆尔卡在回国前夕，特地率波兰代表团全体成员，到克里姆林宫中国代表团驻地向毛主席辞行。值得指出的是，在众多兄弟党代表团中，以这样大的阵容向毛主席辞行拜会的仅波兰一家，可见当时的哥穆尔卡对毛主席的态度非同一般。这次拜会中双方进行了第三次谈话。在交谈中，哥穆尔卡向毛主席倾诉苦衷，他坦诚地说，过去搞共产国际，波兰吃的苦头太多；现在会上是大家攻击波兰一家，他感到很压抑，并对苏共的作风很不放心。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讲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讲了中苏关系和他第一次访苏的曲折经历，还讲了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和做法。哥穆尔卡从毛主席的谈话中深深感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他同意毛主席的观点，称赞毛主席能从客观出发，没有主观主义。他还表示愿接受中国党的好意。临别时两位领导人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通过我党多次做工作，波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改变了对苏的态度。哥穆尔卡后来在讲话中曾说，他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对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哥穆尔卡在内心深处充满了感激，他曾经代表波兰党一再感谢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中国党，不知事情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波兰人民也对中国更加友好，认为由于中国的帮助才使波兰避免了匈牙利那样的流血冲突。
从波兰事件爆发后我党的态度、立场以及对苏、波所做的工作可以看出，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党际关系中，中国共产党既能坚持原则、主持正义，同时又能从大局出发，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正确地分析国际形势，这不仅符合苏、波两党、两国的利益，而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同时也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无产阶级大国的国际主义精神，极大地提高了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