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冤枉一般的青年，我的确知道有许多青年是可敬，可爱，而且可以说，他们的前途是异常光明的，他们将来对于社会所建立功绩，一定是值得纪录的。
但我并不敢说凡是中国的青年都是如此，至少至少，也总可以找出一两个例外来。
我所说看不入眼的，就是这种的例外货。
瞧，这就是他们的事业：
功是不肯用的，换句话说，无论何种严重的工作，都是做不来的。旧一些的学问么，那是国渣，应当扔进毛厕；那么新一些的罢，先说外国文，德法文当然没学过，英文呢，似乎识得几句，但要整本的书看下去，可就要他的小命。至于专门的学问，那就不用提，连做敲门砖的外国文都弄不来，还要说到学问的本身么？
事实是如此，而“事业”却不可以不做，于是乎轰轰烈烈的事业，就做了出来了。
文句不妨不通，别字不妨连篇，而发表则不可须臾缓。
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可以发表呢？有！--悲哀，苦闷，无聊，沉寂，心弦，蜜吻，A姊，B妹，我的爱，死般的，火热的，热烈地，温温地，颠而倒之，倒而颠之，写了一篇又一篇，写了一本又一本。
再写一些好了，悲衰，苦闷，无聊……又是一大本。
然而终于自己也觉得有些单调了，于是乎骂人。
A是要不得的；B从前还好，现在堕落的不可救药的了；再看C罢，说到了他就讨厌i他是什么东西！这样那样，一凑，一凑又是一大本。
--刘半农《老实说了吧》
昨天上狮子堡去。此堡离城不远，出海四千多尺，风景很好。那个印度女子到别底地方去了，她父亲因为有一主要求嫁妆太多，又没成功，所以又带着她到孟买去。在印度生女，真是个“赔钱货”，嫁妆论钱，并非像中国底家私，并且是给女婿的！所以一不成，为父亲的得带着女儿到处去找“主儿”。通常女子是要受男子或男家人试验和面看底。我不喜欢她哥哥和她父亲，因为他们净占我便宜，一进我屋里，能吃底，不问主人，都给吃光了。我早没想到印度是个馋地方，馋到连苍蝇也吃起盐来了！在饭厅里，我真没法轰它们，酱和油盐一不留意，准有苍蝇来光顾。虫犹如此，何况人乎！她父亲教我写信给你，寄点北京酱品来给他吃，真不客气！我没见过这样人。
--许地山《旅印家书》
注释：五四时期文章中多出现“底”字，如本段中“底”字，皆为“的”字之义。此时期常有此用法表示属领关系，比如说“我的”、“你的”，可以说成“我底”、“你底”，而其他情况下的“的”还是用“的”。
在我们的左面，住有一家砍砍柴，卖卖菜，人家死人或娶亲，去帮帮忙跑跑腿的人家。他们的一族，男女老小的人数很多很多，而住的那一间屋，却只比牛栏马槽大了一点。他们家里的顶小的一位苗裔年纪比我大一岁，名字叫阿千，冬天穿的是同伞似的一堆破絮，夏天，大半身是光光地裸着的；因而皮肤黝黑，臂膀粗大，脸上也像是生落地之后，只洗了一次的样子。他虽只比我大了一岁，但是跟了他们屋里的大人，茶店酒馆日日去上，婚丧的人家，也老在进出；打起架吵起嘴来，尤其勇猛。我每天见他从我们的门口走过，心里老在羡慕，以为他又上茶店酒馆去了，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同他一样的和大人去夹在一道呢！而他的出去和回来，不管是在清早或深夜，我总没有一次不注意到的，因为他的喉音很大，有时候一边走着，一边在绝叫着和大人谈天，若只他一个人的时候哩，总在噜苏地唱戏。
--郁达夫《我的梦，我的青春》
我是乘船既多，受侮不少，所以姑说轮船里的茶房。你去定舱位的时候，若遇着乘客不多，茶房也许会冷脸相迎；若乘客拥挤，你可就倒楣了。他们或者别转脸，不来理你；或者用一两句比刀子还尖的话，打发你走路--譬如说：“等下趟吧。”如此轻松，凭你急死了也不管。大约行旅的人总有些异常，脸上总有一付着急的神气。他们是以逸待劳的，乐得和你开开玩笑，所以一切反应总是懒懒的，冷冷的；你愈急，他们便愈乐了。他们于你也并无仇恨，只想玩弄玩弄，寻寻开心罢了，正和太太们玩弄叭儿狗一样。所以你记着：上船定舱位的时候，千万别先高声呼唤茶房。你不是急于要找他们说话么？但是他们先得训你一顿，虽然只是低低的自言自语：“啥事体啦？哇啦哇啦的！”接着才响声说，“噢，来哉，啥事体啦？”你还得记着：你的话说得愈慢愈好，愈低愈好；不要太客气，也不要太不客气。这样你便是门槛里的人，便是内行；他们固然不见得欢迎你，但也不会玩弄你了。--只冷脸和你简单说话；要知道这已算承蒙青眼，应该受宠若惊的了。
--朱自清《海行杂记》
大街上有一家卖糖粥的，带着卖煎粑粑。桌子凳子乃至碗匙等都很干净，又便宜，我们联大师生照顾的特别多。掌柜是个四川人，姓雷，白发苍苍的。他脸上常挂着微笑，却并不是巴结顾客的样儿。他爱点古玩什么的，每张桌子上，竹器磁器占着一半儿；糖粥和粑粑便摆在这些桌子上吃。他家里还藏着些“精品”，高兴的时候，会特地去拿来请顾客赏玩一番。老头儿有个老伴儿，带一个伙计，就这么活着，倒也自得其乐。我们管这个铺子叫“雷稀饭”，管那掌柜的也叫这名儿；他的人缘儿是很好的。
--朱自清《蒙自杂记》
今天在街上遇见一个老乞婆，我走过她身边时，她流泪哀告着她的苦状，我施舍了一点。走前未几步，忽然听见后面有笑声，那笑声刺耳的可怕！
回头看，原来是刚才那个哭的很哀痛的老乞婆，和另一个乞婆指点我的背影笑！她是胜利了，也许笑我的愚傻吧！我心颤栗着，比逢见疯狗还怕！
其实我自己也和老乞婆一样呢！
初次见了我的学生，我比见了我的先生怕百倍，因为我要在她们面前装一个理想的先生，宏博的学者，经验丰富的老人……笑一天时，回来到夜里总是哭！因为我心里难受，难受我的笑！
对同事我比对学生又怕百倍。因为她们看是轻藐的看，笑是讥讽的笑；我只有红着脸低了头，咽着泪笑出来！，不然将要骂你骄傲自大。后来慢慢练习成了，应世接物时，自己口袋里有不少的假面具，随时随地可以掉换，结果，有时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是谁？
--石评梅《梦呓》
夜，春夜，中央大街充满了音乐的夜。流浪人的音乐，日本舞场的音乐，外国饭店的音乐……七点钟以后。中央大街的中段，在一条横口，那个很响的扩音机哇哇地叫起来，这歌声差不多响彻全街。若站在商店的玻璃窗前，会疑心是从玻璃发着震响。一条完全在风雪里寂寞的大街，今天第一次又号叫起来。
外国人！绅士样的，流氓样的，老婆子，少女们，跑了满街……有的连起人排来封闭住商店的窗子，但这只限于年轻人。也有的同唱机一样唱起来，但这也只限于年轻人。这好像特有的年轻人的集会。他们和姑娘们一道说笑，和姑娘们连起排来走。中国人来混在这些卷发人中间，少得只有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是汪林在其中，我们又遇到她。她和另一个也和她同样打扮漂亮的、白脸的女人同走……卷发的人用俄国话说她漂亮。她也用俄国话和他们笑了一阵。
中央大街的南端，人渐渐稀疏了。
墙根，转角，都发现着哀哭，老头子，孩子，母亲们……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那边，还望得见那边快乐的人群。还听得见那边快乐的声音。
--萧红《春意挂上了树梢》
我先用碎木皮来烘着火。夜晚在三月里也是冷一点，玻璃窗上挂着蒸气。没有点灯，炉火颗颗星星地发着爆炸，炉门打开着，火光照红我的脸，我感到例外的安宁。
我又到窗外去拾木皮，我吃惊了！老头子的斧子和锯都背好在肩上，另一个背着架子的木架，可是他们还没有走。这许多的时候，为什么不走呢？
“太太，多给了钱吧？”
“怎么多给的！不多，七角五分不是吗？”
“太太，吃面包钱没有扣去！”那几角工钱，老头子并没放人衣袋在他的手上，他借着离得很远的门灯在考察钱数。
我说：“吃面包不要钱，拿着走吧！”
“谢谢，太太。”感恩似的，他们转过身走去了，觉得吃面包是我的恩情。
我愧得立刻心上烧起来，望着那两个背影停了好久，羞恨的眼泪就要流出来。已经是祖父的年纪了，吃块面包还要感恩吗？
--萧红《小偷、车夫和老头》
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人那样多。从前他们骂着：“穷党，穷党。”
连中国人开着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穷党”进去。谁都知道“穷党”喝了酒，常常会讨不出钱来。
可是现在那骂着穷党的，他们做了“穷党”了：马车夫，街上的浮浪人，叫化子，至于那大胡子的老磨刀匠，至于那去过欧战的独腿人，那拉手风琴在乞讨铜板的，人们叫他街头音乐家的独眼人。
索非亚的父亲就是马车夫。
索非亚是我的俄文教师。
她走路走得很漂亮，像跳舞一样。可是，她跳舞跳得怎样呢？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还不懂得跳舞。但是我看她转着那样圆的圈子，我喜欢她。
没多久，熟识了之后，我们是常常跳舞的。“再教我一个新步法！这个，你看我会了。”
桌上的表一过十二点，我们就停止读书。我站起来，走了一点姿式给她看。
“这样可以吗？左边转，右边转，都可以！”
“怎么不可以！”她的中国话讲得比我们初识的时候更好了。
为着一种感情，我从不以为她是一个“穷党”，几乎连那种观念也没有存在。她唱歌唱得也很好，她又教我唱歌。有一天，她的手指甲染得很红的来了。还没开始读书，我就对她的手很感到趣味，因为没有看到她装饰过。她从不涂粉，嘴唇也是本来的颜色。
--萧红《索非亚的愁苦》
注释：“浪人”指的是古代失去主家的武士，类似于侠客；“浮浪人”则是指日本的无家可归者，最早指封建豪族的逃奴。随着日本进入工业社会，失业者又构成了“浮浪人”的主体。
我乘便又想起一件事。一九一三年泰戈尔被选得诺贝尔奖金的电报到印度时，印度人听了立即发疯一般的狂喜，满街上小孩大人一齐欢呼庆祝，但诗人在家里，非但不乐，而且叹道：“我从此没有安闲日子过了！”接着下年英政府又封他为爵士，从此，真的，他不曾有过安闲时日。他的山氐尼开顿竟变了朝拜的中心，他出游欧美时，到处受无上的欢迎，瑞典丹麦几处学生，好像都为他举行火把会与提灯会，在德国听他讲演的往往累万，美国招待他的盛况，恐怕不在英国皇太子之下。但这是诗人所心愿的幸福吗，固然我不敢说诗人便能完全免除虚荣心，但这类群众的哄动，大部分只是葛德所谓无意识的崇拜，真诗人决不会艳羡的。最可厌是西洋一般社交太太们，她们的宗教照例是英雄崇拜；英雄愈新奇，她们愈乐意，泰戈尔那样的道貌岸然，宽袍布帽，当然加倍的搔痒了她们的好奇心，大家要来和这远东的诗圣，握握手，亲热亲热，说几句照例的肉麻话……这是近代享盛名的一点小报应，我想性爱恬淡的泰戈尔先生，临到这种情形，真也是说不出的苦。据他的英友恩厚之告诉我们说他近来愈发厌烦嘈杂了，又且他身体也不十分能耐劳，但他就使不愿意却也很少显示于外，所以他这次来华，虽则不至受社交太太们之窘，但我们有机会瞻仰他言论丰采的人，应该格外的体谅他，谈论时不过分去劳乏他，演讲能节省处节省，使他和我们能如家人一般的相与，能如在家乡一般的舒服，那才对得他高年跋涉的一番至意。
--徐志摩《泰戈尔来华》
最后要告诉你一件我决不曾意料的事：思成和徽音我以为他们早已回东北，因为那边学校已开课。我来时车上见郝更生夫妇，他们也说听说他们已早回，不想他们不但尚在北平而且出了大岔子，惨得很，等我说给你听：我昨天下午见了他们夫妇俩，瘦得竟像一对猴儿，看了真难过。你说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和周太太（梁大小姐）思永夫妇同住东直门的吗？一天徽音陪人到协和去，被她自己的大夫看见了，他一见就拉她进去检验，诊断的结果是病已深到危险地步，目前只有停止一切劳动，到山上去静养。孩子、丈夫、朋友、书，一切都须隔绝，过了六个月再说话，那真是一个晴天里霹雳。这几天小夫妻俩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直转，房子在香山顶上有，但问题是叫思成怎么办？徽音又舍不得孩子，大夫又绝对不让，同时孩子也不强，日见黄白。你要是见了徽音，眉眉，你一定吃吓。她简直连脸上的骨头都看出来了；同时脾气更来得暴躁。思成也是可怜，主意东也不是，西也不是。凡是知道的朋友，不说我，没有不替他们发愁的；真有些惨，又是爱莫能助，这岂不是人生到此天道宁论？
--徐志摩《致小曼》
至于汪贼在政治上偏要做“人上人”，应该完全是他家庭环境所造成，而决不是政治活动所造成。何以呢？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他便狂妄的以第二任总理自命，他夫妻两个，从中国到南洋，招摇来招摇去。中山先生当年绝不曾器重他到这样，只是他自己自命如此，是他自己的心理自命他如此。中山先生当年用他，大有分寸，总未交他政治的总则，施设的任务，用他之处，说来好听些，是“书记翩翩”，因为他的文章确是漂亮，说来不好听些，便只是使他“吊丧问疾”。因为他那一副对人似乎恳切的面孔，只好如此用，不料他竟妄自想象，以为“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于是乎非做中国主人翁不可。当年与胡展堂先生之龃龉，何尝不由他之妄自尊大，由此心理，兴风作浪，十年前已经不恤生民涂炭，今天更不恤民族沦灭。大凡领袖之欲，压人之愿，本为人类所共有，然而用如此不顾一切狠毒到尽头之手段行之，则除具有罪犯心理、凶险疙瘩者，焉能做到这步田地。不晓得他小时在家如何为人看不起，到老时在国如此陷害人。当年契丹有一个大可汗，把渤海国灭了，封他的儿子做东丹王，王渤海故地，却把小子立为太子。这东丹王便大怒，当他父亲死了，由辽东渡海逃到登菜，降了中国，并且做了一首诗，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汪贼今日之投日本，正是这个投外国的心理，不过，东丹王毕竟是契丹的长子。在封建时代，他这心理还有点根据，在汪精卫之以中国主人翁自命，却全是自己狂妄梦想，毫无根据，那么东丹主的死鬼若有知觉，还要羞见这个后来人。
--傅斯年《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
注释：汪贼指汪精卫，他原名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袁世凯统治时期，他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成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