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乃千秋之大业，中华民族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而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民国时期是最灿烂的时期之一，也是现在教育界比较推崇的时期。
说到民国教育，大家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灿若群星的大师：严复提倡读经，粱启超曾谈到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刘半农提倡人格教育，邹韬奋提倡国文课的推广……通过他们，我们可以发现民国教育的成功之处，其中有很多值得如今的人们借鉴和学习。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在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说》
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蔡元培：《教育界之恐慌及救济方法》
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
钱玄同：《青年与古书》
刘半农：《我眼睛里所看见的孔德学校》
邹韬奋：《大声疾呼的国文课》
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
何以言智育重于体育耶？中国号四万万人，以民数言，殆居全球五分之一，夫国不忧其寡弱。至于个人体育之事，其不知卫生者，虽由于积习，而亦坐其人之无所知，故自践危途，曰戕其生而不觉。智育既深，凡为人父母者，莫不明保赤（持）卫生之理，其根基自厚，是以言智育而体育之事固已举矣。且即令未至，中国二十余行省，风气不齐，南人虽弱，北人自强，犹足相救。但竞争之场，徒云强硕，尚未足耳。诸公不见近者俄日之战乎？夫体干长大，殆无过于俄人。而吾之岛邻，则天下所称之侏儒者也。顾至于战，则胜家终在此而不在彼，是亦可以思其理矣。不佞此言，非云不重体育。夫苦攻勤动，以进国人于尚武之风，正吾国今日之所亟。故往日尝谓，中国文场可废，而武科宜留，亦犹此旨。但三者筹其缓急，觉无智育，则体育万万不逮事耳！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在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说》
然则我辈生为中国人民，不可荒经蔑古，固不待深言而可知。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乃至世变大异，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尽反古昔矣；然其宗旨大义，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即如辛壬以来之事，岂非《易传》汤武顺天应人与《礼运》大同、《孟子》民重君轻诸大义为之据依，而后有民国之发现者耶！顾此犹自大者言之，至于民生风俗日用常行事，其中彝训格言，尤关至要。举凡五洲宗教，所称天而行之教诫哲学，征诸历史，深权利害之所折中，吾人求诸《六经》，则大抵皆圣人所早发者。显而征之，则有如君子喻义，小人喻利，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见义不为无勇，终身可为惟恕。又如孟子之称性善，严义利，与所以为大丈夫之必要，凡皆服膺一言，即为人最贵。今之科学，自是以诚成物之事，吾国欲求进步，固属不可抛荒。至于人之所以成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则舍求群经之中，莫有合者。彼西人之成俗为国，固不必则吾之古，称吾之先，然其意事必与吾之经法暗合，而后可以利行，可以久大。盖经之道大而精有如此者。
--严复《读经当积极提倡》
现在的中国，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哪件说起来不令人头痛，但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行，便有一条光明大路摆在我们前面。从前国家托命，靠一个皇帝，皇帝不行，就望太子，所以许多政论家--像贾长沙一流都最注重太子的教育。如今国家托命是在人民，现在的人民不行，就望将来的人民；现在学校里的儿童青年，个个都是“太子”，教育家便是“太子太傅”。据我看：我们这一代的太子，真是“富于春秋典学光明”，这些当太傅的，只要“鞠躬尽瘁”，好生把他培养出来，不愁不眼见中兴大业。所以别方面的趣味，或者难得保持，因为到处挂着“此路不通”的牌子，容易把人的兴头打断；教育家却全然不受这种限制。
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离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
--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注释：贾长沙即贾谊（前200一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20余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但是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感歉疚，33岁忧伤而死。
孑民之意，以为大学实止须文理科，以其专研学理也。而其他医、工、农、法诸科，皆为应用起见，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农、商高等学校之制，而谓之高等学校。其年限及毕业生资格，皆可与大学齐等。惟社会上，已有大学医科、大学工科之习惯，改之则必启争端。故提议文理科为本科大学。以医、工、农、法、商为分科大学。所谓分科者，以其可独立而为医科大学、工科大学等，非如文理科必须并设也。（比较元年之见解，又进一层。）
又现行之专门学校四年制，于适当时期截止。因日本并设各科大学与专门两种，流弊已见，我国不必蹈其覆辙也。在校务讨论会通过，教育部则承认此制，而不用本科、分科之名。
孑民又发见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备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心理学，素隶于哲学，而应用物理、生理的仪器及方法。进化学，为现代哲学之中枢，而以地质学、生物学为根抵（柢）。彼此交错之处甚多。故提议沟通文理，合为一科。经专门以上学校会议、及教育调查会之赞成，由北京大学试办。
--蔡元培《蔡元培自传》
经书里面，有许多不合于现代事实的话，在古人们处他们的时代，不能怪他。若用以教现代的儿童，就不相宜了。例如尊君卑臣、尊男卑女一类的话。又每一部中总有后代人不容易了解的话，《论语》是最平易近人的，然而“凤凰不至”、“子见南子”、“色斯举矣”等章，古今成年人都解释不明白，要叫小孩子们硬读，不怕窒碍他们的脑力么？《易经》全部，都是“吉”、“凶”、“悔”、“吝”等信仰卜筮的话，一展卷就说“潜龙”、“飞龙”。《诗经》是“国风好色”、“小雅怨诽”，在成人或可体会那不淫不乱的界限，怎样同儿童讲明呢？一开卷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牡丹亭》曲本里的杜丽娘，就因此而引起伤春病，虽是寓言，却实有可以注意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
--蔡元培《关于读经问题》
孟子不云乎：有恒产而后有恒心。管子不云乎：衣食足而知荣辱。准是言之，为中学生筹救济，当注重职业教育。况考各国学制，中学制度，含有两种意义：一以高小毕业程度，究嫌未足，未能应社会之用，故人中学而加深之，完全之；一为有志大成者，俾在中学时，所授与之科学智识，得以巩固其基础。至今主张中学注重职业教育，就广义言之，我国今日中学课程，何尝不注重职业；官亦职业之一。故中学课法制、经济，使人人有政治普通智识，故法制、经济，亦可谓官之职业教育。尝忆数年以前，一般人士，咸趋于法政一途，以为科举既废，惟有人政法学校，尚可为作官吏之终南捷径；讵知政界需人，亦有数可稽，尽人而趋于此，尚复成伺社会。今日之中学生，视世界潮流之趋势，我知其见解定较数年前高倍蓰。一切升官发财腐败不堪之思，种我人心中，现多数人已无丝毫存在。况今日世界大势所趋，政治范围必逐渐缩小，而移其势力于实业。
--蔡元培《教育界之恐慌及救济方法》
外国大学不专靠教科书，常常从书本以外，使学生有自己研究的余地，所以他读的是有用的，是活的科学，毕业以后，出来在社会上做事，很不费力。但是有一种通病，恐怕无论哪国都差不多，所有的教科书，每每不能学完，一方面固然是教员没有统计预算，但他方面还是为着学生没有自己研究的能力，没有自动的精神，所以弄得毕业之后，又不能进大学，简直没有一点事可以干，恰成一个游民。
日本中学是预备做中等社会的人，造成一般中坚分子，倘若自量他的能力不能够入大学毕业，就可不进中学，免得枉费光阴，他便一直人中等实业学校--甲种实业学校，毕业出来，可以独立谋生活，比较我们中国中学毕业生仅仅做一个游（民）那就好多了。所以我说中学的目的，只是惟一的预备升学。
--蔡元培《中学的教育》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显有分别：职业教育好像一所房屋，内分教室、寝室等，有各别的用处；普通教育则像一所房屋的地基，有了地基，便可把楼台亭阁等建筑起来。故职业教育所注重的，是专门的技能或知识，有时研究到极精微处，也许有和日常生活绝不相干的情形。例如研究卫生的，查考起微生虫来，分门别类，精益求精，有一切另外的事都完全不管的态度。这是从事专门学问的特异点。
可是我们要起盖房子时，必得先求地基坚实，若起初不留意，等到高屋将成，才发现地基不稳，才想设法补救，已经来不及了。我刚才讲过普通教育好像房屋的地基一样，所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要特别注意才是。现今欧美各大学中的课程，非常严重，对于各种基本的知识，差不多不很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学生在中小学的时代，早已受了很重的训练，把高深学术的基础筑固了，入大学时自然不觉得困难。若在中小学内，并没有建筑好基础，等到自悟不够时，再要补习起来，那就很不容易了。
因此，前年我国审查教育会，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
--蔡元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外人能进步如此的，在科学以外，更赖美术。人不能单纯工作，以致脑筋枯燥，与机器一样。运动、吃烟、饮酒、赌博，皆是活泼脑筋的办法，但不可偏重运动一途。烟酒、赌博，又系有害的消遣，吾们应当求高尚的消遣。西洋科学愈发达，美术也愈进步，有房屋更求美观，有雕刻更求精细。一块美石不制桌面，而刻石像，一块坚木不作用器，而制玩物，究竟有何用意？有大学高等专门学校，更设美术学校、音乐学校等，既有文法书，更要文学。所建设的美术馆、博物馆，费多少金钱，收买物品，雇人管理，外人岂愚？实则别有用心。过劳则思游息，无高尚消遣则思烟酒、赌博，此系情之自然。所以提倡美术，既然人得以消遣，又可免去不正当的娱乐。
--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
“教员”与“教师”，这二名辞在我感觉上很有不同。我以为如果教育者只是教员而不是教师，一切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教育毕竟是英雄的事业，是大丈夫的事业，够得上“师”的称呼的人才许着手，仆役工匠等同样地位的什么“员”，是难担负这大任的。我们在学生及社会的眼中被认作“员”，可怜！我们如果在自己心里也不能自认为“师”、只以“员”自甘，那不更可怜吗？我们作教员的，应该自己进取修养，使够得上“师”字的称呼。社会及学生虽仍以“员”待遇我们，但我们总要使他们眼里不单有“员”的印象。这是一件非常辛苦艰难的事，也是一件伟大庄严的事！
学问要学生自求，人要学生自做。我们以前种种替学生谋便利的方案，都可以说是强牛饮水的愚举。最要紧的就是促醒学生自觉。学生一日不自觉，什么都是空的。除了我们自己做了“师”的时候，难能使学生自觉。其实，学生只要自觉了以后。什么都可为“师”，也不必再赖我们。“竹解虚心是我师”，在真渴仰“虚心”的人，竹就可以为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随时随地皆师，觉后的境界何等广阔啊！
--夏丏尊《近事杂感》
我在春晖担任国文科教授快一年了。这一年中，为想改进作文教授，曾也费过许多心力，想过许多方法。稿上订正、当面改削、自由命题，共同命题，教授作文方法（曾把文体分为说明、记事、议论等几种，编了讲义分别讲解），大概普通教授上所用的方式，都已用到，而学生的成绩，实在太幼稚了，本校学生的作文能力，较之一般同等学校的学生，也许并不特别不良，但不良总是不良，无法辩解的。
举例来说：叫他们作日记，他们就把一日的行事账簿式地排列起来，什么“晨几时起床，上午上课四班……九点半钟就寝”，弄成每日一样、每人一样的文字。叫他们作一篇像《公德》题的文字，他们就将什么“人不可无公德”、“中国人公德不讲究”、“外国人都很讲公德”，“我想，我们非讲公德不可”，“我劝，同学们大家要讲公德”等无聊的套语凑集起来，再加以“为什么呢？因为……所以……”样的自问自答，把篇幅伸长，弄成似是而非、敷泛不切的一篇东西。现在通行的是语体，本校各班又都在教授语法，学生在词句间，除了几个特别幼稚者外，毛病不用说是很少的。结果教者可改者只是内容了，不，只是补充内容了。但是又因为他们的文字中，本没有内容，结果补充也无从补充，于是只好就顺序上、繁简上，勉强改削一下，把文课还给学生，而学生也感不到特别的兴味，得不到什么益处。注意点的学生呢，从改笔上理解了关于繁简顺序等表面上的劣法，下次作起文来，竟可一字不改，而其内容的空虚无聊，还是依然如故。
--夏丏尊《教学小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