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文人悲愤于国土沦丧强敌入侵，痛恨自己不能效命疆场杀敌报国，只好以笔为刀枪，和日本鬼子及汉奸进行搏斗，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
这些可敬的文化勇士，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大义凛然、不屈不挠地以自己所能尽力的方式，抗击了日寇，伸张了民族正气。他们坚持扞卫真理，不为强暴所屈，用鲜血书写了中国文化史、抗战史上的一页。
邹韬奋：《上海血战抗日记》
邹韬奋：《至忠极勇的前线战士——前线慰劳观感之一》
郁达夫：《沪战中的生活》
朱自清：《北平沦陷那一天》
傅斯年：《日寇与热河平津》
傅斯年：《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
傅斯年：《我替倭奴占了一卦》
夫中国者，倭之母也。使中国日益蕃昌，兴作日多，通商日广，则首先受其厚利者，非倭而谁？十年以来，中国出入口之货籍具在，可覆案也。顾倭狠而贪，未厌厥欲。善夫西人之设喻也，日：埃及人甲养神鹅，一日，鹅生卵，坠地化黄金，甲大喜，以为是腹中皆此物也，到而求之，无所得而鹅死。夫使物类之繁衍，国土之富强，可倒行逆施而得速化之术，且不至于自灭者，则达尔文、锡彭塞二子举无所用着书矣。华人好言倭学西法徒见皮毛，岂苛论哉！彼二子之所谆谆，倭之智固不足以与之耳。《黄石公记》日：“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贼之政，虽成必害。”今倭不悟其国因前事事太骤以致贫，乃日用其兵，求以其邻为富，是盗贼之行也，何西法之不幸，而有如是之徒也。故吾谓教顽民以西法之形下者，无异假轻侠恶少以利矛强弓，其人市劫财物、杀长者固矣。然亦归于自杀之驱而已矣。害农商，戕民物，戾气一消，其民将痛。倘军费无所得偿，吾不知倭之所以为国也。其与我不得已而起，民心日辑合，民气日盈者，岂可同日而论哉？是故今日之事，舍战固无可言，使上之人尚有所恋，而不早自断焉，则国亡矣。且三五百年间，中土无复振之一日。
——严复《原强续篇》
注释：“倭”在日文中同“大和”一样都发音为“yamato”，“倭”字并没有贬义。此名起源于三国时期魏国皇帝曾御封当时日本的君主为卑弥呼（即亲魏倭王），“魏”字去右边的“鬼”字舍去“魂魄”之意，加上左边“”加上往来的“友人”的意思，于是亲魏倭王的所在国家也叫做“倭国”，倭国之名得此由来并延用了较长一段时间。7世纪后半叶（中国唐朝时期），倭国对外国号修正为日本。元明天皇治世时，规定以“和”字替代“倭”字，并以开头附以“大”而始称“大和”。
日海空军于三四两日两次总攻失败后，五日吴淞炮台方面人于休战状态，日舰均远遁于三夹水外，仅日飞机曾二度前往吴淞掷弹，损害尚轻。闸北方面，连日战事仍极激烈，五日闸北方面我军奋勇应战之结果，在天通庵路、福生路等处夺获敌铁甲车三辆，机关枪四架。是日之战有一事尤足记者，为我空军首次遇外敌所得之胜利。日飞机连日在闸北真茹等处掷弹，毁屋伤人，惨无人道。五日晨九时，我军飞机第六第七两队，计战斗机及驱逐机若干架，由南京到沪。适有日机九架于十时在闸北掷弹后，即飞向真茹，图炸国际无线电台，我空军闻警即赶至真茹，与日机在天空作战。我空军自始即占优势，时时居高临下，以机关枪射击，而我陆军高射炮复极准确，上下夹攻，日飞机渐觉不支，十一时三十分，日机一架首被高射炮所中，机身着火，储藏之炸弹爆裂，未几即坠地粉碎。其余两架，亦被击中，受伤后向南翔飞遁，旋即降落，其余六架日机，狼狈遁走，我空军追逐甚急，在虹桥道中复有激战，至下午一时许，我空军始全胜言旋。
——邹韬奋《上海血战抗日记》
苦守吴淞之翁照垣旅，自我军各线撤退后，翁旅长及谭启秀司令悲愤填膺，决以一旅之师，誓死守御，自三月二日起，仍与敌兵在吴淞镇及炮台方面奋勇血战。敌以海陆空军三万余人，四面包围，一方以军舰大炮轰击，一面在陆地猛冲。我方仅-五六旅三干余人，铁血军四百余人，上海市民义勇军一百余人，总计不及四千人，剧战一昼夜，气不稍馁。上海各团体以翁孤军抵抗，众寡悬殊，既无充分械弹，又无接济援兵，因派代表赴淞，请翁旅长暂时后退，以保存精锐，留为最后之奋斗，翁谭初仍坚持，旋经苦劝，始顺从民众之意，暂时退兵，于三日上午九时，一面派前锋继续作战，一面向月浦、浏河方面撤退，当日下午五时许已全部撤尽，大部分已达浏河，时由浮桥（离浏河约十余里）登陆之日军一万余人，正与驻防该地之我方援军激战，翁旅乘机夹击，毙敌七八千人，日军残部纷纷遁上军舰。
——邹韬奋《上海血战抗日记（第三号）》
我们的路程是要经过长沙和南昌，在武汉和长沙途中，火车到岳阳车站时，停了好些时候，我们下车去看看，看见几个伤兵正在苦楚为难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伤兵两脚都受伤，左脚全是血淋淋，缩着不能动，右脚伤略轻，但因无人照料，仍只得靠着一根棍子和右脚，忍痛一拐一拐地走着拖着。有两个偶然经过的军人服务部女同志正在替他们想法，但是也一筹莫展。据说离此地数里有伤兵医院两个，而担架却只有一个！医院因事多人少，就是这一个担架也顾不到此时的需要。因此这几个伤兵如要到离此数里的伤兵医院里去，只有拖着受伤的身体，忍痛再挨过几里的途程！我们实在看得不忍，问后才知道有人力车可乘，便捐了一点车费，招呼他们乘车前往伤兵医院，这几个伤兵称谢不已，其实我们民众对于为国家奋斗的英勇战士实在亏待了他们，听到他们的诚恳称谢，反而增加了惭愧。
——邹韬奋《由武汉出发》
我们不但看到了这架由敌人手里夺取来的重机关枪，同时并看到了无数的由敌人手里夺取来的步枪。这许多夺来的步枪，依枪上的标志，都是敌人在今年制造的最新式的步枪。他们竟已用到今年制造的军械，可见日暮途穷的一斑了。我们在这一线的第x营，完全换上了由敌方夺来的最新式的军械--机关枪和步枪！敌人替我们的全营配上了最新式的武装！不，这不是敌人替我们配上，是我们前线战士用无比的忠勇，替自己配上最新式的武器。尤其使我们敬念不置的，是我们的前线战士不但英勇而已，而且是在极艰苦的情况中作战。当他们上前线守卫沙河的一役，因当地民众毫无组织，虽有米而无人挑来煮饭，他们饿着三天，在倾盆大雨中，还须饿着肚子在战壕里苦战，三天后已不成人形，疲顿不堪，还须调下一部分来勉强挑米烧稀饭度饥。他们一致痛哭流涕地喊出这一句悲壮的话语：“非打日本鬼子，我们能吃这样的苦吗？”他们含辛茹苦，忍痛支持，为的是保卫我们大家所共有的祖国，我们听到这样悲壮的话语，想到我们后方所已尽力者几何，能不惭愧吗？
——邹韬奋《至忠极勇的前线战士--前线慰劳观感之一》
这样一来，军队方面的运输困难问题可以解决，而老百姓方面也不致惧怕一去而不复返的灾难。但是这就需要民众在乎日已有相当的组织与训练，一旦有事需要他们相助，即可一呼百应，不致临时没有办法。否则我们却也不能怪军队，因为军队无法解决运输问题，势必出于拉夫，拉来运输一段无人接替下去，势必一直拉下去，结果是必然的一去而不得复返了。公路破坏之后，就是有卡车也无用，有米无人挑担，给养即发生问题，所以需要夫子，是前线的一个重要问题。
老百姓的“坚壁清野”，与军队的纪律问题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军队纪律好的固多，而因为政治工作的不够，纪律欠佳，以强买强卖等事来烦扰老百姓的即届少数，已足使老百姓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任何军队都不信任，所以出于逃避之-途，纪律良好的军队到后，要通过相当的时期和工作，才能把老百姓的信用渐渐恢复过来。据在前线xx 的x集团军总司令告记者，他的军队初到xx时，老百姓都跑光，后来因他的军队纪律谨严，出示公布拉夫者杀无赦，强买强卖者杀无赦，强奸者杀无赦，老百姓便逐渐搬回，虽敌人的飞机大炮降临，人民仍不肯轻易离开他慨叹说：“老百姓惧怕不良的军队纪律，比惧怕敌人的飞机大炮还要利害！”但是要有良好纪律，须加紧军队的政治工作。
——邹韬奋《军队需要与民众动员--前线慰劳观感之二》
到了汕头之后，又听见家里出来底人说，父亲常骑的那匹马被日本人牵去了。日本人把它上了铁蹄。它受不了，不久也死了。父亲没与我们同走。他带着国防兵在山里，刘永福又要他去守安平。那时民主国底大势已去，在台南底刘永福，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预备走。但他又不许人多带金银，在城门口有他底兵搜查“走反”的人民。乡人对于任何变化都叫作“反”。反朱一贵，反载万生，反法兰西，都曾大规模逃走到别处去。乙未年底“走日本反”恐怕是最大的“走”了。妪说我们出城时也受过严密底检查。因为走得太仓猝，现银预备不出来。所带底只有十几条纹银，那还是到大姑母底金铺现兑底。全家人到城门口，已是拥挤得很。当日出城底有大伯父一支五口，四婶一支四口，妪和我们姊弟六口，还有杨表哥一家，和我们几兄弟底乳母及家丁等七八口，一共二十多人。先坐牛车到南门外自己的田庄里过一宿，第二天才出安平乘竹筏上轮船到汕头去。
——许地山《延平郡王祠边》
注释：刘永福（1837--1917），字渊亭，汉族，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清朝时的军事人物，原是反清的黑旗军将领，1883年率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屡次大败法军。甲午战争期间，奉命赴台抗日，但最终失败。1895年5月25日台湾割让后，拥立巡抚唐景嵩为台湾民主国总统， 自称大将军。同年6月自立为大总统。
另，此段“底”字用法见105页《旅印家书》注释，下同。
“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底名言是我们听熟了底。自军兴以来，我们底武士已经表现他们不惜生命以卫国底大牺牲与大忠勇的精神。但我们文官底中间，尤其是掌理财政底一部分人，还不能全然走到“不爱钱”底阶段，甚至有不爱国币而爱美金的。这个，许多人以为是政治还不上轨道底现象，但我们仍要认清这是许多官人底道德败坏，学问低劣，临事苟办，临财苟取底结果。要擦掉这笔“七七”底血账，非得把这样的坏伙计先行革降不可。不但如此，在这抵抗侵略底圣战期间，不爱钱，不惜死之上还要加上勤快和谨慎。我们不但不爱钱，并且要勤快办事；不但不惜死，并且要谨慎作战。那么，日人底凶焰虽然高到万丈，当会到了被扑灭底一天。
——许地山《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