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但是，中国文人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一直没有忘记“文人论政”的本分之责。政治家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一定的认识，也乐于通过文人论政的通道与民意互动。
那些文化大师们以国事为己任，以国运为己任，撰文揭露黑大力弘扬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品格。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梁启超：《暗杀之罪恶》
梁启超：《上大总统书》
蔡元培：《日本对华政策》
李叔同：《诛卖国贼--不杀熊希龄，不能救吾国》
闻一多：《给西南联大的从军回校同学讲话》
邹韬奋：《怎样恢复我们的民族精神》
以甲午师徒之挠败，吾之情现势屈。故乙未、丁酉之际，瓜分中国之说，特甚于欧美间。各国包藏祸心，俄德尤甚。来使如喀希尼、巴布罗福、海靖、克林德等，其恫喝之情态，运动之秘密，至今辇下，犹能言之。而此时天主、耶稣二教势力，亦炽然增长于内地。民教积不相能，加以外患逼迫，人人自危，于是乎有庚子之拳祸。銮舆西幸，八国之师至京，李文忠公奉旨议和，实无所议，惟日以外人所要索者，报达行在而已。俄人着意，重在奉天，尝欲自别于众，故其兵在畿辅者，拔去先于众人，而奉天之兵，称保护铁轨不即去。癸卯之秋，既遵约矣，旋以末节为名，复人踞之。由是五洲之人，皆晓然于俄国之政策，而东省战端开矣。
——严复《原败》
西人所谓维新党者，盖即指孙文等而言。西人之许可孙文，别无深意，因谋叛之罪，彼律甚轻，孙文又为其教中人，尝大言欲行其教于中国，以此之故，西人许之，非实见其人之足信也。而孙之为人，轻躁多欲，不足任重，粤人能言之者甚多。幻气游魂，幸逃法外，死灰不然，盖已无疑。即英人前在伦敦使馆之辩论，不过自保其国权，与孙文无涉焉。如此，则彼所谓之维新党，不能成党也。西人所谓中立党者，即支那现所称之维新党，大约即指主变法诸人而言。支那此党之人，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原作“一与”，今从《国闻报汇编》。）之比，其数极小。且此党之中，实能见西法所以然之故，而无所为而为者，不过数人；其余则分数类：其一以谈新法为一极时势之妆，与扁眼镜、纸烟卷、窄袖之衣、钢丝之车正等，以此随声附和，不出于心，此为一类；其一见西人之船坚炮利，纵横恣睢，莫可奈何，以为此其所以强也，不若从而效之，此为一类；其一则极守旧之人，夙负盛名，为天下所归往，及见西法，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也，乃举声光化电之粗迹，兵商工艺之末流，毛举糠枇，附会经训，张颏植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翕然宗之，郑声乱雅，乡愿乱德，维新之种，将为所绝，此又为一类。之斯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如此，则彼所谓之中立党，不能成党也。
——严复《论中国分党》
乙未二三月间，和议将定。时适会试之年，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自连署麇集于都察院者，五日不有。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申，实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时康有为尚未通籍，实领袖之。其书之大意凡三事：一日拒和，二日迁都，三日变法。而其宗旨则以变法为归。盖谓使前此而能变法，则可以无今日之祸；使今日而能变法，犹可以免将来之祸；若今犹不变，则他日之患，更有甚于今者。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然自是执政者渐渐引病去，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此事始末，上海刻有《公车上书记》以纪之。实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夫既已知舍改造政府外，别无救国之图矣，又知政府之万不能白改造矣，又知改造之业，非可以责望于君主矣。然则负荷此艰巨者，非国民而谁。吾党同人，既为国民一分子，责任所在，不敢不勉，而更愿凡为国民之一分子者，咸认此责任而共勉焉。此政闻社之所以发生也。
吾党同人，诚有反对专制政体之意思，而必欲为正式的表示，而又信我国民中其同有此意思同欲为正式的表示者，大不乏人。彼此皆徒以无表示之机关，而形迹几同于默认。夫本反对而成为默认，本欲为立宪政治之忠仆，而反变为专制政治之后援，是自污也。夫自污则安可忍也？此又政闻社所由发生也。
我中国国民，久栖息于专制政治之下，倚赖政府，几成为第二之天性。故视政治之良否，以为非我所宜过问；其政治上之学识，以孤陋寡闻，而鲜能理解；其政治上之天才，以久置不用而失其本能。故政府方言预备立宪，而多数之国民，或反不知立宪为何物。政府玩偈濡滞，既已万不能应世界之变保国家之荣，而国民之玩偈濡滞，视政府犹若有加焉。于此之时，苟非相与鞭策焉提挈焉，急起直追，月将日就，则内之何以能对于政府而申民义，外之何以能对于世界而张国权也。则政治团体之责也。此又政闻社之所由发生也。
——梁启超《政闻社宣言书》
决斗与暗杀，皆野蛮时代所艳称为壮烈之举，而文明时代之大蠹也。然决斗者如突猪如狂兕，虽复狠戾，其气象犹足多者。暗杀者如驯狐如鬼蜮，乘人不备而逞其凶，壮夫耻之。故暗杀为天下莫大之罪恶，且为最可羞之罪恶，此不烦言而可识也。然而愈近世而此风乃愈盛者，则偏颇之舆论实有以奖之。故其毒乃深中于人心而不易煎祓，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事也。
暗杀之为物，其所暗杀之人约有二种，一日恶人，二日名士。其暗杀之动机亦二种，一日沽名，二日雪恨。其暗杀之目的亦二种，一曰公愤，二日私仇。其行暗杀之方法亦二种，一曰躬亲，二曰贿嗾。之数种者，为罪虽有轻重之差，而皆不免于罪。雪公愤而歼恶人，似可以告无罪于天下。虽然，在无国家无法律之社会，此诚足为制裁豪强之一手段；次之则在专制淫威之国，犹曰可以济法律之穷。若国体既为共和，政体既为立宪，则所谓恶人者，为个人行为之恶耶？自有法庭以执其罚；为政治上之恶耶？既有各种监督机关，夫熟克自恣，即自恣以成于恶，犹有国务裁判以随其后也；其他一切官僚受官吏惩戒法之制裁者，又无论矣。是故既有国家，既有法律，则瘅恶之权，断非私人所得而擅，而在共和立宪国为尤甚。此易见之理也。况所谓恶者，就各人之主观名之耳，行暗杀者，谓此人为恶也而杀之，而善恶之标准，岂彼所能定？此所谓公敌者亦然。人人各自谓所敌者为公，而公之形式由何道以表示？不能表示，公于何有？欲假此名以免于罪，无一而可也。
——梁启超《暗杀之罪恶》
启超窃以为军人服从元首之大义，久已共明，夫谁能以一己之虚荣，陷大总统于不义？但使我大总统开诚布公，导之轨物，义正词严，谁敢方命！若今日以民国元首之望，而竟不能辍陈桥之谋，则将来虽以帝国元首之威，又岂必能弭渔阳之变？倒阿授柄，为患且滋，我大总统素所训练蓄养之军人，岂其有此。昔人有言，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今也水旱频仍，殃灾游至，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澄，盗贼未息，刑罚失中，税敛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腾。内则敌党蓄力待时，外则强邻狡焉思启。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磬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是用椎心泣血，进此最后之忠言，明知未必有当高深，然心所谓危而不以闻，则其负大总统也滋甚。见见知罪，惟所命之。
——梁启超《上大总统书》
五四运动，为的是山东问题。山东问题，现在总算告一段落，但是运动的结果，还不能算圆满。必要集股赎路，确有成绩，把胶济路很简单的赎回，其他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了。所以集股赎路是我们最重要的纪念，大家不可不努力。
我常常对人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有两种觉悟是最可宝贵的：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这两种觉悟，三年来，很见得与前不同；不能不算是五四运动的纪念。
——蔡元培《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
凡事空话总不如实行，大的要从小的做起。要是我们空谈世界主义，一点没有实行的预备，柏拉图的《共和国》发表了已经三千多年，不是至今还没有实现么？现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工学互助团，是从小团体脚踏实地的做起。要是这种小团体一处一处的布满了，青年求学的问题便可解决；要是感动了全国各团体，都照这样做起来，全中国的最重大问题也可解决；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统统一致了，那就世界最重大问题也统统解决了，这岂不是最大的希望么？
--蔡元培《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
在民国纪元前三十八年，西乡隆盛就有侵占高丽的主张。虽则后来没有实现，而明年即有攻台湾之役。民国纪元前三十二年，进而并吞琉球。民国前十八年，朝鲜政变，内部发生党争，日本乘此机会，出兵干涉，因此发生了清日之战。结果吾国大败，日本就占有朝鲜。这时日本已有夺取我东三省土地的野心，所以议和的时候要求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俄、德、法三国干涉，才由中国加给赔款，把辽东赎回。日本当时处于国际压迫之下，不敢孤行，才肯把已吞进嘴的辽东半岛吐出，但他的野心是没有一天稍稍戢止。结果就取去了台湾。民国纪元前十二年庚子之役，义和团在津起事，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氏欲进兵厦门，占据福建，彼时伊藤尚在，他认为不妥，才没有实行。民国纪元前八年，日俄在我东北地方开战，日方又胜，于是他又承袭了帝俄在我东北南部的特权。民国前二年，日本灭朝鲜。日本灭朝鲜的方法，起先怂恿朝鲜独立，从中夺去朝鲜的实权，然后再进一步实行并吞。现在他在东北制造伪国，就是这一套老把戏。民国三年，欧洲大战，日本以协约国名义，占取德国在我青岛的租借地和胶济铁路，想继续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战后复于青岛设派遣军司令官，于胶济铁路沿线设守备队六大队，成为特殊的势力。后因华府会议，我国才得收回青岛。民国十六年我国革命军北伐，日本又出兵山东，谋阻止北伐进行，致酿成五三惨案。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就在东北发动、实行侵占我国东三省了。从此以后，日本就明火执仗向我国侵略，其中如天津事变，侵攻淞沪，直至现在，夺取热河，加紧向我国北方察哈尔方面进攻，没有一天停过，这是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这就是日本对我国的武力侵略。
——蔡元培《日本对华政策》
注释：西乡隆盛（1828--1877）， 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军人、政治家，他前期一直从事倒幕运动，维新成功后鼓吹并支持对外侵略扩张，因坚持征韩论遭反对，辞职回到鹿儿岛，兴办名为私学校的军事政治学校，后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兵败而死。
最近教育部当局飞到上海来视察，于学费高涨，中产人家的子女大多数被摈在校门外的情况之下，宣说要“扫除上海文盲”。这在教育当局自应有此愿望，但在现状之下看来，老实说有些“一相情愿”。他所发表的政见只是一句好话。又，前次负接收责任的最高当局在上海时，正值物价初度暴涨；人民叫苦，他有鉴于此，乃颁发一张大大的布告，贴在各处通弄的墙上，说叫商人自己抑平物价，一律恢复到九月十二日以前的价格，违者以扰乱治安论。布告是到处煊赫地贴着，物价却日日暴涨，而且越涨越凶。这种布告在我看来，就像道士的符咒，并不灵。自从整洁运动以后，这布告就被“整洁”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我们大家也把它从记忆中消失了。不但我们，也许连颁发布告者自己也忘了有这一回事了吧，不然为何毫无下文，让物价涨到像今日的地步。
一时期有一时期的标语，一个官有一个官的政见。话都是好听的，可惜结果没有效验，等于不灵的符咒。近来每当一官到任，于爆竹声中见到满街花花绿绿的标语时，我不禁要为之苦笑，记起“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的老对句来。
最近的新标语是“建国必成”，“精诚团结”，“政治民主”，“中国工业化”等等，但愿为政者对于这些高明的政见能有几分实现，不使它再成为“一相情愿”的好话与符咒。
——夏丏尊《好话与符咒式的政治》
现在已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时代了，日本所要的是满洲的膏血，不是满洲的躯壳。日本吸去满洲的膏血已不少，还想多吸，独吸，故有此横暴行动。结果也许因了与别国的利益冲突，引起世界大战吧。
满洲事件，一方面是中国的大事，一方面是世界的大事。中国对于此次大事，除了“逆来顺受”、“政治手腕”、“和平抵抗”等等的所谓口号以外，不知最后准备着什么？我虽是中国人，殊难悬揣，即使悬揣了也不会有什么把握。问题的如何解决，要看世界方面的情形怎样了。但须声明，我的所谓世界方面的情形者，不是什么“公理”之类的东西，乃是着着实实的露骨的资本主义的利害关系。
——夏丏尊《其实何曾突然》
自新政府成立以来，肉食诸公，除互争意见，计算薪俸外，第一大政见，即大声疾呼曰：大借款！大借款！袁世凯主张之，唐绍仪和之，而自命为理财家之财政总长熊希龄，竟挺身而出，独任其艰，日与资本团磋商。其结果也，乃竟承认外人于财政上变相之监督。而犹复掩耳盗铃，粉饰天下，引为己功，而置国家于不顾。呜呼！希龄！汝具何毒心，备何辣手；而敢悍然违反我民意！贪一己目前之利禄，而忘吾民日后之困苦！汝岂尚能容于世乎！抑知国为民有，官为民仆！汝既长民国之理财，当以民心为己心，民事为己事。民国以财政之权付汝，岂非欲倚重汝，视汝为出类拔萃者乎！吾民何负于汝，而汝乃负吾民国若此！且当军政时期，各省宣告独立，财政之四分五裂，纷如乱丝，犹可言也。今五族一家，大局已定，则当实行调查全国之财政，节者节之，裁者裁之，务归统一，而后权操中央。一面竭力提倡国民捐，或发行公债票，建国义产等，暂救眉急。乃希龄独不务此，沾沾焉惟债是求，岂声有爱吾民国之心哉！夫债非不可借，要知不受外人之监督，以免权落人手，制我命脉，而后可。今国民捐之声，南方早已众口一致。而希龄竟充耳不闻欤！北方之国民捐之不踊跃，希龄之把持借债，有以致之。观今日告人曰：“可望转圜”，明日告人曰：“行将成立”。其眩人耳目，令人观望。此真有意陷吾民国于灭亡之一征也。其卖国之罪，庸可胜诛哉！
——李叔同《诛卖国贼--不杀熊希龄，不能救吾国》
注释：熊希龄，15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后点翰林。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由于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久就被迫辞职。1937年12月25日这位风云人物在香港逝世，享年68岁。当时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