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政治去亡人国家，有两种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我们的海陆军和各险要地方，都不足以言国防，列强恃其坚强的海陆军，随时可以冲人，随时可以亡中国。中国到今天还能存在的理由，不是中国自身有力抵抗，因为列强在中国的权利，彼此妒忌，怕要激起世界大战，暂时未动手。但是他们以后要亡中国，不必动海陆军，只要一旦彼此妥协，用外交方式，由各国外交官，坐在一起，各人议妥签字，便立刻可以亡中国！你说危险不危险！其次就列强的经济力压迫说，从前已经讲过，每年要被外人夺去十二万万圆的金钱，以后还是一天增加一天，照已往的增加速率计算，十年以后，每年被外国人夺去的金钱要达三十万万圆。妥把三十万万圆分担在我们的国民身上，除老幼妇女外，每一中年生利的男子，每年应担四十五圆的人头税，那时真是民穷财尽，国要不要亡？再就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说，我国人口在已往的百年内，没有加多，以后若没有救济民生的办法，当然难得加多或反减少，而世界列强人口在已往百年内，美国加了十倍，俄国四倍，英国、日本三倍，德国两倍半，至少的法国也加了四分之一。现在我们民族被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也要灭亡，也是显然可见的事。
——邹韬奋《怎样恢复我们的民族精神》
许多贫苦无识的同胞，因遭层层剥削，无法生活，不得已而充当汉奸，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有些统兵将领，官僚政客，甚至文人学者，也竟甘心充当汉奸，出卖民族利益，这断不是出于偶然。原来我国近年内战始终不绝，政令迄未统一。当局但求巩固政权，甚至不择手段。有时不免以高官厚禄为饵，吸引天下豪强，以求平定反侧。犯上作乱，为旧道德所不许。朝秦暮楚，为士君子所齿冷。可是此种玷污民族道德的事实，在近年政治舞台上，却层见迭出，我们的当局至少要负一大部分责任。政府为维持威信起见，不得已而加以容忍，虽情有可原，但是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可以升官发财，而有主义有信仰的志士，却不免于出国诛戮。这种政策上行下效的结果，将使全国男女，只知有富贵利禄，而不知有国家民族。那就无‘隆汉奸的数目要一天天增多了。
所以要杜绝汉奸的产生，必须消灭一切汉奸心理，使投机者无法幸进，使朝秦暮楚之辈，不能得志，使中国人民个个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这个更用不到写成标语，贴在墙头。最要紧的是由政府在内政上切实做去。只要政府对内，信赏必罚，光明坦白，一切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这样汉奸自然绝迹了。
——邹韬奋《论民族固有道德》
抗战到了第七个年头，国际形势是民主阵线一天天的胜利，法西斯一天天的崩溃，对中国抗战很为有利。敌伪在沦陷区虽然实行欺骗怀柔政策，但人心必然向着祖国，向着抗战的胜利，足见我们的前途充满了光明。然而当这民族的苦难快到尽头，光明的胜利临到面前的时候，国民党内反动派却变本加厉，策动对日妥协，调回大军，围攻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阴谋，内战危机系于一发。我们知道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全国各抗日党派的团结，是发动抗战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也是抗战以后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条件之一，而且团结与抗战二者是不可分离的，能团结才能抗战，破坏团结必然就走上妥协的道路。七年多来国民党内反动派始终企图中途停止抗战，施尽一切阴谋诡计，破坏团结。靠着全国人民的力量，克服时时发生的阴谋危机，才使团结抗战坚持到今天。于今我国能废除不平等条约，位于四大强国之列，乃是由于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的结果。国民党内反动振这次对敌妥协进攻共产党的策动，实是危害国家荼毒人民的滔天罪行，我们必须以全国人民的力量，全国舆论的力量，全国各抗日党派的力量，以及海外数千万华侨的力量，共同揭露国民党内反动派这种阴谋，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
——邹韬奋《对国事的呼吁》
民国底产生是先天不足的。三十年前底人民对于革命底理想与目的多数还在睡里梦里，辛亥年（民国前一年，也是武昌起义底那一年）三月二十九底下午在广州发动底不朽的革命举动，我们当记得，有名字底革命家只牺牲了七十二人！拿全国人民底总数来与这数目一比，简直没法子列出一个好看的算式。那时我是一个中学生。住在离总督衙门后不远底一所房子，满街底人在炸弹声响了不久之后，都嚷着“革命党起事了”！大家争着关铺门，除招牌，甚至什么公馆、寓、第、宅、堂等等红纸门榜也都各自撕下，惟恐来不及。那晚上，大家关起大门，除掉天上底火光与零碎的枪声以外，一点也不见不闻。事平之后，回学堂去，问起来，大家都说没见过革命党，只有两三位住在学堂里底先生告诉我们说有两三个操外省口音，臂缠着白毛巾底青年曾躲在仪器室里。其中有一个人还劝人加入革命党，那位先生没答应他，他就鄙夷地说：“蠢才，有便宜米你都不吃……”他底理想只以为革命成功以后，人人都可以有便宜的粮食了，这种革命思想与古代底造反者所说底口号没有什么分别。自然那时有许多青年也读过民族革命底宣传品，但革命的建国方略始终为一般人所没梦想过，连革命党员中间也有许多是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着什么事情。不到六个月，武昌起义了。这举动似乎与广州革命不相干，但竟然成功了。人民底思想是毫无预备，只混混沌沌地站在革命底旗帜下，不到几个月，居然建立了中华民国。
——许地山《民国一世--三十年来我国礼俗变迁底简略的回观》
注释：此段中“底”字用法见105页注释，下同。
这时已听到劈劈啪啪的枪声了；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这时已忘记了看见装子弹的事）。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运命，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啪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震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我上面流血的那一位，虽滴滴地流着血，直到第一次枪声稍歇，我们爬起来逃走的时候，他也不则一声。这正是死的袭来，沉默便是死的消息。事后想起，实在有些悚然。在我上面的不知是谁？我因为不能动转，不能看见他；而且也想不到看他--我真是个自私的人！后来逃跑的时候，才又知道掉在地下的我的帽子和我的头上，也滴了许多血，全是他的！他足流了两分钟以上的血，都流在我身上，我想他总吃了大亏，愿神保佑他平安！第一次枪声约经过五分钟，共放了好几排枪；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声甚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后来听别的目睹者说，司令者那时还用指挥刀指示方向，总是向人多的地方射击！又有目睹者说，那时执政府楼上还有人手舞足蹈的大乐呢！
——朱自清《执政府大屠杀记》
苏联大使馆也在吉林街上，隔着一条马路和我们的宿舍斜对着。
这天晚上，我们走到吉林街口就被拦住了。手电灯晃在这条街上，双轮的小卡车靠着街口停着好几辆，行人必得经过检查才能够通过。我们是经过了交涉才通过的。
苏联大使馆门前的卫兵没有了，从门口穿来穿往的人们，手中都拿着手电灯，他们行走得非常机械，忙乱的，不留心的用手电灯四处照着，以致行人道上的短杨树的叶子的闪光和玻璃似的一阵一阵的出现。大使馆楼顶那个圆形的里边闪着几个外国字母的电灯盘不见了，黑沉沉的楼顶上连红星旗子也看不见了，也许是被拔掉了。并且所有的楼窗好象埋下地窖那么昏黑。
关于苏联或者就叫俄国吧，虽然我的生地和它那么接近，但我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不知道。那还是在我小的时候，“买羌贴”，“买羌贴”，“羌贴”是旧俄的纸币（纸卢布）。邻居们买它，亲戚们也买它，而我的母亲好象买得最多。
——萧红《一九二九底愚昧》
今者盛宣怀向日本借款一千万，作兴办东三省实业之用，而以江浙两省作抵。余于此举深识盛宣怀之老谋深算苦心孤诣。其毅然而出此举，盖有深意存焉。日本之财政未见充裕，彼之欲借款于我，不过见英德美法均有借款，而彼独无，恐为人后，出于好胜之举也，乃盛侍郎不许其与于四国之内，而另立借款，借我一千万。日本人之财政穷矣。倭寇素狡，今乃为盛侍郎所卖，未始非外交之失败。惟吾国所借之巨款，苟能兴办务实业，不致为政府含糊侵吞，则全国人民之幸已。
——徐志摩《府中日记》
注释：盛宣怀，官办商人，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等），第一个斟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历史形势之进展，本无所谓是非，只有可能与不可能之问题，适宜与不适宜之问题。中国与日本虽同居东亚，历史上的地位完全不同，这是世人共知的。到百年前，欧美人叩关时，两国虽也同一文化系中，即日本在中国之文化系中，两国的组织却完全不一样。日本当时可以“倒藩尊王”，中国当时却坐着一个“客帝”。日本始自封建状态中演化出来，易于组织，中国早以两千年之帝制而成“官国”；日本凭借其岛国之稳固，中国未尝忘其为文化之天朝，因此之故，其不能对欧洲文化同时作同样之反应，本是当然的。即使做同样的反应也决不能出同样的效果；又是必然的。清末，中国盛行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谈。以“客帝”之故，此体不能自固；以科举之积习，此用不能自用，结果是：“以中华之无质，饰西土之虚文。”（用我一位朋友的话）无论中学西学，都变成科举八股。
--傅斯年《一夕杂感》
中国在外交上花钱不算多，然以所花的钱比所出的工作，真觉惭愧。驻欧大使公使中有两人逍遥国内，更有一人在途中，又有出缺未补，补而不在任者。于是今年的国联大会中，中国代表团以罗忠诒、金问泗等充数。表面上尚如此零落，内容之效能可知。在如此最严重的国际时局之下，以如此“荡荡之德”应付之，负国家外交之责任者，是不是有亏职守？请看日本，常川之大使公使机能，皆能精益求精，更加上些专使临莅，名士访问，有组织的察探团体，半公半私的个人接洽，应有尽有，每作必十成努力。如此相形，不必决斗于疆场，外交上日本固已“战胜于朝廷”矣。自《塘沽协定》之大辱以来，军事上尽撤藩篱而东向乞怜之姿态，在巧言如簧的政客口中，固尚有几分强辩可以敷说；独此外交上之极度松懈，一若“为长者折枝”而不为，真不知是何居心也。
——傅斯年《睡觉与外交》
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L宋二家，二家以外，有些在滋长中。两家的作风并不尽同。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但“世家”二字，我曾打听他的故人，如严庄监察使，那就真可发一笑了。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袭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我说到这里，我想，他该告我词瞒罪了，我却有事实证明。利则归己，害则归国者，例如某某几个私家银行，在战前不能支持了，由政府人官股维持，两三年前他准许这几家银行退还官股，以当时一元当战前一元！所有这些银行在收到官股后所获的利益都不算了，这简直是拿国家的利益直接的、毫无掩盖的送人；其实并不是送人，而是送己，因为其中某某几个银行他都有支配力。不幸事机不密，为若干参政员所知，于是参政会大闹几阵，“此说作罢”，但真正罢了未罢，以后谁来查过？扒手之说，决不冤他，即如中央银行国库局案，人证物证齐全，虽说政治上使其搁着，因为已经“退还”（试问小偷强盗退还赃物，是不是就算了事），法律上并来完结，因为原告并未撤消。所以他如以我为侮辱，必须告我于法院，我很愿对簿公庭。
——傅斯年《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
孔宋失败的第一个原因，由于他的“清廉”程度，孔则细大不捐，直接间接；宋则我生你死，公私一齐揽乱来把持。前者贪欲过于支配欲，后者支配欲过于贪欲。虽然形状这样不同，而有好多相同之点，从所以得地位算起，一，二，三……我今天只说一件，就是两个人绝对是以买卖为灵魂的，绝对相信他所相信那一种形态的自由买卖，尤其显着的色彩是自由在己，买卖在公。抗战时期，孔当政，大家要管制经济，孔连说不行，不行，不行。要是管制，还有买卖吗？没有买卖，还有国家吗？诸如此类。等到蒋主席也要管制了，大家吵的凶了，他是官僚派，也说管制，但心里全不如此，面从背违，弄得一阵一阵紊乱。最后还说，你看，原来不该管制的。美国人借我们一批黄金，本是救济财政危机的，一到他手，便成他的续命汤。他拿来一文不值半文钱一卖。有钱者皆大欢喜，强心针成了刺激物价市场的扰乱品。
——傅斯年《宋子文的失败》
东北有个“受命于天”的新帝国，华北有个“亲善和平”的新政权，蒙古向外归化，西域对内分崩，照道理说来，日本人应该最舒服了，然而何以日本人上下的那样顾虑最近的将来，而歌颂太平者反而是我们贵国的有官守者有言责者呢？这不是日本人看到将来，中国人只图鬼混现在？若是我们的政府明白的说，维持政府便是维持民族，我们这些傻百姓也用不着献疑了。不过衮衮诸公似乎也还有些“尽在不言中”的意思，浅来说是个不得已，深来说是别有见地。
若是不得已呢？则何以张学良之“不得已”而“暂不抵抗”是万分的罪孽，而今之彻底的不得已是真不得已？不知昔之恨张学良太不成样子而今对溥仪僭号也不敢说一个字者，与张学良相见之下，是否惟有惭德呢？
——傅斯年《“不懂得日本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