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20位民国文化大师的阅世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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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评社会--东来西去人情薄(1)

雨果言:“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其实,知识分子更是社会的良心。一个社会或国家有着一群有强烈的正义感与勇气的知识分子,将是劈斩邪恶黑爪的利剑。文人可以安贫守道,可以随遇而安,可以不趋炎附势,但是不能脱离社会环境的制约。文人的眼睛不仅要看到不合理,还要把它说出来,这个责任只能文人担当。文人有话语权,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文人对社会更大的责任在进谏,看看那些民国大师激昂慷慨的品论,我们就看到了文化大师对社会的良心。

鲁迅:《花边文学》序言。

蔡元培:《洪水与猛兽》

蔡元培:《三八妇女节演说词》

夏丏尊:《中国的实用主义》

夏丏尊:《论单方面的自由离婚》

李叔同:《广告丛谈》

邹韬奋:《留学热中的冷静观》

《清议报》可谓之良报乎?曰:乌乎可。《清议报》之与诸报,其犹百步之与五十步也。虽然,有其宗旨焉,有其精神焉。譬之幼儿,虽其肤革未充,其肢干未成,然有灵魂莹然湛然,是亦进化之一原力欤!《清议报》之特色有数端:一日侣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日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三日明朝局。戊戌之政变,己廖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日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又谓为好名,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长短,吾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此则其一贯者也。辛壬之间,师友所以督责之者甚至,而吾终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最短也。南海米生十年前,即以流质相戒,诸畏友中,亦频以为规焉,此性质实为吾生进德修业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决不敢自讳。且日思自克而竟无一进者,生平遗憾,莫此为甚。若云好名,则鄙人自信,此关尚看得破也,至立言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则言之奚为者?故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然也,以是为对于社会之一责任而已。

——梁启超《答和事人》

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而闻者或谓不然,谓,“中国他物或缺乏,何至并劳动阶级而缺乏。除却少数穿长衣服坐车子的人,此外皆劳动阶级也。吾辈言社会主义者,但求与穿短衣服跑腿的人共事,则盈天皆是,何至缺乏?”此其言虽近似,然细按之则大戾于名实也。劳动阶级者,非游民阶级之谓;劳动阶级者,以多数有职业之形成之(其中有一时偶失职业或求职业而未得者,当然可以为附属品)。此项有职业之人,结合团体,拥护其因操业所得之正当利益,毋俾人掠夺,此在道德上为至当,在事势上为至顺。若夫无业游民,则与此异,彼本来并无所谓因操业所得之正当利益,则更何拥护之可言?故劳动阶级可以责人掠夺其剩余,可以向人索还其所掠夺;游民阶级则不能有此权利,游民而分有业者之利益,其事还同于掠夺。今穿短衣服跑腿的人虽盈天下,然其中实分为劳动者与游民之两大类,此不容并为一谈。其属于劳动者之一类,则可以为社会运动之主体者也。其属于游民之一类,则决不可以为社会运动之主体者也。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今论者徒以见国中游民之多,而谓吾之社会已得有主体焉,此最误谬之观察,不可不明辩也。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拼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鲁迅《花边文学》序言。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作无从措手。不但此也,现在虽想将“政象”稍稍改善,尚且非常之难。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土匪也不行,河南的单知道烧抢,东三省的渐趋于保护鸦片,总之是抱“发财主义”的居多,梁山泊劫富济贫的事,已成为书本子上的故事了。军队里也不好,排挤之风甚盛,勇敢无私的一定孤立,为敌所乘,同人不救,终至阵亡,而巧滑骑墙,专图地盘者反很得意。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一个就在攻惠州,虽闻已胜,而终于没有信来,使我常常苦痛。

——鲁迅《说起”民元的事”来》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象。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蔡元培《洪水与猛兽》

在家庭中,做母亲的,果没有偏爱男儿、薄视女儿的么?乡间尚有养媳妇的制度,有几个是不受苛待的?妯娌间、姑嫂间,果没有争执意气、挑拨是非的么?各机关、各商店的女同事,果没有因竞争生存而互相嫉妒、互相倾轧的么?畜婢为法令所禁,但屡有私置而虐待的新闻;有犯罪嫌疑的女子,来判决前,为什么偏受管狱老妇的虐待?娟妓是最不幸的,贩卖的虽有时由于男子,而多为鸨妇所逼勒。总之,不幸的妇女受害于男子的固多,但是受害于妇女的也不在少数。我们若在自己妇女界里面,若还没有达到互相亲爱、一体平等的状况,我们怎么责备他们这些男子呢?

我因为妇女节的名义,第一感觉到的,是妇女界自己要实行平等,真有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样子。那时候,对于妇女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用全体的力量来解决他,还怕不能解决么?这个问题解决了,合全世界人类都是一家、一人的样子,连妇女节名义都可以不要,那就是妇女节的大成功了。

——蔡元培《三八妇女节演说词》

到中华民国成立后,总理主张改用阳历。他的用意,并非是古代换代而改历法的意思,而是发现阴历有许多不好的地方、阳历有许多长处的缘故。阳历固然不能算完备无缺,譬如现在有许多人在研究,说四星期为一月,十三月为一年,一年有五十天为纪念日,这叫做通历。这方法固很方便,因为不像阳历有二十八日、三十日、三十一日之麻烦难记。不过此法尚未到可应用的时期,还是研究的问题,暂搁而勿论。民元时,总理所以要采用阳历,实为了适合经济制度,如预算等项。他的目的,完全为了民众的利益起见,并不是包含着皇历的意义在内。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第一点。

有人疑惑应用阳历是学时髦,譬如上海有许多人说话,高兴夹几句英语,穿衣服喜欢穿洋装(这点要声明:洋服自比中服便利;我个人所以不穿洋服,因为国货少有毛织品的关系),也以为我们提倡国历,是学时髦了。其实这是大谬而不然的。要晓得阳历完全是根据天文学、加以理性方面之研究而产生的,是最合理的办法,并非盲目的学外人,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二点。

——蔡元培《推行国历演讲大会演说词》

至于折中的现象,也到处都是。医生用一味冷药,必须再用一味热药来防止太冷;发辫剪去了,有许多人还把辫子底根盘留着,以为全体剪去也不好;除少数的都会的妇女外,乡间做母亲的有许多还用“太小不好,太大也不好”的态度,替女儿缠成不大不小的中脚。 “某人的话是对的,不过太新了”,“不新不旧”也和“不丰不俭”“不亢不卑”……一样,是一般人们底理想!“于自由之中,仍寓限制之意”,“法无可恕,情有可原”,这是中国式的公文格调!“不可太信,不可太不信”,这是中国人底信仰态度!

这折中的办法是中国人的长技,凡是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人底手里就都要受一番折中的处分。折中了外来的佛教思想和中国固有的思想,出了许多的“禅儒”;几次被他族征服了,却几次都能用折中的方法,把他族和自己的种族弄成一样。这都是历史上中国人的奇迹!

“中西”两个字触目皆是:有“中西药房”,有“中西旅馆”,有“中西大菜”,有“中西医士”,还有中西合壁的家屋,不中不西的曼陀派的仕女画!

讨价一千,还价五百,不成的时候,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数来折中。不但买卖上如此,到处都可用为公式。什么“妥协”,什么“调停”,都是这折中的别名。中国真不愧为“中”国哩!

——夏丏尊《并存和折中》

中国的实利主义的潮流发源可谓很远,流域也很广泛,滔滔然几乎无孔不入。养子是为防老,娶妻是为生子,读书是为做官,行慈善是为了名声……除用“做什么是为什么”来做公式外,实在说也说不尽!中国对于事情非有利不做,而所谓利,又是眼前的、现世的、个人的利。凡事要用利来引诱才得发生兴趣,所谓“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凡事要讲“用”,凡事要问“有什么用?”怪不得现在大家流行所谓“利用”的手段了!

中国人经商向来是名闻全球的。其实,中国人是天生的好商人,即不经商的官僚、兵卒、学者、教师,也都含有商人性质的。

这样传统的实利实用思想,如果不除去若干,中国是没有什么进步可说的!我们生活在地球上,要绝对地不管实用原是不可能的事,但不应只作实用实利的奴隶。世界的文明有许多或是由需要而成的,例如因为要避风雨就发明了房屋,因为要充饥就发明了饮食等。但我们究不应说房屋只要能避风雨就够,饮食只要能充饥就够的。中国人的实用实利主义,实足扑杀一切文明的进化。

——夏丏尊《中国的实用主义》

知识阶级的正体,实近于幽灵,难以捉摸。说他是无产者呢,其中却有每小时十元出人汽车的大学教授,展览会中一幅油画要售数千金(虽然大家买不起,从无销路)的画家,出洋回国挂博士招牌的学者。说他是资本家呢,其中又有月薪十元不足的小学教师,被人奴畜的公署书记,每几字售一个铜板的文丏。知识阶级之中,实有表层中层与底层之别,同一教育者,大学教授(野鸡大学当然不在其内)是上层,小学教师是下层,同一文人,月收版税数千元或数百元的是上层,每千字售二三元的是下层,上层的近于资本家或正是资本家,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

就广义言,不管上层与下层都可谓之知识阶级,就狭义言,所谓知识阶级者实仅指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的人们。因为在上层的人数不多,并不足形成一阶级的。为划清范围计,姑且下一个知识阶级的定义如下。

所谓知识阶级者,是曾受相当教育,较一般俗人有学识趣味与一艺之长的人们,学校教员,牧师,画家,医师,新闻记者,公署职员,文士,工场技师,都是这类的人物,现在中学以上的学生,就是其候补者。

——夏丏尊《知识阶级的运命》

我们以自由离婚作为解决夫妻间种种纠葛的目标,努力来创造这新的时代吧。不算旧账,忍了苦痛;创造新的环境,使后人不至再受这苦,这是过渡时代人们所应该做的事。

那么,将何以救拯现在夫妇间的苦痛呢?这正难言。但是,夫妇的爱即不存在,只要对于人类还有少许的爱的人们,总不至于有十分惨酷的行为吧!理想原和事实不同,我们的理想虽如此,不能使世间的事实不如彼。不,正唯其世间的事实如彼,所以我们才有如此的理想。我们虽不能立即使事实符合理想,但总期望事实与理想渐相接近。同一买卖式的强迫离婚中,程度固有高低,同一牺牲对手,手段也有凶辣和忠厚的不同。能少使对手者受苦,是我们所祈祷的。能男女大家原谅弱点,把有缺陷的夫妇关系修补完好,尤是我们所祈祷的。

现世去理想尚很辽远。如果有不顾女子的苦痛离弃女子的,我们也只认为这是世间的事实,不加深责。但要申明一事,这不是我们所理想的自由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