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论单方面的自由离婚》
广告为招徕顾客之良法。往往有同一商品，同一实价。善用广告者昌，不善用广告者亡，是固事实之不可掩者。虽廉其价，美其物，匪假力于广告。反是，以广告为主位，虽无特别之廉价，珍异之物品，然能夸大言于报纸，植绘板于通衢，昼则金鼓喧阗，夜则电光炫耀。及夫顾客偕来，叮咛酬应，始啜以佳茗，继赠以彩券。选择不厌，退换不拒，其商业未有不繁昌者。
广告之重要有如此。然广告之方法，以何者为最适切欤？今大别之为三：曰货币广告；曰邮票广告；曰新闻杂志广告。
——李叔同《广告丛谈》
上海是一条狗，当你站在黄浦滩闭目一想，你也许会觉得横在面前是一条恶狗。狗可以代表现实的黑暗，在上海这现实的黑暗使你步步惊心，真仿佛一条疯狗跟在背后一样。北平却是一只猫。它代表灵魂的堕落。北平这地方有一种霉气，使人们百事废弛，最好什么也不想，也不干了，只是这么蹲着呆呆地过日子。真是一只大猫将个个人的灵魂都打上黑印，万劫不复了。
若使我们睁大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世界是给猫狗平分了。现实的黑暗和灵魂的堕落霸占了一切。我愿意这片大地是个绝无人烟的荒凉世界，我又愿意我从来就未曾来到世界过。这当然只是个黄金的幻梦。
——梁遇春《猫狗》
中国近来也很盛行用小说笔法来写历史。那一班《吴佩孚演义》等等当然可以不必论，就是所谓哄动一时的佳作，像杨尘因的《新华春梦记》，大笑的《留芳记》，也无非是摭拾许多轶事话柄，作者对于所描写的人物总没有作什么深刻的心理研究，所以念完后我们不能够有个明了的概念，这些书也只是哄动一时就算了。再看一看比较好一点记载像《清官二年记》，《乾隆英使觐见记》、《慈禧写照记》、《李鸿章游俄日记》等等都是外国人写的，实在有些惭愧，希望国人丢开笔记式的记载，多读些当代的传记，多做些研究性格的工夫。
——梁遇春《新传记文学谈》
中国社会自文明初发出曙光。即约当商盘庚时起，便进人了奴隶制度的阶段，这个制度渐次发展，在西周达到它的全盛期，到春秋中叶便成强弩之末了，所以我们可以概括的说，从盘庚到孔子，是我们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期。但就在孔子面前，历史已经在剧烈的变革着，转向到另一个时代？孔子一派人大声急呼，企图阻止这一变革，然而无效。历史仍旧进行着，直至秦汉统一，变革的过程完毕了，这才需要暂时休息一下。趁着这个当儿，孔子的后学们，以董仲舒为代表，便将孔子的理想，略加修正，居然给实现了。在长时期变革过程的疲惫后，这是一帖理想的安眠药，因为这安眠药的魔力，中国社会便一觉睡了两千年，直到孙中山先生才醒转一次。孔子的理想既是恢复奴隶社会的秩序，而董仲舒是将这理想略加修正后，正式实现了，那么，中国社会，从董仲舒到中山先生这段悠长的期间，便无妨称为一个变相的奴隶社会。
——闻一多《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
一个深夜，在大西门外的道上，和一位盟国军官狭路相逢，于是攀谈起来了。他问我这战争几时能完，我说：“这还得问你。”
“好罢！”他爽快的答道，“战争几时开始，便几时完结。”事后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他们真正开始反攻，日本是不值一击的。一个美国人，他当然有资格夸下这海口。但是我，一个中国人，尤其当着一个美国人面前，谈起战争，怎么能不心虚呢？我当时误会了他的意思，但我是爱说实话的。反正人家不是傻子，咱们的底细，人家心里早已是雪亮的，与其欲盖弥彰，倒不如自己先认了，所以我的答话是“战争几时开始？你们不是早已开始了吗？没开始的只是我们。”
对了，你敢说我们是在打仗吗？就眼前的事例说，一面是被吸完血的xx编成“行尸”的行列，前仆后继的倒毙在街心，一面是“琳琅满目”，“盛况空前”的画展，你能说这不是一面在“奸污”战争，一面在逃避战争吗？如果是真实而纯洁的战争，就不怕被正视，不，我们还要用钟爱的心情端详它，抚摩它，用骄傲的嗓音讴歌它。惟其战争是因被“奸污”而变成一个腐烂的，臭恶的现实，所以你就不能不闭上眼睛，掩着鼻子，赶紧逃过，逃的愈远愈好，逃到“云烟满纸”的林泉丘壑里，逃到“气韵生动”的仕女前……反之，逃得愈远，心境愈有安顿，也愈可以放心大胆让双手去制造血腥的事实。
——闻一多《画展》
冯至的名字，我一直忘记提到，现在补进新诗作者，我不敢讲都知道（那康白情，刘半农，程鹤西的单子），不过我作文品评过的各人，我对他们的作品，发表过什么言语，我都负责。我有这么一句申明，是怕读者见我只论及这些人，便以为此外便没有别个了。4新诗选》之不可出，这也是个原故。王以仁自杀事同刘梦苇的病死也有点像：刘也是失恋。刘肺病是起于认识女子前还是后，这很值得研究。这两件案子，我觉得都不能推到女子身上；刘王实在是一种为荒谬学说的牺牲。即使承认恋爱是人生的最大事，也不限定要结婚，他们两个把结婚看得这般重大，还是旧思想在内作怪，恋爱其实不过是人生当中一种有力的工具；那么工作是什么呢？最玩世的人说是生后嗣。其实呢，这工作是人类的进化。文人不单靠恋爱为工具，恋爱并且成了他或她的一种材料；所以文人最好不要结婚。中国现在谋生既难，结婚又是一世的合同，文人更不可结婚。
中国社交简直可以说是没有，男女连见面的时候都少，更不用说选择了。我相信王以仁如能多认识些女朋友，这悲剧一定不会发生。社交没有，便有手淫，同性爱，娼妓等等不自然的事情代之而起；或者斫丧民性，或者传播性病。这方面，如若没有大改变，中华民族的前途便不堪过问了。
——朱湘《寄赵景深》
美国任是什么广告，里面都有性的暗示，这大概是广告心理学的学者研究出来的。回到娼妓问题上，我并不是说娼妓制度比结婚制度好，我是说狎娼并不像平常想的那样坏，结婚也不像平常想的那样好。在性之满足与调剂这一个问题不曾解决之前，娼妓制度是很难取消的。中国人为了结婚前后都不曾得性的正当发展与调剂，去妓院，外国人为了受经济压迫，去寻“暗马”。性这问题，像别的各种问题一样，极其复杂。加以大家闭口不谈，偏见又最深，要解决实在难到万分。难解决就不去解决了吗？我们要是情愿作众人，那就没有话讲，要是不肯，早迟总得自己搜寻出一个答案来。“不相容”是进化的最大仇敌，不单我们从前念的一点西洋史告诉我们如此，只看近来国内的政局，我们也可恍然。西方的政治实在是比我们现在的好得多，他们腐败，受贿，诚然不见得差似我们，唇枪舌剑也不让过我们，但是他们有一种长处，现在的中国当局却还没有，这就是俗话说的，君子动口，小人动手。尧舜的禅让全国的人都知敬重，到作起事来，却看不见一个人追踪他们的后尘。
——朱湘《寄罗皑岚》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有一班“大清国”的“伯夷、叔齐”在中华民国的“首阳山”里做那“养不食周粟”--他们确已食了民国之粟，而又不能无“义不食粟”之美名，所以我替他照着旧文，写一个“周”字，可以含糊一点，--的“遗老”。这原是列朝“鼎革”以后的“谱”上写明白的，当然应该如此，本不足怪。但是此外又有一班二三十岁的“遗少”，大倡“保存国粹”之说。我且把他们保存国粹的成绩随便数他几件出来：--
垂辫；缠脚；吸鸦片烟；叉麻雀，打扑克；磕头，打拱，请安；“夏历壬子年--戊午年”；“上巳修禊”；迎神，赛会；研究“灵学”，研究“丹田”；做骈文，“古文”，江西派的诗；临什么“黄太史” “陆殿撰”的“馆阁体”字；做“卿卿我我”派，或“某生者”派的小说；崇拜“隐寓褒贬”的“脸谱”；想做什么“老谭” “梅郎”的“话匣子”；提倡男人纳妾，以符体制；提倡女人贞节，可以“猗欤盛矣”。
有人说，“朋友！你这话讲得有些不对。辫发，鸦片烟，扑克牌之类，难道是国粹吗？”我说，“你知其一，未知其二。你要知道，凡是‘大清国宣统三年’以前支那社会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国粹。你如不信，可以去请教那‘遗老’‘遗少’，看我这话对不对。”
——钱玄同《随感录》
注释：上巳修禊：古时暮春三月上旬的巳日，称上巳节。实际上有些年份三月的上旬会没有一个巳日，魏晋以后每逢三月初三修禊事，仍称上巳节。修禊事活动方式有二：一是禊饮，临水设酒，宴饮行乐。二是禊祭，洗涤沐浴，祓除不祥。
民国与帝国，虽然只差了一个字，可是因为这一个字的不同，它们俩的政治、法律、道德、文章，不但相差甚远，简直是背道而驰的。帝国的政治是皇帝管百姓，民国的政治是国民相互的一种组织；帝国的法律是拥护君上而箝制臣下的，民国的法律是保障全体平民的；帝国的道德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民国的道德是“兼爱”；帝国的文章是贵族的装饰品，讲究屁款式，鸟义法，民国的文章是平民抒情达意的工具，应该贵活泼，尚自由。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帝国民国一切文物制度，可以说是无不相反。要民国，惟有将帝国的一切扔下毛厕；要帝国，惟有将民国的一切打下死牢：这才是很干脆很正当的办法。
——钱玄同《赋得国庆》
放假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大意义。但若因为纪念一件有价值的事而放假--十月十日的讨清廷纪念，一月一日的民国政府成立纪念，二月十二日的清廷推翻纪念，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讨袁逆纪念，六月三日的讨张逆纪念等--这是有道理。此外如废历的元旦，端午，中秋，和国历的冬至，也要放假，已经很没有道理了，不过废历元旦虽然道理上极应该废止，但大多数的民国国民一时还不肯向上，一定要在那个时候做种种结束的事，则在最近的短时间内暂时屈就他们，或者也是不得已的办法。至于废历八月二十七日那天，要放了假，叫民国的活人去向那已经死了二千七百多年的孔二太爷去拜阴寿，这便是很荒谬的事了；北京大学和孔德学校从去年起，废止这放了假去拜阴寿的举动，这是极不错的。
五月四日是“五四运动”的纪念日。“五四运动”是近年来很有价值的一件事。要是学校为它而放假纪念，这便和“双十”等等纪念可以认为有同样的道理的。不料这个纪念没有放假，竟为了什么“游园”而放假一天！这却是“意表之外”的奇谈了！依此例推，则逛新世界、城南游艺园，也该放假了。真是奇谈！真是奇谈！
讲到那个“园”，本是一个公共的地方，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游”的。不料被那个什么“府”不顾公德的将它霸占了去！霸占了去倒也罢了，偏偏还要效法前代独夫民贼“子惠元元”“与民同乐”的意思，说什么“开放”，什么“游园”！哼！
而不克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咱们也实在对不住他。
——钱玄同《“五四”与“游园”与”放假”》
我还有几句要忠告中国现在的基督教徒的话：你礼拜上帝和奉行种种教仪，在我个人的主张虽然认为这是“莫须有”的，但你们既受洗礼，既做教徒，当然服从教仪，就这一点论，我是不来反对的。可是我要请你们千万不要拜那宗法遗毒的祖宗牌位！千万不要拜那主张忠孝的孔丘！千万不要再拜那杀人魔王的关羽和尽忠报国（君的国）的岳飞！（此外如拜灶君，拜土地，拜兔儿爷，拜吕纯阳，拜济颠僧，这种蒙昧下愚的举动，我想基督教徒决不至于干出来的。）有人说：“基督教徒做民国的官，应该服从民国的法律，就应该祀孔祀关岳。”这是什么话！请问民国的约法上曾经规定要祀孔祀关岳吗？什么“丁祭”“戊祭”这类鬼把戏，都是国贼袁世凯等人的非法行动！基督教徒真要守民国的法律，那就绝对不应该去祀孔祀关岳！
——钱玄同《我对于耶教的意见》
在这一年中，北伐已经告成，中国已经统一，腐败的北京城，已被鲜明夺目的青白旗的光辉一荡而变为崭新的北平特别市，于是乎本社的名目，也由北京光社一变而为北平光社。至于中间的社员，说起来真惭愧得很，原是那几个老腐败，--新添的只有王接伯程知耻两位；其因职业的变化而离平者，或因个人心绪不佳，暂将镜箱付之高阁者，却也有两三位。所以，就整个儿的光社说来，它原是去年的老样子，好像一只疲瘦的骆驼，全身沾满了尘埃煤屑，一拖一拖的在幽冷的皇城根下走：你要它努力，它努力不来；你要它急进，它急进不得；它只会一拖一拖，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但同时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可以报告于大众，就是：上海的华社，就在这一年之内成立了。因为华社的社员，多数是光社社员的好朋友，所以我们可以说：华社与光社，是同气连枝的团体；若学着少年朋友的时髦而且娇媚的声口，那就应该说：这是两个姊妹社。
——刘半农《<光社年鉴>二集序》
现在的世界，正是个群流并进、百家争鸣的世界。就政治说，有意国的法西斯主义，同时又有俄国的布撒维克主义；就文学美术说，有学院派，同时又有未来、立方、爹爹等派。把这些信仰、意趣、手腕绝端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犹如白云观里一百三十五岁的老道之旁，站着个短裙短发的妙龄女子：这在主张思想统一、意志统一、一切统一的人看来，当然有些气闷。但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永远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彻底的说，非如此不足以成世界，非如此不足以成世界之伟大。要是把世界上的事物全都统一了，把世界上的人的身体、精神、举动也全都统一了，我们张开眼睛看去，所有的人都好像是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土偶，回头看看自身，也不过是这些土偶中之一，请问到了那时，还有什么人生的意趣？人生的意趣要是消亡了，世界也就跟着消亡了。
在戏剧这一个问题上，亦应作如是观。我可以不打自招：十年前，我是个在《新青年》上做文章反对旧剧的人。那时之所以反对，正因为旧剧在中国舞台上所占的地位太优越了，太独揽了，不给它一些打击，新派的白话剧，断没有机会可以钻出头来。到现在，新派的白话剧已渐渐的成为一种气候，而且有熊佛西先生等尽心竭力的研究着，将来的希望，的确很大，所以我们对于旧剧，已不必再取攻击的态度；非但不攻击，而且很希望它发达，很希望它能于把已往的优点保存着，把已往的缺陷弥补起来，渐渐的造成一种完全的戏剧。正如十年前，我们对于文言文也曾用全力攻击过，现在白话文已经成功了气候，我们非但不攻击文言文，而且有时候自己也要做一两篇玩玩。
——刘半农《<梅兰芳歌曲谱）序》
能与洋人发生关系的，无过于纸币或钱币了，因为洋人来到中国，一上岸就得用中国钱。但是，日本的纸币和金币上，并没有西洋字，西洋人到了日本，并不发生什么困难。中国的“老袁头”上也没有外国字，你若把雪白的老袁头送给洋大人，洋大人一定笑嘻嘻的和你拉手，决然不给你外国火腿吃。然则洋人之于钱，亦甚“高能”，固无庸先生鳃鳃过虑，为之锦上添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