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化妆，那在中国的历史可就长了。前面我们曾引述过《诗经·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之容”那几句诗，那里讲的就是化妆，而且还讲到化妆品“膏沐”，说明那时的化妆已经相当讲究，人们（尤其是女人）已经有意识地借助于外在的物质手段和材料（如“膏沐”之类）对自己的皮肤或头发进行美化。稍后，在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等诗篇中，都一再涉及修容的问题。譬如《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句，就是说的湘夫人打扮得很美，“宜修”者，善于打扮也。《九歌·山鬼》“被薜荔兮带女罗”句，也是说“山鬼”（有人认为即是楚国神话中的巫山神女）以美丽的植物来装饰自己。汉代民歌《孔雀东南飞》和《陌上桑》以及南北朝时民歌《木兰诗》更是大量谈到化妆，如“新妇起严妆”、“对镜贴花黄”等等。到唐代，化妆技巧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唐·崔令钦《教坊记》记载，歌舞演员庞三娘年老时，面多皱，她在面上帖以轻纱，“杂用云母和粉蜜涂之，遂若少容。尝大酺汴州，以名字求雇。使者造门，既见，呼为恶婆，问庞三娘子所在。庞绐之曰：‘庞三是我外甥，今暂不在，明日来书奉留之。’使者如言而至。庞乃盛饰，顾客不之识也，因曰：‘昨日已参见娘子阿姨。’”宋元明清的诗词文章里写到化妆的更是不计其数。但像李渔这样深入细致地谈化妆，并不多见。
李渔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即修容必须自然、得体，切勿“过当”。譬如，“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楚王好高髻，宫中皆一尺；楚王好大袖，宫中皆全帛”，这就是“过当”。女子为了以自己的“细腰”讨楚王喜欢，竟至于少吃而“饿死”，这就太离谱了！这使我想到现在的一些女孩子为了苗条而拼命减肥，以致损害了健康，甚至要了命。这正是李渔当年所反对的。
首饰
首饰，顾名思义，就是戴在人头上的装饰物。一般地说，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首饰首先主要是戴在女人头上的装饰物（李渔说“珠翠宝玉，妇人饰发之具也”）。这种“女士优先”或“女士特权”，除了女士“天生”特别爱美这种有待论证的原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这是男人把女人当作自己的审美享受对象的一种表现。女人戴首饰，也许有一部分原因是女人自我欣赏，但由于整个社会男权观念的主导地位，所以戴在女人头上的首饰，反而更多的是为了男人，是女人戴给男人看的。因此，这不是女士的光荣，而是女士的悲哀；不是对女士的尊重，而是对女士的歧视。
李渔专列一款阐述首饰的审美价值以及首饰佩戴的美学原则。人（尤其是女人）为什么要佩戴首饰？可以用李渔的一句话四个字概括之：为了“增娇益媚”。这也就是首饰的美学价值（也就是其主要价值）所在。如果有的人仅仅看重首饰的经济价值，满头都是价值连城的珠宝、金银，并以此来夸富，那就走入误区。李渔批评了首饰佩戴中那种“满头翡翠，环鬓金珠，但见金而不见人”的现象。反对佩戴首饰时“不论美恶（丑），止论贵贱”的态度，提出要“以珠翠宝玉饰人”，而不是“以人饰珠翠宝玉”的基本原则。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突出人的主体性。这个思想是很精彩的。
李渔还总结了首饰佩戴的一些形式美的规律。如，首饰的颜色应该同人的面色及头发的颜色相配合，或对比，或协调，以达到最佳审美效果。李渔说，为了突出头发的黑色，簪子的颜色“宜浅不宜深”。再如，首饰的大小要适宜，形制要精当，使人看起来舒适娱目，李渔说，“饰耳之物，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银一点”；而且首饰的佩戴要同周围环境和文化氛围相协调，李渔接着说，“此（耳坠或耳环）家常佩戴之物，俗名‘丁香’，肖其形也；若配盛装艳服，不得不略大其形，但勿过丁香之一倍二倍；既当约小其形，复宜精雅其制”。此外，李渔还提出首饰的形制“宜结实自然，不宜玲珑雕琢”，以佩戴起来“自然合宜”为上。假如方便，女子能够随季节的变化，根据“自然合宜”的原则，摘取时花数朵，随心插戴，也是很美、很惬意的事情。
首饰在中国起源很早，有的说，“女娲之女以荆枝及竹为笄以贯发，至尧时以铜为之，且横贯焉。此钗之始也”；有的说，“古者，女子臻木为笄以约发，居丧以桑木为笄，皆长尺有二寸。沿至夏后，以铜为笄”，“钗者，古笄之遗象也”（王初桐《奁史》卷六十八《钗钏门一·首饰》）。后来，逐渐发展到用金银珠宝犀角玳瑁等贵重材料制作名目繁多、形状各异的钗、簪、耳坠、步摇、花胜（首饰名）、掩鬓（插于鬓角的片状饰物）等首饰。还有的用翠鸟翅及尾作首饰，用色如赤金的金龟虫作首饰。杜诗《丽人行》中有“蹙金孔雀银麒麟”、“翠为阿叶垂鬓角”句，辛词《青玉案--元夕》中有“蛾儿雪柳黄金缕”句，都是描写女人的首饰，于此可见唐宋女人首饰之一斑。
首饰本来是人的增娇益美的头上饰物，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首饰的佩戴也成为一个人贵贱高低的标志。如《晋令》中说：“妇人三品以上得服爵钗。”又说：“女奴不得服银钗。”另，《晋书·舆服志》中说：“贵人太平髻，七钿；公主、夫人五钿；世妇三钿。”《明会典》中说：“命妇首饰：一品金簪，五品镀金银簪，八品银间镀金簪。”看来，在那时，首饰也不是可以随便佩戴的。
熏陶与点染
熏陶，是谈如何给人气味上的美感。每人都有每人的气味，个别人甚至有某种异味，其他人闻起来会感到不舒服的。去掉异味，给人嗅觉上一种舒服感，这也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礼貌。但李渔在这里所讲的，是从男子中心主义出发对美女的“享用”，这在今天看来就十分腐朽了。男女天生应该是平等的，在男女交往中，一个臭哄哄的女子对她的男伴来说固然是不礼貌的；一个臭哄哄的男子对他的女伴来说同样是不礼貌的。因此，那种具有男尊女卑观念，甚至视女子为玩物的人，首先应该去掉那些腐朽观念的“异味”、“臭味”，接受现代男女平等观念的“熏陶”，使自己的人格、品格变得“香喷喷”的。
通常一说到修容或者化妆，立刻会想到在面部涂脂、搽粉、点口红等，这就是李渔所说的“点染”；一般说，这是人们修容的非常重要的内容，从历史传统来说，是女子修容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在男权主义的社会里，大概中外都如此。当然，是否女子天生爱修容？也许有这种因素？我把握不准。
西方古代关于修容的情况，我没有考察，不敢枉加评说；但从直观上说，我所见到的现代西方女子之讲究修容，那是远胜于中国人的。关于修容，他们也进行了专门研究，出版了各种着作。我手头就有一本琳达·杰克逊女士着、关平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的《仪表美》，里面详细论述和介绍了不同肤色，不同眼睛、头发颜色的人，应如何根据色彩学原理、色彩心理学原理，根据体型胖瘦、高矮，选择自己的化妆（“点染”）色彩以及服装色彩和线条。
我国古代女子之讲究“点染”，也达到了十分精细的程度。光脸面和眉的画法，即不同的妆型和眉型，就数不胜数。《奁史》中多有描述。先说妆型。有所谓“晓霞妆”传说魏文帝曹丕“在灯下咏，以水晶七尺屏风障之。夜来至不觉，面触屏上，伤处如晓霞将散。自是宫人俱用胭脂仿画，名晓霞妆”。有所谓“梅花妆”传说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经三日，洗之乃落。自后宫女竞效之，称梅花妆”。这里所说梅花落额上而拂之不去，不可信；但画成梅花似的妆型，是可能的。一所谓“泪妆”“明皇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颊，相号为泪妆。”又，宋理宗“宫中以粉点眼角，名曰泪妆”。还有所谓“醉妆”、“啼妆”、“额妆”、“眉妆”、“面妆”、“酒晕妆”、“桃花妆”、“飞霞妆”、“半面妆”、“瘢如妆”等等，不一而足。眉型也很多。据说，“秦始皇宫人悉红妆翠眉”；汉武帝时有所谓“连头眉”；《西京杂记》中说“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时人效之，画远山眉”；东汉桓帝时，京都妇女作“愁眉”；唐明皇时女人眉型有十种之多，如“鸳鸯眉”、“小山眉”、“五岳眉”、“三峰眉”、“月棱眉”、“分梢眉”、“涵烟眉”、“拂云眉”、“倒晕眉”等等。另从唐代诗人朱庆馀绝句《闺意献张水部》用汉代张敞为妻画眉的故事而写的诗句：“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可以看出当时女子画眉之胜、之精、之赶时髦。
洗脸梳头的学问
盥栉即洗脸梳头。有人说，洗脸梳头，谁人不会？哪个不晓？这里面还有学问？
是的，这里面大有学问在。譬如说，有的人脸上爱出油，倘若她化妆时不用肥皂把油垢彻底清洗干净，那么，她搽粉涂脂时，必然白一块、黑一块、红一块。轻者，脂粉不均匀；重者，成个大花脸。李渔指出洗脸必须注意去油，确实抓住了要害。这对现代女子化妆，也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意见。
说起梳头，那讲究就更多了。无论在我国还是外国，头发历来在人们，特别是妇女的容貌审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古代西方，例如罗马，某皇后的发型就曾经成为当时妇女效仿的榜样；在现代东方，某演员的发式也会成为今天女孩子追求的时尚，所谓“山口百惠发型”、“张曼玉发型”……风靡一时。我国古代，不少女子因头发之美而倍受赞扬，有的甚至坐到皇后的宝座上去。例如，东汉明帝刘庄的皇后的头发就特别长而美，《诚斋杂记》中说她的头发“为四起大髻，髻成，尚有余发绕髻三匝”（见林坤《诚斋杂记》明崇祯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另见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20册诚斋杂记二卷）。《陈书·张贵妃传》中记载，南朝陈后主的妃子张丽华因美而得宠，而其头发特美：“发长七尺，鬓黑如漆，其光可鉴。”还有一个故事，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就是因为头发美而起家的。卫子夫原是平阳公主家的一个歌女，武帝到平阳公主家去玩儿，卫子夫唱歌挑逗皇帝，“上（皇帝）意动，起更衣，子夫因侍，得幸。头解，上见其发美，悦之，遂纳子夫于宫，后立为后”（见王初桐编《奁史》嘉庆二年古香堂刻木，卷二十六《肢体门二·头面属》）。
女子的发型历来十分讲究，而且随时代的推移，不断花样翻新。下面，我从清代乾嘉之际学者王初桐《奁史》卷七十一《梳妆门一》中辑取一些材料，以使读者对我国古代女子发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周文王令宫人作“凤髻”，其髻高；又令宫人作“云髻”，步步而摇，曰步摇髻。汉武帝令宫人梳“堕马髻”，《陌上桑》所描写的美女罗敷“头上倭堕髻”，据考即“堕马髻”，其髻歪在头部的一侧，似堕非堕，这种发型，由于宫中的提倡，在汉代大概女子十分喜欢也十分流行。汉代辛延年《羽林郎》诗中有“两鬟何窈窕”句，鬟，即环形的发型。三国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入宫后，据说宫中有一条蛇，口有赤珠，不伤人，每天甄氏梳妆时，这条蛇在甄氏面前盘结成一个髻形，甄氏即仿效它而梳妆自己的发型，号“灵蛇型”。《木兰诗》“当窗理云鬓”的“云鬓”，就是梳得像云一样的发型。北齐后宫女官八品梳“偏髻”（发覆目也，即头发盖住了眼睛）。隋炀帝令宫人梳“八鬟髻”、“翻荷髻”、“坐愁髻”。唐末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为“抛家髻”。明代嘉靖年间，浙江嘉兴县有一个叫杜韦的妓女“作实心髻，低小尖巧”，“吴中妇女皆效之，号韦娘髻”。李渔在本款中也提到当时的所谓“牡丹头”、“荷花头”、“钵盂头”等等发型。此外，少数民族妇女也有自己的发型。《广西通志》中说：“蛮女发密而黑，好绾大髻，多前向，亦有横如卷轴者，有叠作三盘者。”《粤述》中说：“瑶僮妇人高髻，置于顶之前畔，上覆大笠。”《蛮书》中说：“望蛮妇女有夫者两髻，无夫者顶后为一髻。”《南夷志》中说：“施蛮妇人从顶横分其发，前后各为一髻。”（以上所引均见王初桐编《奁史》卷七十一《梳妆门一》）
妇女的发型，是人们审美观念的物化形态之一。从发型的演变，也可以看出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例如，古代妇女的那种“高髻”，现在很难见到了，人们大概也不怎么喜欢了。现代女子（特别是运动员）的那种“男式短发”，大概在二三十年代是不会出现的，在古代更是不可能的。当然，梳什么样的发型，这纯粹是个人的事情，别人无权，也不应横加干涉。李渔所反对和所提倡的种种发型，只是他个人的见解而已，不足为训。尤其他所提倡的所谓“云”型、“龙”型（飞龙、游龙、伏龙、戏珠龙、出海龙等等），太矫揉造作，更不可取。
妇女纹面·美
由李渔的“修容”诸篇，我想到少数民族妇女（例如高山族、黎族妇女）之纹面。
纹面，特别是女人纹面，把本来细润光华的脸面皮肤刺上花纹，成为人造麻脸，按现代汉族人的观念，无论如何，不能算是美的。小时候我住姥姥家，那个村里有一户最穷的人家娶不起媳妇，只好娶了一个麻脸女人--那是个丑媳妇。麻脸和丑是连在一起的。
今天的女性特别讲究面部的美。她们要不断涂抹各种各样的“面奶”、“护肤霜”之类，免得脸上“起皱”、“出坑”、“发包”；青春期女孩儿特别讨厌青春痘，倘不幸“发痘”，则千方百计寻药，去之而后快，发誓“只留青春不留痘”。
但高山族、黎族至少曾经认为纹面（人造麻脸）是美的。这是否可与中国古代女人缠足可以争个“高下”？
如此，则美不在纯客观物本身，当无疑。不然，为什么同一对象（纹面），高山族、黎族看来（或曾经看来）美，而汉族看来不美呢？
那么，美在观念？答曰：不在观念，又在观念。不在观念者，因为它不是任意的、纯主观的观念--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但那只是王八望绿豆，对了眼儿了；局外人未必承认那是真西施。又在观念者，或许因为它是一种客观观念？
然而，观念可以是客观的吗？何为客观？何为主观？
……
人啊，让你的脑袋瓜变得更精灵、更复杂些吧。
缠足--病态的美
提倡女子缠足、对女子的所谓“三寸金莲”赞赏备至，充分表现出了中国封建时代士大夫的变态审美心理，而李渔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个典型代表。
好好的一双脚，硬是活活地把它的骨头缠折，使它成为畸形，这简直太残忍、太残酷了！而千百年来竟然把它当作一种美来欣赏，而且有的人还津津乐道，赞不绝口，岂非咄咄怪事！
这怪事就出在中国古代。据李渔的一位友人余怀在《妇人鞋袜辨》（收在《闲情偶寄·声容部·治服第三》）中考证，女子缠足始于五代南唐李后主。“后主有宫嫔窅娘，纤丽善舞，乃命作金莲，高六尺，饰以珍宝，绸带缨络，中作品色瑞莲，令窅娘以帛缠足，屈上作新月状，着素袜，行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多效之，此缠足所自始也。”后来，以缠足为美的观念愈演愈烈，而且脚缠得愈来愈小，而愈小就愈觉得美，女子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对这样一件天理难容的事情，李渔则倾注着他“满腔热情”，以色迷迷的眼睛加以注视，以猥亵的口吻、流着口水加以赞扬，真令今天还在爱惜李渔的人脸红。请看李渔是怎么说的：“予遍游四方，见足之最小而无累，与最小而得用者，莫过秦之兰州、晋之大同。兰州女子之足，大者三寸，小者犹不及焉，又能步履如飞，男子有时追之不及，然去其凌波小袜而抚摩之，犹觉刚柔相半；即有柔若无骨者，然偶见则易，频遇为难。至大同名妓，则强半皆若是也。与之同榻者，抚及金莲，令人不忍释手，觉倚翠偎红之乐，未有过于此者。”
我认为，这是李渔学术思想上的一个污点，也是他人品上的一个不足；不管李渔在其他方面有多少成就。--当然对他的成就我也不会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