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
李渔《闲情偶寄·颐养部·行乐第一》云：
“伤哉！造物生人一场，为时不满百岁。彼夭折之辈无论矣，姑就永年者道之，即使三万六千日尽是追欢取乐时，亦非无限光阴，终有报罢之日。况此百年以内，有无数忧愁困苦、疾病颠连、名缰利锁、惊风骇浪，阻人燕游，使徒有百岁之虚名，并无一岁二岁享生人应有之福之实际乎！又况此百年以内，日日死亡相告，谓先我而生者死矣，后我而生者亦死矣，与我同庚比算、互称弟兄者又死矣。噫，死是何物，而可知凶不讳，日令不能无死者惊见于目，而怛闻于耳乎！是千古不仁，未有甚于造物者矣。”
李渔在此思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即生与死。这个问题历来被哲人不断思考着，远的不说，即以明代思想家李贽为例。李贽《焚书》卷四《伤逝》篇云：“生之必有死也，犹昼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复生，犹失之不可复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伤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则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则逝可以无伤矣。故吾直谓死不必伤，唯有生乃可伤耳。勿伤逝，愿伤生也。”李贽识悟了死乃任何人也不能避免的客观事实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既不能使之勿逝，则逝可以无伤矣。故吾直谓死不必伤，唯有生乃可伤耳。勿伤逝，愿伤生也。”就是说，活着就应爱惜生命。这个结论是积极的。
对此，李渔的追问是：人生百年，不能无死，造物不仁乎？仁乎？
李渔所谓“千古不仁，未有甚于造物者矣”，这个思想明显出于老子，但原意与此并不相同。《道德经》第五章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王弼注曰：“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若慧（通惠）由己树，未足任也。”老子原意是说，天地无所谓“仁”或“不仁”，任自然而已--其实李渔在其他诗文中也有很接近老子的说法：“死生一大数，岂为猪豚移？”它合乎“人情物理”。
然而，李渔在《行乐第一》中反其意而用之，并生发出自己的一番道理。
“死”是不祥的，可怕的；但又是无可回避、不可避免的。这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和归宿。怎么办？李渔得出一个相当现实而又有些无可奈何、自我宽慰而又不免消极的结论：“不仁者，仁之至也。知我不能无死，而日以死亡相告，是恐我也。恐我者，欲使及时为乐，当视此辈为前车也。”
一句话：既然死不可避免，那么大家都来抓紧有生之年，及时行乐吧；而且老天爷以“死”来“恐我”，意思也是叫我们“及时为乐”。
李渔所采取的当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态度，但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却不是理想的态度。我在2008年10月22日《北京青年报》上看到我的朋友周国平研究员一篇关于生死问题的讲演稿，深得我心。抄录几段，以飨读者：
人生哲学实际上思考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生的意义的问题，人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问题，一个是生和死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幸福的问题，生存更重要的意义在幸福上。
生和死这两方面确实是有冲突的，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两个矛盾引起的，都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我们平时对死亡的问题是回避的……我很欣赏西藏一位高僧的说法：“任何时候想这个问题都不早，因为哪个人先来到，没有人能知道。”你明天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是没有办法肯定的，突然的死亡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死亡是随时可能会来到的不速之客。
哪怕今天晚上死，我也能够非常安详，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态从哪里来？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是靠平时的修行得来的。这是人生很大的成就。
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哲学就是预习死亡”，我们总有一天是要死亡的，现在要预习好。
实际上真正思考死亡、知道人生有限这不完全是消极的，是让你对人生更认真，更好地规划人生，去实现自己的价值，让你进取积极。对死亡的思考增加了对人生的思考，你可以很积极地生活，争取你的利益你的幸福，但是你同时还要看到你所得到的你争取的一切都是有限的暂时的，你争取到的财富、地位、名誉都是暂时的，从人生这个大的角度来说，都是过眼烟云，所以就不要太在乎。
人生最大享受是享受生命本身，比如说健康、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爱情、和睦的家庭、亲情、婚姻，这些东西是永恒的，不是钱越多生活质量越好。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参透生死，遵从自然规律，时刻准备着，坦然迎接死的到来；但平时生活中的每一刻却绝不虚度，而是应自然之召唤，有滋有味地快乐地活着，爱着，工作着，创造着，享受着。
这就是幸福。这里就有快乐。
“乐不在外而在心”
什么是快乐？乐在何处？李渔《闲情偶寄·颐养部·行乐第一》之“贵人行乐之法”有云：“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这是说，快乐是一种内心的感觉。金圣叹评《西厢》有三十三个“不亦快哉”，皆诠释如是感觉。如，其一：“夏七月，赤日停天，亦无风，亦无云，前后庭赫然如洪炉，无一鸟敢来飞，汗出遍身，纵横成渠，置饭於前，不可得吃，呼簟欲卧地上，则地湿如膏，苍蝇又来缘颈附鼻，驱之不去，正莫可如何，忽然大黑车轴，疾澍澎湃之声，如数百万金鼓，檐溜浩於瀑布，身汗顿收，地燥如扫，苍蝇尽去，饭便得吃，不亦快哉！”其二：“十年别友，抵暮忽至，开门一揖毕，不及问其船来陆来，并不及命其坐床坐榻，便自疾趋入内，卑辞叩内子：‘君岂有斗酒如东坡妇乎！’内子欣然拔金簪相付，计之可作三日供也，不亦快哉！”其三：“空斋独坐，正思夜来床头鼠耗可恼，不知其戛戛者是损我何器，嗤嗤者是裂我何书，中心回惑，其理莫措，忽见一狻猫，注目摇尾，似有所瞷歛声屏息，少复待之，则疾趋如风，唧然一声，而此物竟去矣，不亦快哉！”
不同的人，处于不同境况之下，有着不同的或苦或乐的感觉。身为平民很难想象达官贵人的快乐；反之亦如是。但我想权势和财富绝不等于快乐。根据我所接触的史料，在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统治时代，论贵，谁能贵过皇帝？然而，看看历代皇宫里的残酷争斗，弑父杀兄，“快乐”几何？有的人把做官视为乐事，袁宏道则相反。他在《答林下先生》的信中认为，为官者“奔走尘土，无复生人半刻之乐”。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快乐，他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身极世间之安，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觥罍若飞，烛气熏天，巾簪委地，皓魄入帷，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同心友十余人，就中择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知己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为怪，五快活也。”
李渔的观点是：一个人的内心感受如何，才是苦乐感之源。这个思想至少包含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真理。同样一种环境和遭际，有人以为乐，有人以为苦。《论语·雍也》中孔子称赞他的学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像颜回这样“一箪食，一瓢饮”的“陋巷”生活，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不堪其忧”；而对于颜回，则“不改其乐”，乐在其中。同样一种行为，在某人看来是乐，而对于另外的人则是苦。譬如，“吃亏”。晚于李渔的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曰“吃亏是福”，至少吃亏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而对于《儒林外史》中严监生这样一个斤斤计较的守财奴，这样一个想尽千方百计自己占便宜而让别人吃亏的人，假如他吃一点亏，大概能一夜睡不好觉，苦不堪言。
若想人生快乐，还需具有非常重要的一种生活态度，即有所作为、有所寄托。一个为理想而工作（哪怕是十分辛苦的劳作）人，是快乐的。晚明袁宏道在致其妻舅李子髯公的信中说：“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弈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更说甚铁床铜柱，刀山剑树也？可怜！可怜！”一个无理想、无寄托的人，生活如行尸走肉，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
有的朋友说：李渔“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是唯心主义。假如在三十或二十多年前，我可能说出同样的话。但是现在我不这么看，而是认为：这里谈不上“唯心”、“唯物”的问题。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是哲学概念。只有面对认识论上“心”和“物”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提问时，才产生“唯心”、“唯物”的分野。而且，即使“唯心”，也并非一无是处。李渔此处所论，只是日常生活中常常发生的一种心理现象，属于心理学范畴。即使坚定的革命的“唯物主义者”，如《红岩》中的江姐，在敌人监狱中那样极端残酷的环境里为迎接新中国诞生而绣红旗时，心里也感到无比快乐和幸福。
至于李渔所说“故善行乐者，必先知足”，我则一半赞成，一半反对。赞成者，是因为人应有自知之明，应该正视现实，不要有过分之想。不是每一个“灰姑娘”都能遇上“白马王子”，倘遇不上，就寻死觅活，那是自找苦吃，且不值得同情；刘德华在中国也只有一个，若非刘德华不嫁，或者父亲倾尽家产而满足女儿同刘德华会面之奢望，那是自造悲剧，而且贻笑天下。反对者，是因为“不知足”乃是发展的动力。只要符合科学规律，越是不知足，越是有辉煌和快乐的未来。
关于“退一步法”
李渔《闲情偶寄·颐养部·行乐第一》之“贫贱行乐之法”中说：“穷人行乐之方，无他秘巧，亦止有退一步法。”这“退一步法”，可以有两个方面的含意。
一是积极的。如果原来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对，奢望过高（如揪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而无法实现，于是懊恼、痛苦，甚至因此而寻死觅活；通过“退一步”而反思，回到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来，得到了解脱，得到了心理平衡，重新投入实实在在的境地而创造愉快的生活。这是应该鼓励的。而且，从心理分析医生角度看，李渔的“退一步法”，是一种有效的心理疗法，三百多年前，李渔凭此法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心理医生，他的“退一步法”似可与后来的弗洛伊德学说互补。
二是消极的。实即精神胜利法，也即鲁迅所谓阿Q主义。李渔说：“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我以为贱，更有贱于我者；我以妻子为累，尚有鳏寡孤独之民，求为妻子之累而不能者；我以胼胝为劳，尚有身系狱廷，荒芜田地，求安耕凿之生而不可得者。以此居心，则苦海尽成乐地。”又说：“所谓退步者，无地不有，无人不有，想至退步，乐境自生。”阿Q之“精神胜利”其实即以此为师--自己挨了打，本来是件晦气和屈辱的事情，退一步想：只当儿子打老子，于是转瞬间，仿佛自己又占了便宜，高兴起来。鲁迅时代的阿Q和千百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阿Q们，以“精神胜利”麻痹自己，而不至于为此吃不下睡不着，窝窝囊囊抑郁而死。谁说阿Q主义没用？
精神胜利法是弱者的哲学。挨了强者的欺侮，既无反抗之力，又无反抗之心，于是，只得忍了，也只得认了；然而忍了、认了又不甘心，就又想出一个自欺欺人的招儿，只当被儿子欺侮了。于是照样过那种屈辱的生活。
对于一个需要自强的民族和需要振作的人民来说，精神胜利法当然是消极的，是件坏东西。鲁迅当年给以嘲笑和鞭笞，是对的。今天我们也不需要它。
家之乐
李渔《闲情偶寄·颐养部·行乐第一》之“家庭行乐之法”中说：“世间第一乐地，无过家庭。‘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是圣贤行乐之方，不过如此。”
这里说得倒是很有道理。这与现代人对家庭快乐和家庭伦理的看法相近。有的学者这样定义家庭及家庭伦理：“简单的说，家庭=爸爸和妈妈，我爱你们。”英文即FAMILY＝FATHER AND MOTHER，I LOVE YOU（林志锋《家庭的起源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