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寄萍在本县女学生中自幼有聪颖出众之名，十五岁时在省城读高中，十七岁时回家一趟，因为乡下荒乱，在城中舅舅家住了一个暑假。第二年高中毕业，同表弟罗明和同乡学生胡天长等到了北平，考入一个有名的私立大学，成为该校中国文学系的一名高材生。到北平时，正是察哈尔抗战结束之后，日寇侵略华北的气焰日益嚣张，吴寄萍和罗明、胡天长等都投身于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她还和同学们办了个进步的文艺刊物。
当时陶春冰也在北平，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
吴寄萍在开封时因偶然的机会，同陶春冰见过一面，他在她的心中暗暗地留下了深刻印象。陶春冰在北平时候，住北大附近的沙滩一带，胡天长、吴寄萍和罗明都住在西城，虽然相距较远，却常有见面机会。陶春冰在心中很爱寄萍，寄萍也很爱他，几乎达到崇拜地步，但是他们都不把各自的爱情说出口来，深深地埋在心中。后来陶春冰患了肺结核病，离开北平，回到家乡住些日子，又转到开封附近的一个进步的私立中学校住了很久，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没去北平，也未同她通过一封信。有一天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思念之情，正要给吴寄萍写一封简短的问候信，忽然得到消息，知道吴寄萍已经同胡天长成了夫妻，这封信便不写了。
吴寄萍同胡天长同在一个大学读书，在同学中都是比较活跃的救亡工作者，由于工作关系，来往密切，很自然地变成了一对恋人。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吴寄萍和胡天长决定了恩爱终生，永不分离。当时吴寄萍最大的苦恼是来自她的家庭。当她还只有三岁时候，她父亲就替她许了婆家，男方是一个姓张的大乡绅的儿子，和她同岁。她稍微懂事以后，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坚决反对这一桩包办婚姻，家人一提起这门亲事她就哭闹，赌气连饭也不吃。然而不论她如何哭闹，都不能使父亲表示同情。她决定拼命读书，等到长大再说，后来她x以考大学为理由，拖延结婚。如今她同胡天长发生了生死不渝的爱情，怎么办呢？为这件事，她反复思忖了上千遍，终于下决心将她同胡天长的恋爱写信告诉了她的家庭，要求父母同意他们订婚，同时与张家解除婚约。她母亲由于疼爱女儿，叉听说张家的少爷从小不肯读书，所以对此事无可无不可。但是她父亲坚决反对，一则认为向张家提出退亲的事绝不可能，二则认为吴家是书香门第，决不许女儿在外边讲婚姻自由，私订终身。何况她父亲十分清楚：胡天长的哥哥在北伐时候为革命而死，胡天长本人在家乡上中学时也被认为是“左倾分子”。他给女儿回信，断然拒绝了她的要求，不许她再同胡有任何来往，否则就休学回家。但不管父亲的反对怎样厉害，要想让他们的爱情结束，已经是不可能了。
一九三五年严寒的十二月里，胡天长和吴寄萍臂膀挽着臂膀，参加了两次伟大的请愿游行。在第二次游行中她和胡都在水龙的喷射中滑倒在地。她的身上又被人踏了一脚，幸而胡和另一位同学在纷乱中把她从地上救了起来。她在医院中住丁一个星期，治好了外伤和感冒，但身体一直没有复原，从此得了个干咳的毛病，下午经常轻微发烧，双颊红晕。一则由于没有经验，二则由于胡天长介绍她加入了民先，她每天除上课外总在忙碌和兴奋之中，所以对身体投有注意。日子久了，病情逐渐显着，日渐消瘦，无力。胡天长陪着她去医院找医生检查，才知道是患了肺结核病。第二年秋天，胡天长为着救亡工作的需要，要离开北平，前往西安。那时她瞒着家庭，事实上已经同胡结成了夫妻。这是组织派胡去西安加强那里青年运动的骨干力量，所以他充满了兴奋情绪。吴寄萍虽然在患病，但也是把神圣的工作看得比爱情更高。在将要分别的那几天，毕竟是青年恋人，她几乎一刻也不能离开他，他也同样地不能离开她。特别是她的病很使他放心不下。两个人没事的时候躲在公寓里，感觉得特别难割难舍。有一次胡替她擦去眼泪，在她的每只眼睛上吻一吻，笑着说：
“萍，咱们也太感情了！”她静静地望着胡的眼睛，沉默片刻，跟着凄然地笑笑，说：
“虽然我理智上赞成你走，可是……唉！”胡天长走后，吴寄萍觉得宇宙间顿然空虚，好像失去了魂儿一样。在一个月里，她几乎没有一夜不失眠，睡熟以后又常常梦见胡，白天不想吃东西，饭和菜到嘴里如同泥土。她的月经已经很久不再来了。起初她以为是肺病影响月经停止，但又想着病情还不会如此严重。客居小公寓，没有一个老年妇女可以请教，有时不得不噙着眼泪在心中说：“要是妈在身边就好了！”又过了不久，她开始感到四肢无力，越发不思饮食，头晕目眩，经常呕吐，喜欢吃酸的东西。她的心中猛然一惊：
“莫非是……？”她瞒着同学，一个人到医院找医生检查。医生笑了笑，告她说是“有喜了”。这个诊断的结果是一个可怕的消息，她的心头一阵乱跳，满脸通红，几乎在医生的面前晕倒。
回到公寓以后，吴寄萍蒙头哭泣，想不出任何办法。她自己还在上学，又患了肺病，如何能照料小孩？尤其不好办的是她同胡天长尚未正式结婚，这个不幸的婴儿既不能送回她自己家中，也不能送到胡家。特别是她父亲的封建思想十分严重，倘若知道她未结婚生了小孩，一定会活活气死。不要说她父亲决不会允许她将小孩儿带回家去，只要听说消息，准定会断了她的经济来源，同时会来封信不承认她是女儿，说她是玷辱了吴家一门的清白家风。她也反复考虑过要求医生打胎的问题。但是她知道一则医生决不会同意为她打胎，二则她也没法对医生说明她是没结婚怀孕。她佯称患感冒睡了三天，暗暗地哭过多次，终于下决心留下胎儿，等待着胡天长的消息。她想，只要胡有确实地址，她不管自己的身体有多么不好，路途有多么困难，她一定赶快找胡，既是为了他们的爱情，也是为了他们的婴儿。幸而当表弟罗明和几位平日比较接近的男女同学知道了她的情况以后，不但没有一个人歧视或嘲笑她，反而都很同情她，愿意给她帮助。罗明尤其称赞她的反封建家庭的勇气和决心，答应在经济上尽力量给她帮助。还有许多熟识的民先队员，尤其是女同志，都对她十分关怀。民先组织的负责同志也对她做思想工作，帮助她很快地明白了应该将反对封建家庭的控制同她所从事的民族解放斗争联系起来看。她的思想坚强起来了。
双十二事变以后，她每天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着胡的音信，偏偏有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胡的一封来信。她的肚子已经大了起来，只好休学，但又不能回家。一九三七年初，一个风雪交加的黎明，她在医院中生下了一个女儿。幸而有罗明和同学们关心照顾，及时将她送进医院，母女都很平安。孩子满月时候，吴寄萍收到胡天长托人从延安带来一信，说他已经于双十二事变和平结束后到了延安，在抗大学习军事，对她的病十分挂念，也挂念她是否已经生产。信很短，字迹也比平日潦草，显然是在十分匆忙中写成的。吴寄萍将这封来之不易的短信反复阅读，感到无限的欣慰、甜蜜、快活，每次看过信之后就从床上将婴儿抱起，连着亲吻婴儿的双颊，或逗着婴儿玩耍，有时忍不住向婴儿问道：“噢，噢，我的乖乖，你想爸爸么？
你想看见爸爸么？你一定很想吧？是吧？快告妈妈说！”她又是许多夜梦见胡天长，巴不得能够到延安同他见面，也让他看一眼他们的孩子。
双十二事变以后，国内的局势虽然开始松动，但是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地向延安寄信仍然检查很严，往往会被扣留，而从延安寄出来的信件受到的检查更严，被扣留的更多。往往不谈政治的信件也被国民党毫无道理地扣留，烧掉。吴寄萍本来希望按照传统习俗，由婴儿的父亲起个名儿，但现在由于不可能马上团圆，通信也不自由，她就只好自己为婴儿起名望西。当她将婴儿的名字告诉罗明以后，罗明高兴地抱着婴儿叫道：
“好呀，萍姐！延安在北平的西方，让你的小宝贝向西望吧，望吧！哈哈哈哈……”一九三六年的春天，一方面，进行了将满卜年的大规模的内战已经停止；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要吞并华北以及灭亡中国的形势一天比一天险恶。在此新形势下，全国青年和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而在平、津两大城市的学生，表现得更为突出。平津学生在近三年中亲眼看到了日军的疯狂挑衅，日军特务机关派遣所谓日本“浪人”在各处制造事端，并且亲眼看见了在日军的卵翼下，汉奸殷汝耕成立了所谓“冀东自治政府”，硬将北平以东、紧挨通县的二十二个县划，出去，成为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的汉奸政权。北平学生在这三四年问，亲眼看见了冯玉祥领导的冀察抗日同盟的出现和瓦解，看见了负责对日寇执行妥协投降政策的何应钦坐镇北平，将参加冀察抗日同盟军的名将吉鸿昌在天津逮捕，押到北京枪毙，以镇压将领中的抗日情绪。在这些暴风雨将临的年头里，北平的学生和广大群众还看到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喜峰口奋起抵抗，打退了日寇的进攻，激起全国人民的热情声援和慰劳。北平的爱国青年和军民，在那些年头，怀着愤怒的心情，亲眼看见南京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敢抵抗，一味丧权辱国的种种事实，接连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浩协定》和《何梅协定》，又将蒋孝先的宪兵第三团派驻北平，专门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逮捕共产党。大家还亲眼看见了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永无知足，公然提出了“华北五省特殊化”的无理要求……
在这种民族危亡之势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全国人民都感到了中国不奋起抵抗没有生路，而平津两大城市的学生对形势感受得最为直接。到一九三七年的春季，凡是比较关心大局的人们都有抗日战争的爆发迫在眉睫的预感，再也不能安心于课堂和图书馆了。
形势愈紧迫，北平学生的救亡运动愈蓬勃发展。不仅民先组织和党的组织有较快发展，而且有很多学生，为着抗日救国都渴望投奔革命圣地，悄悄地离开学校，经历关卡险阻，奔赴陕北。吴寄萍虽然身体有病，义有孩子拖累，但是她也尽力做一些救亡工作。不幸的是，她在北平生了孩子的事已经被她的家中听说。母亲对她又生气又可怜，常常背着人痛哭流泪。父亲在内宅当着她母亲的面顿脚大骂，摔碎茶碗，咬牙切齿，发誓不允他的女儿回家，认为她已经死掉。不仅恨骂，而且一狠心，确确实实地断绝了对她的供给。幸而罗明兄妹和她的弟弟吴寄芸都很同情她，每月撙节下一点钱保证她母女在北平的生活。罗兰和寄芸都在省城读高中，按月将钱汇到北平。母亲不像父亲那样狠心，两个月以后，托故进城回娘家住几天散散心，她背着老头子将款子带到城里，交罗明的大嫂亲自到邮政局，将款子汇给寄萍。寄萍的母亲不识字，由罗明的嫂子给寄萍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家中情形，嘱咐她好生保养身体，姑妈会背着姑父继续给她汇钱；等三两年姑父的气消了，可以将孩子带回家来。
有了母亲寄来的一笔款子，吴寄萍接受罗明的建议，将公寓的单间房子退掉，另租两间，雇了一位娘姨，帮她照料孩子和做饭、洗衣，使她能够养病和准备功课，如果不打仗，下半年继续回学校读书。虽然她极其想念胡，但是如果身体不好，她是不肯往延安去的，那样会给组织增添麻烦，也给胡增加拖累。
三十年代，肺结核病还没有特效药物，只能依靠静养，死亡率很高。所谓静养，就是住在疗养院，吃比较富于营养的食品，长期躺在床上。有时依照医生和护士的要求，晒晒太阳，在院中作适当散步。但是这样养病，需要有较好的经济条件。
吴寄萍既然已经失去父亲的谅解和供给，依靠不当家的母亲暗中汇款接济，不可能既养活她的小孩，又供给她到西山去长期住肺病疗养院。她同罗明商量，罗明虽然热情支持她住疗养院的想法，愿意多问父亲要点钱，帮助她解决困难，但究竟不是长局。在这年放暑假之前，日军在平津一带不断地举行作战演习，挑衅事件不断出现，日本人和由日军操纵的所谓“朝鲜浪人”在华北各地猖狂活动。这一切都表现出平津一带将爆发重大事件。就在这时，她的咳嗽加重了，而可怕的是在痰中发现了血丝！当第一次发现痰中有血丝时，她恐怖得面无人色，浑身战栗，十指发凉，瘫软地坐在床边，好似听到了她被宣判死刑的消息。她想到自己不能同胡天长再见一面就会死去，想到她死后留下一个可怜的婴儿如何抚养。她想着自己所患的不治之症，想到亲人，尤其思念母亲和胡天长，不禁蒙头痛哭。那时时局紧张，罗明和同志们特别忙碌，既要准备应付不测事变，又要筹备贯穿着救亡精神的北平学生西山夏令营，很少有时间来看寄萍。有好些天，她托人给罗明捎口信，带条子，要求表弟速来一见，都无回音。直到七七事变爆发，罗明才在第二天黄昏时前来看她。但是她的一切打算都要重新考虑了。
由于受到国际民主统一战线保卫马德里的巨大影响，北平学界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坚决支持宋哲元的部队保卫北平的战争，连日进行宣传、动员和慰劳伤兵的紧张活动，一部分学生要求参加部队，上火线同日寇作战。吴寄萍暂时不管她的病情正在发展，几次不听罗明劝阻，跟随同学和同志们去慰问伤兵，每次都在前门大街一带看见从南苑和卢沟桥两地撤退下来的伤兵，有的抬在担架卜，有的身上凝结乌血，拄着树枝，一瘸一瘸地走路。吴寄萍和同学们夹杂在市民中向伤兵们热，烈鼓掌，呼喊口号，到街心拦着路递送茶水和吃的东西。每次，寄萍都激动得热泪奔流。每当此时，她把自己的疾病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甚至连胡天长，都忘到九霄云外。
南苑和卢沟桥相继失守之后，宋哲元放弃了北平。吴寄萍的爱国热情和兴奋突然间化为绝望。一旦失去了精神支柱，她自己感到身体很不好，只好躺在床上休息。罗明和几个好同学前来看她，商量如何应付新来的艰难局面。当时大家最担心口军进城后会对爱国学生进行大搜捕和屠杀，罗明和十几位好同学迅速决定，离开住惯了的西城的学生聚居地方，搬到后海北边的一个僻静地方，也将吴寄萍搬了去。大家分散在三四条小胡同中，相距不远，以便有消息互相传知，有事情互相联系。将来如何找机会逃出北平，大家还没有好的计划。罗明看见寄萍十分忧愁，安慰她说：
“萍姐，你只管放心。只要我们大家能逃出北平，绝不会把你留下。”“可是我有病，还有一个小孩……”尽管对罗明她是信得过的，可是她逃出北平的特殊困难是明摆着的，因此她暗中想着，今生可能不会再见到她念念不忘的胡天长了。有时她抱着婴儿，含着眼泪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