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没有睡觉？”“我今晚睡不着。”罗明坐到他对面说，“刚才我又到大¨口望了望，街上还继续戒严，不晓得到底发生丁什么事情。”“不要管它，反正明天就会晓得了。你来得正好，我正想同你谈一谈咱们的问题。”“我也是特意来找你谈这个问题的。我刚才整整想了一个多钟头，觉得战教团和老陶走掉都没有大关系，但讲习班绝不能被解散。因为他们能解散讲习班就会跟着解散同学会，取缔一切救亡组织，禁止我们的一切活动。你觉得我的意见对么？”“我的意见同你的差不多。我刚才想到了为什么程西昌对你提到李醒亚……”“对对！”罗明抢着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研究。”于是两个人的谈话就着重在李醒亚的回来上面。这位李醒亚是一个很有政治野心、思想上受别廷芳影响很深的人，四年前曾经回故乡来抓过一次政权和兵权，企图实现他自己所说的“地方事业”，但没多久就失败了。失败后李醒亚跑到省城里接办了一个私立中学，完全用军事管理，封锁思想，用铁腕镇压学潮。当…二九学生运动的浪潮狂卷华北，开封城里成千成万的学生在刺刀尖与机关枪的“保护”下闹着南下请愿、示威和卧轨的时候，只有李醒亚的学校里风平浪静地照常上课，不过禁闭室关满了“捣乱分子”罢了。罗明和张克非虽然明知道他们同李醒亚之间有一条思想的鸿沟，但他们相信战争的炮火已经改变了李醒亚的一部分思想，在救国的前提下大家是可以合作的。研究结果，他们把一部分渺茫的希望寄托在李醒亚的回来上面。他们商量好：明天一早起来，张克非往同学会，罗明往师政治部去找魏科长，请魏去找县长探探消息，并设法使县长不要急着下解散讲习班命令。魏科长有热情和正义感，是一个忠实的救亡同志，对本县救亡运动出过很大力气。他们推想蓉魏科长听到这消息后是怎样愤怒，一定会立刻报告政治部主任和师长，还一定会在见到县长前先从电话里把县长大骂一顿。谈到这里，罗明和张克非就互相地望着笑了。
“我们步步小心，”张克非收敛了笑容说，“结果还不断遭受打击，可见救国真是一种无比艰苦的事业！”罗明说：“从我们讲习班开办的时候起，我们就看到有一道反动的暗流在逐渐增涨，到今天就不再是暗流了。我现在很怀疑我们能不能把这道已经公开的逆流消灭，你说能不能消灭呢？”“不敢说。不过只要整个形势好，小的逆流是不会长久的。”时针已经指到两点了。扒城的人们早已收工。但张克非和罗明越谈越觉得没有瞌睡，又坐了很久。后来他们听见有大军从公路上走过，步伐声、马蹄声、驮子声，不断头地在月色苍茫的城外响着。罗明走回自己的寝室门口，站在月光中倾听着大军走过的声音，望着那远远的山谷间像星河一样的修路灯火，站得疲倦时又来回地走来走去。当他感到身上有一点凉浸授的，两肩也已经被露水打湿时，他才慢慢走回屋去，喃喃地自言自语说：
“鸡子叫了，天也该亮了。可是黎明前还要黑暗一阵。”县政府的职员中有不声不响的进步分子，对救亡工作暗地里贡献力量，同郭心清一个人发生关系。这天黄昏，战教团接到信阳打来的一个电报，请他们快去工作，大家都非常高兴。晚上座谈会散会以后，郭心清得到了关于战教团的不好消息，立刻告诉了方中允和余新之，跟着就向全体团员们公开出来。但这坏消息在战教团没有引起多大恐慌，好像都觉得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情一样。半年来他们经历过无数打击，冲破过好些难关，比讲习班的同志们沉着得多了。大多数的团员们希望往信阳，只有余新之和很少数的团员们主张往潢川，于是在午夜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参加会议的除方中允和余新之外还有三位青年，他们都是团员中的工作干部，分担着各组的领导工作。二位组长中有一位叫冯子兴，特别重要，在团员中像一个大哥一样，不管谁都叫他老冯。省里的负责同志派他进游击战术训练班做学生，当游击战术训练班结束后又派他参加战教团做团员，为的是要他在下层起领导作用，做一个核心分子。虽然余新之是副团长，当方中允教授不在团里时，他是惟一的最高负责者，但同志们都掌握在老冯手里。这情形余新之非常清楚，所以遇事总要找老冯商议。老冯很尊重余新之的领导地位，常常化除余新之和团员间发生的矛盾，但遇着余新之在工作上领导错误时，他也不客气地同他争执。方中允和那些住在省城里的同志们都相信老冯，而实际上老冯在战教团正如张克非在讲习班一样，负的责任最大，做的工作最多，是不大被社会注意的地下英雄。其余参加会议的两位组长：有一位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背稍微有点驼，上唇上生着像汗毛一样的黄色胡子；另一位长着四方脸孔，两颊上现出红润。他们半年前还都是在省城读书的高中学生，新的生活和新的学习环境把他们锻炼成优秀的救亡干部。
当会议开始后，方中允首先说明了此地的工作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到不能支持时才离开此地。至于此地的工作还能够支持多久，须等到明天同县长见面后才能断定。随后他请大家发表意见，虚心地在大家的脸上望着。三个青年互相望一下，把眼光集中在余新之的脸孔上，等待着他先发言。
余新之慢吞吞地嘘出一口烟，用食指敲落烟灰，慢吞吞地说：
“我没有什么意见，大家的意见也就是我的意见。”大家沉默了一个片刻。方中允把期待的眼光移向老冯；老冯又望着两位同志挑一挑下巴，用眼神请他们说话。四方脸孔的青年把两只手放在桌下，捏得指关节轻轻地响了几下，然后带着兴奋的声调说：
“我完全赞成方先生的意见，一定得坚持到最后一刻才走。关于下一个工作地点，我觉得还是去信阳好，不赞成到潢川去。大部分同志也都不赞成到潢川去；只有少数同志或者因为家在潢川，或者因为看潢川是一个政治中心，或者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青年军团学习，才主张去潢川工作。”“我也赞成到信阳去。”嘴唇上有黄毛的青年接着说，“因为第一，我们去年曾经去潢川工作过一次，没有必要再去；第二，那里既然有青年军团，又有开封学生演剧队，又有很多地方上的救亡团体和各部队的政工队，更用不着我们去锦上添花。我们应该在没有人点火的地方点火，需要人开荒的地方开荒；信阳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方中允又把眼光移向余新之：“新之，你的意思怎样？”“我以同志们的意见为意见，”余新之疲倦地说，“请老冯发表意见。”“还是请余先生谈一谈自己的主张，”冯子兴很谦恭地说。
忽然他机警地向窗外问道：“谁呀？”在窗外窃听的人很快踮着脚尖逃掉。冯子兴向大家摇摇头苦笑一下，小声说：“这又是他的报告材料！”“我早就主张把他开除，”嘴唇上有黄毛的同志愤愤地说，“你们说等一等，等一等。我看越等越糟糕！”“小点声！”老冯向嘴唇上有黄毛的同志使个眼色说。
“我并不是不要开除他，”余新之噙着半截烟头说，“我是想遇着机会时找一个适当的理由使他离开团体。他是郑先生介绍来的，郑先生在政治上的关系你们是晓得的，我们不是怕他，而是‘投鼠忌器’，为着文化界的团结着眼。”嘴唇上有黄毛的青年说：“余先生的苦心我是很晓得的，不过我们讲团结应该有个标准，不能够因为‘忌器’就只好让老鼠猖獗下去！”“我也说早一点请他离开团体好，”四方脸孔的同志说，“我们来到此地的第二天，我就发现他一个人鬼鬼祟崇地出去找人；后来有一个不三不四的人来看他，据郭心清说那个人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不讨论，”方中允打断四方脸孔的同志说，“我回到团体以后，老冯就把这位同志的情形对我说了，我决定换一个地方就让他离开团体。现在我们继续讨论到底往什么地方去的问题。新之，他们两位刚才都主张去信阳，你觉得怎样？”余新之用手背揉了揉干涩的眼睛，勉强地笑着说：“我永远服从多数。”四方脸孔的同志很不满意地说道：“余先生，你现在不是推诿责任的时候。遇着这样重要的时候，你应该更坦率地说出来你自己的主张，更坚决地领导同志们才是。”“我并不是不坦率，推诿责任。我向来是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只要大家议决，我就执行。你看，老冯不是比我说话更少么？”余新之毫不介意地笑了。
老冯很了解余新之主张往潢川去的真正用意是在联络那儿的军政要人，不全是为着工作。余新之一方面任劳任怨地协助方中允领导战教团，为这个团体比任何人牺牲的精力都多，一方面又把战教团作为他政治活动的资本，希望在大时代左右逢源。这是他的矛盾，也是他的悲剧。因为对他的用意了解得太清楚，所以老冯知道他为什么沉默，为什么勉强地笑。
老冯说道：“我们的团体一向有一个顶值得骄傲的作风，就是民主作风。这作风是在方先生和余先生领导之下培养成的。余先生既然再三声明他服从多数，那么余先生并不是坚持要去潢川，换句话说，也就是同意去信阳了。关于大多数同志主张去信阳的理由，我可以简单地报告一下。”他稍微停一停，继续说：“第一，在保卫大武汉的意义上说，信阳远比潢川重要。第二，在将来发展游击战的意义上说，信阳也远比潢川重要，这一点余先生时常讲到。第三，正如刚才同志们所说的，到潢川是锦上添花，到信阳是雪里送炭。第四，到信阳不仅可以做知识青年工作，还可以对农民工作，而尤其重要的是信阳有很多铁路工人，面粉工人。有以上四种理由，所以我主张到信阳去。”余新之用困倦的眼睛看着老冯，慢吞吞地抽着纸烟。等老冯说完以后，他说道：
“我很同意到信阳工作。不过今天我们既然把工作重心放在大别山一带，就不能太看轻潢川的关系。既然白先生很看重我们的团体，而桂系在国民党里边又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实力派系，我们似乎应该同他们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如果同他们有更进一步联系，起码在工作上可以少受许多阻碍，像今天的情形一样。既然大家决定到信阳去，我提议将来我自己再去潢川一趟，把关系建立起来。同志们常常批评我爱跑上层，”他笑了一下，“可是我的跑上层是为着团体，丝毫也不是为着个人。在目前环境中我们不应该忽略了上层工作，尤其要争取上层的开明分子。至于将来到信阳以后，最好我或者方先生到武汉去一趟。在武汉我还有不少关系；新闻界和文化界不用说，就是军政要人方面也有关系。”倘若是在生疏的朋友面前，余新之一定还要长篇大论地说下去，还要提到他曾经和某大报有一段关系，曾经在泰安陪伴过冯玉祥将军读书两年，还要说出当年在泰安替冯玉祥讲书和整理冯的读书札记的几位社会知名人物，同他很熟。如今因一则在方中允教授面前，二则同志们都听厌了他的这番话，他的谈话就适可而止了。
“关于打通上层关系，”方中允教授带着绍兴口音说，“我也认为很必要。不过，这个问题，等我们到了信阳把工作基础打稳以后，再详细讨论一下，分头进行。目前主要的是靠我们自身健全，工作有成绩。我们从开封出发，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以上，固然在各地起了很大影响，就是同全国各救亡团体比起来我们也毫不逊色。但是，”他用手整一整近视眼镜，“我们今天所获得的成绩离我们所期望的目标还很远，很可能我们的工作会赶不上战局的发展。”他把话停一停，点起一支纸烟。同志们的心都变得非常沉重，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领导人再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