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目世界，凡国家、民族的兴盛，无不与人才的使用和发展息息相关。无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时下的国家元首，谁能够慧眼识人，礼贤任能，谁就掌握了主动，有了治国的保证。我国历史上的齐桓公、汉武帝、曹操、李世民，之所以大有作为，他们慧眼识人、礼贤任能，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姬旦
姬旦，亦称叔旦，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故称周公、周公旦。是西周初期著名政治家，周文王第四子。文王虽临终托政于次子姬发（周武王）。但文王对姬旦极为赏识，是左右手之一。
姬旦极力辅佐其兄周武王伐商，多次建立奇功。周武王死后，其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因成王年幼，一切当朝政事皆由姬旦定夺，实为摄政王，主持朝政。周武王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反对，发动叛乱，被姬旦讨平。嗣后，他加强了对顽民的监督，全面实行封邦建国方针，封区范围先后建置71国，并普遍实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后期，他的主要精力是致力于制礼作乐，建立种种典章制度。在整个从政生涯中，他注重选贤任能，大大巩固了奴隶主的阶级统治。
（一）广招人才。姬旦所处的是西周初期进入强盛的时代。在用人方面，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基本上仍是沿袭了商朝世袭制度的用人方式，广泛推行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从天子到各诸侯、卿、士的权位都采用的由嫡长子继承的办法。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光靠这种世袭世卿是不够的。于是姬旦注意在可能的范围内招用天下人才。《孔子集语》中孔子曰：“犹从周公为天下贵，则以周姓为多，异性为寡也。”《史记》中《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中说“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周姓五十五。”周时，“庶邦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周书·武成》），“式商受命，奄甸万姓（《周书·立政》）这里“多”、“百之五十五”以外，“百工”、“万姓”就不全是世袭，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招用天下之才。
（二）礼贤下士。由于商纣王排斥人才，自我孤立，而失天下，姬旦与其兄姬昌大力招募人才，收买人心。特别是传说中的姬昌得到姜子牙（吕公望），委以重任，言听计从，从而大大加强了西周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成为历史上流传千古的人才佳话。姜子牙与姬旦一起，先是辅佐文王，后又快助武王，建立了西周大业。据《史记·鲁世家》载周公礼贤下士，甚至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以迎接招呼客人。
（三）明德慎罚。人才，当然要有才，但在用人方面，须更注重于德。这一点古人早就明了，并从尧舜开始就一直沿袭下来。统治阶级为巩固自身的阶级地位，十分重视人才“德”的考核，并把“德”作为人才选择的首要条件。姬旦在用人时反复强调“明德慎罚”，以德为先、为重。而“慎罚”，这是很可贵的。就是对待被称之为“顽人”的敌人殷人，他也实行所谓的“义刑义杀”，很得人心。
（四）官学教育。我国自奴隶社会建立以后，就开始出现了教育贵族子弟，以培养后备官吏的制度。这种教育的对象虽仅为贵族子弟，但就其教育本身来说，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这种制度发展到西周，在姬旦还政周成王以后，便主持以制礼作乐为内容之一的官学教育。他把西周官学分为大学、小学，设在周天子天畿内的大学称为“辟雍”，设在各诸侯国的大学称为“泮宫”，比这两类学校档次低的统称为小学。教育的内容，除了礼、乐以外，还身射、御、书、数，合称“六艺”，其中特别注意“忠”、“孝”，提倡“尊尊”、“亲亲”，对巩固西周天子的统治地位起了重大作用。
选贤用能改革图强
——姜小白
春秋时期，威振四方的齐国国君齐桓公，豁达大度，任用曾与其敌对的管仲为相改革国政。他盛精图治、九合诸侯，使齐国一跃成为称雄中原的强国。
齐桓公，姓姜，名小白，前685到前643年在位为齐国的国君，他的即位历史上有一段生动的记载。
齐在襄公时已相当强盛，灭纪伐卫（今河南濮阳县境内），又征服了鲁国，几为中原霸主。但好景不长，襄公贪色，滥杀大臣，内乱此起彼伏，弟弟们恐怕将来招祸，就逃出齐国。二弟公子纠，逃到鲁国，由管仲、召忽任他的老师；三弟公子小白，避祸奔莒，鲍叔牙任他的老师。前686年冬，齐国发生内乱，襄公被杀，齐国无首。襄公既死，由谁来继承君位呢？齐人准备接回年长于公子小白的公子纠立为国君，但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策划与高□、国氏二臣的帮助下抢先回到了齐国。途中，公子小白还挨了公子纠的师傅管仲一箭，箭正好射中小白的腰带钩，小白自知寡不敌众，为了麻痹对方，他顺势倒下，惨叫装死。管仲被此迷惑，没有追击。小白得以幸免，取得君位。
公子小白继位后，立即派兵抵挡鲁国护送公子纠的部队，结果鲁军大队，齐军乘胜追击至鲁，要求杀死公子纠、交出管仲。鲁国慑于威力，只好把公子纠杀死，并交出管仲。桓公本想杀了管仲，以报一箭之仇，后听信了大夫鲍叔牙的劝谏，欣然接受管仲，并以隆重的礼节任管仲为大夫，命其主持政务。表现出了齐桓公不记前愆的坦荡胸怀和爱才任贤的用人之道。
管仲接任后，不负桓公之愿望，竭力辅佐桓公，以报不杀之恩。桓公也如虎添翼，依靠管仲、鲍叔牙、隰朋、高□等人修治齐国，整顿内政，全面地实行了改革。在政治方面，规定士农工商“勿使杂处”，确立“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使民不相混杂，相互之间不会受到影响。在经济方面，除继续维持“井田畴均”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外，对鄙野出现的大量私田，实行“相地而辞征”的税收政策，即按士质肥瘠征税。还规定由官吏统一管理山林河泽，并鼓励开矿铸钱，煮海为盐，奖励盐铁，鼓励贸易。在军事方面，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军政合一制度，即在国内采用轨（5家为轨、设轨长）、里（10轨为里，设有司）、连（4里为连，设连长）、乡（10连为乡，设乡良人）的军事编制，层层节制。春天打猎时，整顿军队；秋天打猎时练兵习武。这样，不仅密切了兵士之间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团结对敌，而且提高了军事素质，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齐国通过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很快收到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效果。这为齐桓公争夺霸主地位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也表明了他爱惜才能、唯才是用的道理所在。
前684年，即管仲到齐的第二年，齐桓公认为国力日强，平定诸侯纷争，称雄中原的时机已到，在管仲等大臣的协助下，出兵伐鲁，战于长勺（在山东省境内），被鲁国击败。齐伐鲁虽然受挫，但齐桓公扩张称霸的决心没有变。故于前681年春在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北）召集宋、陈、蔡、邾等国共同决定宋国君位，实质上是让与会诸侯推举桓公为首领，承认其霸主地位。会前通知了8个国家，但到会的却只有4个。桓公恼羞成怒，决定对鲁、卫、曹、郑等未参加会盟的诸侯采取行动，迫使其就范。桓公根据管仲的意见，首先对鲁用兵，鲁军大败。鲁庄公向齐国告饶，与齐在柯地（今山东阳谷东北）会盟。会盟那天，齐桓公耀武扬威，端坐台上，而鲁庄公则唯唯诺诺站立台下。正要歃血为盟，突然鲁国大夫曹沫（即曹刿）一手持匕首，一手扯住齐桓公，声色俱厉地说：“齐鲁要订立盟约可以，但要把你们侵占我们汶阳的田地交还。”齐桓公没有准备，吓得目瞪口呆，傲气大煞。在管仲示意下只好答应，曹沫这才放手作罢。
“曹沫劫桓”，使桓公在诸侯国面前丢了脸，但桓公能够不违背诺言交还鲁地，却赢得了诸侯国的信任。在这之后，齐国的力量日益强大，在诸侯国中的作用更加举足轻重。它先后制服了宋、卫、郑等国。前679年，齐、宋、陈、郑再次会盟于-，齐国称霸的局面开始形成。
齐桓公降服别国召集会盟，是利用周天子给齐国的特权，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在“尊王攘夷”的名义下行令诸侯的。他依仗国体强大，联合燕国打败山戎；又联合宋、曹等国制止了北狄的扰害。“存邢救卫”又为邢、卫两国筑了新的城邑，使“邢迁如旧，卫国忘亡”，从而保证了这一地区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使邢、卫更加依附于齐。
前656年，称霸后的齐国，组成齐、鲁、宋、郑、陈、卫、许、曹等联军，侵蔡伐楚。蔡军败北，楚军胆颤心惊，不敢应战。楚成王两次派使者与以齐军为首的诸侯军讲和，桓公只得与楚国在召陵订立盟约：楚国承认了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这使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进一步确立和巩固。
前651年，齐又召集鲁、宋、卫、郑、许、鲁等国在葵丘会盟，周天子也派人参加了这次会盟。周襄王为了感谢齐桓公对他的支持，特地派宰孔给桓公送去祭肉，桓公也借此演出了一场“尊王”闹剧。当宰孔手拜祭肉赐与桓公时桓公要下阶行拜礼，宰孔忙止住说：“天子说，伯舅年纪大了，加赐爵位一级，不要下拜。”但桓公听了管仲的进言却对宰孔说：“老天在上，威严不可违，我小白哪敢贪享王赐，而不尽为臣之职呢？”于是，急忙下阶，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享。诸侯见此，心里都暗自佩服齐桓公尊王有礼，其表演令人激动，赢得了人心。这年秋天，齐桓公与各诸侯再次在葵丘结盟。盟辞说：“凡参加同盟各国，既盟之后要言归于好，不要相互攻击。”强调了周襄王的禁令：各国间不要堵塞河流，不要囤积粮食，不要废嫡立庶以妾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国事。这是齐桓公最后一次会合诸侯，也是他霸业到达顶峰的时期，历史上称之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前642年冬，齐桓公病死，内部争权随起，国家大乱，齐国的霸主地位也宣告结束。
齐桓公知人善任、治国有方；九合诸侯、称雄中原。但他毕竟是一位君主专制时代的君主，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他对外扩张、欺凌弱小，对其它诸侯国肆意讨伐，给别国人民造成灾难，这是他无法解脱的罪责。今天，我们仍可借鉴他改革之良策，招贤用能之道。
招贤纳士功标青史
——刘彻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明君贤相不知凡几，有光辉业绩者更不乏其人。但像汉武帝那样招贤纳士，广开言路，唯才是用的一代君王还实属少有。人们常常把秦皇汉武相提并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国家，由秦始皇建立，而由汉武帝巩固下来。
汉武帝名刘彻，是景帝刘启之次子，生于前156年，卒于前87年。由于皇族内争，景帝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3岁时被封为胶东王的刘彻，6岁时一跃而成为太子。前141年，16岁的太子刘彻，已成长为英雄少年，政治上趋于成熟。景帝破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冠礼。不幸的是冠礼后不久，48岁的景帝“驾崩”未央宫。从此，16岁的皇帝刘沏，便担当起了治理天下的重任。开始，由祖母窦太后调理朝政。5年后太后死去，21岁的汉武帝亲主朝事。在位54年（至前87年），占西汉王朝1／4时间。
汉武帝时代，是中央集权日臻巩固时期。“文景之治”使社会繁荣昌盛，人民富足，仓廪充实。在此情况下，如何把国家推向鼎盛，使国威远扬，这是汉武帝施展雄才的机会。为此，他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政治上，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限制相权，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经济上，打击豪强大族、富商大贾，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发展经济，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在思想文化上，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学说成为当时统治者的精神支柱。汉武帝在“文治”的基础上还开创了他的“武功”大业，开始了对匈奴的用兵和领土扩张，从而使西汉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
汉武帝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他在改革中重视了人才的发现、举荐和使用。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之目的，汉武帝对汉初的选官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注意选拔人才，充实官僚机构。汉初，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在郎官中选用。军功地主到汉武帝时已经没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任子”是符合一定条件的官吏举自己子弟为官；“赀选”是符合一定条件的商人向政府交纳一定资财，即可为官。这种做法难于选拔到真正的人才。汉武帝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的选择官吏的制度。第一实行察举制度。他下诏令丞相、御史、郡守、诸侯王等举荐贤良方正，各郡国每年举孝、廉各一人，经过皇帝亲自考核，委以官职。思想家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就是通过这种招试贤良的方法做了汉武帝的大臣的。为了保证这一制度的执行，汉武帝严令各郡国按要求举荐孝廉，规定二千石“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举廉，不胜任也，当免”。第二实行“征召”制度。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汉武帝召见，确有才能，即授予官职。与此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规定如有人能直接向皇上上书，提出有益于国家社稷意见的，受皇上嘉许，也可以任官。如田千秋上书称旨，即由郎官升为大鸿胪，数月而成为丞相。此外，东方朔、汲黯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踏入仕途的。第三是博士弟子制度。前124年，汉武帝采用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在长安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并为博士馆招收弟子50名；各郡国也选拔一些有作为的青年到京城与博士弟子一起学习。这些弟子每年考试一次，凡能精通一经的，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优秀者可升为郎官。这种选官的办法，能及时发现人才，使人才有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使一般学士或中小地主中的优秀学士有机会进入各极政权机构。
汉武帝求贤若渴，选官不拘一格，不计较个人的出身和地位，而看重人的价值。如主父偃，原来家庭贫穷，借贷无门，处处受人冷遇。但他直接上书“推思令”时，早上递上奏章，晚上就受到召见。主父偃建议的9件事，除停止向匈奴作战遭到拒绝外，其余8件都被汉武帝立即颁布执行，一年之内，主父偃升官四次；司马相如，以同寡妇卓文君私奔闻名，但也是家贫无业，曾同卓文君卖酒为生。但由于他学问渊博，擅长词赋，就受到汉武帝的宠用，曾委以出使西南夷的重任。名震匈奴的大将军卫青，原来是私生子，小时候当过平阳侯曹寿的马童，出身家奴。但由于他勇敢、刚猛，受到汉武帝重用，官至大将军，封长平侯。另外，还有官至丞相长史的朱买臣，家贫好学，以卖薪自给，其妻弃之另嫁，后来平叛立功，屡屡晋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因为汉武帝重视人才，重用人才，所以在中国古代皇帝之中，像汉武帝统治下的人才众多、成就卓著者是极为罕见的。史家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行为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宏；协律则李延平；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金日□，其余不可胜纪。”（班固《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