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为官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危机重重的时代。在“守内虚外”的政策下，武备废弛，辽夏时时入侵，甚至长驱直入；土地兼并严重，“有力者无地可种”；冗官冗兵众多，官俸粮饷、输辽岁银已使国家财力无法承受。多年的积贫积弱，北宋已是危机四伏了。面对每况愈下的形势，包拯极力主张举贤任能，澄清吏治。他上书皇帝“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人之说。”他还主张罢斥“持禄取容、妒嫉贤能”的庸才，甚至启用被贬的“窜逐之臣”，使其“自奋图报”。这些主张大多为宋仁宗所采纳。包括在任内还多次弹劾贪吏瘟官，身居宰相高位的宋庠但求无过，碌碌无为，包拯斥之“窃位素餐”，请求皇帝罢免；诸道转运使加按察使王逵巧立名目，搜刮百姓，以致吏民不得自安，包拯连参七本，终于罢去王逵的职。皇帝爱妃的伯父张尧佐靠裙带关系，一身兼任着宣徽使、节度使等要职，鱼肉百姓，贪得无厌。包拯在金銮殿上慷慨陈词，与仁宗争得面红耳赤，在他和几个直臣的抗争下，使张尧佐图谋三司使（主管全国财政的官员）的诡计落空了。《宋史》还记载包拯“请裁抑内侍，减节冗费”等建议，皇帝“事皆施行”，可见他除旧图新的决心。
包拯念念不忘改善国家的财政，他认为关键在于精简官僚机构，减少“冗吏”、“冗兵”，才能节约开支。他说“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于减冗杂而节用度。”为此，他建议仁宗停止不急需的工程建筑，废除额外征收的苛捐杂税。他还认为，国家年年要向辽输巨额的“岁币”不是良策，应采取积极的防御方针，以“务实边备”。他主张训练义勇（民兵），减少戍兵。既减少开支，又充实边防。在他任三司使时，在边境上“置场和市”，设立了收税的贸易市场，发展边境少数民族的贸易，以致边境安宁，“民得无扰”。
爱百姓为民请命
包拯曾说：“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他把人民看作立国之本，并与国家安危联系起来，确实是颇有见地的。
早在端州知州任上，包拯就深入民间，亲自察看砚洞，了解砚工疾苦。那贵为“文房四宝”之冠的端州砚，砚石产于河底深穴，质刚且柔，温润如玉，但难以寻采。一块名贵的砚料千雕万凿成为端砚，少则一月，多则半载，不知要耗费砚工多少心血！历任州官不顾百姓死活，只知搜刮端砚，朝贡朝廷，取悦权贵。包公熟知其中的弊端，他奋然疾书，请求减免额外加派，终得上司应允。他本人虽酷爱端砚，曾有“读书人持此一方，也算是终生之福”的说法，但直至离任竟一个不取。
针对北宋王朝的时弊，包拯提出“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三者不失”的经济对策，并身体力行。他请求仁宗免除常赋之外的临时科派，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在任户部副使时，包拯巡视陕西，了解斜谷（今眉县西南）造船造桥的木料、竹索均向附近七州摊派，百姓不堪负担，叫苦连天，他力求豁免，也得仁宗同意。
包拯任监察御史、三司使时，曾几次担负朝廷赈灾重任。他体恤民情，开义仓以济民，“释疲民倒垂之急”，对发国难财的贪官从不宽宥。在他给仁宗的奏议中有这样一段话：“江、淮、两浙、京东、河北累年以来，旱涝相继，物价涌贵，民食艰阻，两浙一路灾疫尤甚”，“若不速令救济，必致流亡，强壮者起为盗贼，老弱者转死沟壑。因此生事，为患不细。”奏议出自对王室一片忠心，但也可见他体恤百姓之良苦用心。
违法必究，执法如山
在包拯的《上殿札子》中，他的法制观已经昭然。他说：“臣闻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他言必行，行必果，确能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包拯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打击罪犯，早在他当官之初便见端倪，并载于史册。他在办案中注重调查研究，善于逻辑推理，为民昭雪冤案。《宋史》中留下有关审牛舌案的精彩记录。那时，政府规定私宰耕牛是犯法的。一天，有农妇到天长县衙门告状，说自己的牛舌被人割去了。包拯眉毛一皱，计上心来，便和颜悦色地对告状的人说：“你回去把牛杀了卖。”不久，又有人告到衙门，说农妇私杀耕牛。包拯微微一笑，突然大喝一声：“明明是你割了牛的舌头，为何反来诬告！”割牛舌的贼大吃一惊，哑口无言，只好低头认罪。事情很清楚，割牛舌者意在坑人，包拯料事如神，将计就计诱其上钩，从而一举擒获罪犯。
后来，宋仁宗调任包拯为开封府尹。开封是达官显贵聚居之京都，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仗势欺人、倚权犯命、践踏法制、为非作歹者屡见不鲜。包拯任知府后，狠抓社会治安，雷厉风行。他废除旧制、大开知府衙门，允许人们从正门入，申诉冤曲，“吏不敢欺”，从而革除了小吏瞒上欺下、敲诈勒索的弊病。他敢于碰硬，纵然是朝廷显贵也违法必究。那一年，惠河发大水，危及京师，经调查是因为惠河景色秀丽，多年来豪门大族依水占河，竞相修筑亭台楼阁，乃至河道阻塞不通。于是，包拯下令全部拆除违章建筑，一些权臣持地契相威胁，包拯派人重新丈量土地，揭穿了他们私改地契、增加步数的丑行，据实向皇帝奏报，迫使仁宗依奏。
由于包拯执法如山，开封大治，“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但普通老百姓却倍加敬仰他。史书说：“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人们把他与阎罗并列，是赞扬他的铁面无私的精神。
包拯为官30余年，64岁而卒。由于他“性峭直”、嫉恶如仇、不徇私情，不肯迁就，也得罪了不少人，史书说他“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故人、宗党皆绝之”。包拯为官一生，一世清贫，衣食简单朴素，始终“如布衣时”。生前，他告诫子孙：后世有做官的，若贪赃枉法，不准放回老家，死后不准葬于祖坟，不听从我的告诫，就不是我的子孙。希望把我的训示刻在碑上，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
包拯在北宋的历史地位不算很高，历史影响不算很大，但他却历来被视为清官的典型。他的廉洁奉公、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执法持平的品格被广为称颂，特别是经过后世戏剧、话本、间回小说的极尽渲染，使包公竟成为一位敢打龙袍、敢铡皇亲、日断阳、夜断阴的传奇人物了。
刚正不阿“海青天”
——海瑞
海瑞，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今海南省琼山县）人。生于1514年，1587年病殁。他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清官，一生刚正不阿，不避权贵，犯颜直谏，两袖清风，人称“海青天”。
抗权贵，正气凛然
海瑞因从小丧父，家境贫寒，直至36岁才得参加乡试，成为举人。其后接受“听选”，任南平教谕，主持学宫工作。他为人正直，不奉承、不迁就。主管上司御史临宫视察，左右皆屈膝，他却长揖而不拜。海瑞说：“此堂，师生教士地，不当屈。”不久，调淳安任知县，依然粗衣淡饭，连母亲做寿，也只是买肉两斤。他在淳安，关心百姓疾苦，减免赋税，救济钱粮，平反冤狱，做了不少好事，把一个贫穷的小县治理得秩序井然，淳安父老纷纷称他为“海青天”。
在淳安任职时，海瑞办的两件事尤为百姓颂扬。总督胡宗宪是个权势很大、灸手可热的人物。他的儿子仗势欺人、作威作福到处敲榨勒索。一天路过淳安，认为驿吏怠慢，对他招待不周，便借机发作，指使手下人把驿吏倒挂着殴打。此事报到海瑞那儿，海瑞故意揣摩片刻，便高声吼叫道：胡总督早就宣布，家眷经过的地方不许铺张，今天这个人随身带了许多珍宝，肯定是个冒版货。喝令衙役把他的东西没收充库，并火速驰报胡总督。胡宗宪闻报，如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顺水推舟，不与海瑞为难。
另一件事是智斗鄢懋卿。该人是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的心腹、持有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的都御史。他奉帝命出都巡视，带着家眷沿途纳贿、气焰熏天，那车马仪仗的排场十分煊赫，所到之处，地方官无不恭迎，山珍海味招待自不必说，偏又装上廉洁的假面具，大言不惭地宣布：“我一贯喜欢简朴，反对奉迎，所到之处的食宿，不可铺张浪费。”他收受到的礼品，已达20大船之多。此次鄢懋卿路过淳安，大家深为忧虑，有人劝海瑞通融一下，以免大祸临头。但海瑞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硬是不肯屈服，不愿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去讨好上司。他采取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的办法，派人给鄢懋卿送上一封信。信上的大意是：听说都御使吩咐沿途招待要简朴，我很高兴；又听说沿途接待十分奢侈，与您的吩咐完全不一样，令人忧虑。照你的吩咐办，怕怠慢您；铺张浪费招待您，肯定要花很多钱，淳安县小民穷，实在拿不出，您看怎么办？言事不卑不亢、软中带硬，把难题交给鄢懋卿自己去解答。鄢晓得海瑞刚正廉洁，一时也抓不住他的把柄，怕到淳安自讨没趣，只好强按怒火、改道而去。
冒死上疏，直言皇帝错误
明世宗嘉靖帝在位45年，即位之初倒也办了几件正事，朝政为之一新。那知过了几年，便日益昏馈，崇拜仙道，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竟至20年不上朝。一些正直的大臣如杨最、杨爵看不过去，上书提出批评，但忠言逆耳，触怒了皇帝，遭到杀害。一些投机钻营、招摇撞骗的道士和居心叵测、推波助澜的佞臣，反而得到重赏和升迁。海瑞愤怒极了，为了不使大明江山毁于一旦，决定冒死上疏。他用30两纹银买了一口棺材，准备好后事，与妻子诀别，毅然上朝。
那一天，金銮殿钟鼓齐鸣，热闹非凡，嘉靖帝高坐在龙椅上等待百官朝拜。只见文武百官依次排列，三呼“万岁”之后纷纷呈献贺词，祝嘉靖帝即将成仙。身为户部主事的六品小官海瑞排列后面，生怕失去这次难逢的机会，便不顾次序朗声高呼：“臣海瑞奏”，把昏昏欲睡的皇帝惊醒了过来。海瑞庄重地递上了《治安疏》。只见奏章上列举了嘉庆皇帝20年不理政事，“法纪驰矣”，造成“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大兴土木、建宫筑室，造成“度支差求四出”等种种过失。还说“自古圣贤垂训，未闻有长生之说”，陛下误信受骗，真是大错特错，要求皇帝“幡然悔悟，日御正朝”。嘉靖帝至高无上，从未遭到如此奚落，那《治安疏》好似一盆冷水浇下，从头顶凉到脚跟，心中一团怒火直冒，不禁勃然大怒，把奏章狠狠掷在地上，咆哮说：“把海瑞抓起来，别让他跑了！”身旁的太监奏道：“此人素有疾名，听说上疏时，自料必死，已预先买下一口棺木，与妻诀别，遣散了僮仆，是不会逃走的。”嘉靖帝沉默了片刻，又把奏疏拿过来读了几遍，觉得海瑞对他是忠心的，讲的也是实话，但又拉不下面子，容不得批评，最后还是决定把海瑞投入监狱，准备处死。不久，嘉靖帝死了，海瑞获释，官复原职。三年后，任右佥都御使，应天十府巡抚。
疏白卯、抑侵田、为民作主
海瑞上疏后，朝野无人不知他的刚直，巡抚应天，属下惧他的威严，一些做过坏事的家伙乞归乡里，甚至有的豪门大族把自家的朱漆大门涂成黑色，以免醒目惹事。海瑞经常微服察访，了解民情、乡情，查访贪官污吏。他“锐意兴革”，办事雷厉风行，仅几个月功夫，他管的吴中便“大治”了。
最使关中百姓难以忘怀的是两件事：疏浚吴淞白卯河，变水患为水利；清退大地主侵占民田，抑制土地兼并。那吴淞江本是太湖水入海的主要通道，白卯河一段因长年失修，河道淤塞，堤岸亦有毁坏，影响湖水入海，致使江南过半的麦田泡在水里，灾民纷纷外逃，社会秩序混乱。刚刚走马上任的海瑞在视察灾区之后，提出了“以工代赈”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招募大量灾民参加白卯河的疏浚，动员绅士为赈灾捐钱献粮，政府把救济粮以工钱的形式发给治水的民工。计划公布后，灾民踊跃参加治水大军，逃荒在外的亦返回故里，连应天十府之外的农民也赶来了。海瑞亲临工地，督促大小官员恪尽职守，并严厉惩处了贪污钱粮的官吏。几十万民工干劲十足，仅用56天就完成了吴淞白卯河疏浚工程。
“要治吴淞江，须请海龙王”，这是江南人民对海瑞的赞誉；“万世之功被他成就了”，这是反对派对海瑞的默认。
再说第二件大事便是勒令豪强地主退还侵占农民的土地。明朝中后期，江南的土地兼并情况日益严重，大地主侵占农民的土地，却把赋税、徭役转嫁给农民，百姓苦不堪言。海瑞决心为国为民治一治侵田的歪风。退田是棘手的，要扩大影响必须拿最大的地主开刀以打开缺口。江南最大的地主要算松江华亭的退职宰相徐阶，此人家有良田40万亩，多数是从农民手中夺来的。目标选中，海瑞却为难了，因为徐阶是他的救命恩人。《治安疏》上奏后，海瑞被打入死牢，如果没有徐阶在皇帝面前苦口婆心为他说话，海瑞早已身首异处。为此，他翻来覆去，几宿没有睡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从个人恩怨中解脱出来，秉公执法。他写了《督抚条约》，叫人抄写后送交府县张贴，既是打招呼，也表明了他对退田的决心。接着，海瑞又以私人的名义给徐阶写了一封信，申明“退田”之大义，要阁老好自为之。除阶吃紧了，退出了几千亩地，并把为非作歹、侵占民田的儿子关在家里。海瑞自然不肯就此了结，再次写信给徐阶，严肃指出“须再加清理”，占田的儿子应受惩罚。面对铁面无私的海刚峰，徐阶招架不住了。于是，他的两个违法的儿子也给海瑞法办了。于是，江南占田的地主接二连三地把田退了，兼并土地之风得到平抑。
海瑞为官数十载，得罪了不少人，多次遭到弹劾，被降职。这一次巡抚江南，虽干了不少实事、好事，因有人说他坏话，8个月后被迫去位到南京任职。当地老百姓闻讯，号泣乞留，不肯离去。海瑞无法脱身，只好带一个仆人，乘夜间悄悄出城。
几年后，海瑞病逝了，留给家里的只是些破旧的东西，还抵不上一个穷苦的秀才呢！出丧那天，乡亲父老夹岸相送，白衣白帽者望不尽头，哭声不绝。
（玉宇李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