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政府办理“和籴”。本应是“官出钱，民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可是长安附近的和籴，逐渐形成“强卖”。一些贪官污吏从中渔利，假借公事以勒索农民。他们可以派定“户人”，规定日期，苟有缓粜的人，便“追提鞭挞”，这些情况，白居易都是亲眼看见和亲身经历过的，他深有感慨地说：“臣久处村闾，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迫鞭挞，所不忍睹”。白居易不仅上疏反对并且还提出了改善的两个方案：第一是有司“开场自籴”，把价格定得比当时行价稍高一点，农民自然乐于出粜，这样可以免除前弊。第二是折籴。折籴就是把青苗税钱，折收粮食，不令农民缴纳现钱，这样可以减少农民在“卖粮换钱”过程中所受的损失。但未被皇帝采纳。
元和五年（809年）初，南方大旱，受灾面积很广。江淮等七地，灾情十分惨重，人民陷于饥谨。三月，长安城附近也大旱起来，农民衣食困难已极。但官府豪家，依然是催租逼税。皇帝国久旱“欲降德音，白居易即上疏请求“减收租税”以“实惠及人”。可是，当减免租税的“德音”传到乡村的时候，大多数农民在官吏威逼下已“典桑买地“地缴纳了租税。诗人通过《杜陵叟》诗描述了农民们的不幸遭遇：“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中口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与此同时，长安城里的达官贵人的生活，则是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他在《轻肥》中写道：“樽罍溢九醖，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鲙切天池鳞”、“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白居易不仅仅关心农民的疾苦，更以自己的赤诚，对关系到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犯颜请谏，对那些贪暴不法的贵族、官僚、宦官进行严厉劾评。
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后，便以大量财物进奉给皇帝，并贿赂宦官，企图求做宰相。白居易素知其人，如果他做了宰相，天下将何以堪，乃上疏坚决反对。诗人有力的揭发了王锷的卑污行为，了说：“臣又闻王锷在镇日，不恤雕残，唯务差锐。淮南百姓日夜无憀。五年诛求，百计侵剥。钱物既足，部领入朝，号为羡余，亲自进奉，凡有耳者，无不知之。今若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闻之，皆谓陛下得王锷进奉而与宰相也”（《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卷十一）。白居易的意见是尖锐的，皇帝不能不有所顾忌，因而王锷就没有做成宰相。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白居易对贪官污吏是如何地痛恨，从而也表现了诗人不畏强暴的精神。
白居易任左拾遗3年。这3年的谏官生活，表现他坚韧的斗争精神。他除了在政治上直接提出正面的意见外，还写下了几百首脍灸人口的诗篇。他写诗的目的，是要反映现实和改造现实。因而，他的诗歌里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都深刻表现着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
唐代宦官专横无忌，欺压人民的罪恶行为层出不穷。诗人特别痛恨宦官，在《卖炭翁》诗里，塑造了一个宦官欺凌农民的真实形象，通过卖炭老人的不幸遭遇，反映出宦官的残暴：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两骑翩翩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卖炭翁》
在《官牛》诗里，通过官牛驶车载沙铺道的事实，对尸位素餐的右丞相，作了极其锋锐的讽刺。对旧官僚们“灯红酒绿，缓歌漫舞”的生活，诗人更是痛恨。在《歌舞》一诗里，他把官僚们的丑态揭露无遗：
所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朱门车马客，红灯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秋官为主人，廷尉居上头；日中为乐饮，夜半不能休，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白居易以诗歌作为斗争的武器，把官僚统治集团的丑恶行径暴露于字里行间，把关心人民疾苦的一腔热血倾注于笔端，为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秀诗篇。
由于时代、社会制度、阶级出身的关系，白居易同情人民是有一定限度的。但作为封建阶级的中小官僚，他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英勇无畏，犯颜上疏，和当时统治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实属难得可贵。
以诗言志功在为民
——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晚年贬居黄州，人称王黄州。954年出生在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一个农民家庭里。卒于1001年。他活动的时代，是北宋建国之初的40多年。由于生当时宋室初建，自感时清任重，很想依据儒家的一套理想化的政治蓝图，干一番事业：“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群望尧舜，学业根孔姬。自为志得行，功业如皋夔（《吾志》）。然而，因循现状的政避和忌忠直、喜谗媚的官场，却使他的主观愿望多次碰壁。由此而生牢骚和愤慨，也时而陷入思想矛盾中。不过，他始终尽职国事和关怀人民。倔强的性格，使他对政治打击没有表示屈服，所谓“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三黜赋》。其在政治上这种进取精神和积极态度，正是他在文学上所以能坚持优良传统的重要原因。他诗法白居易，后来更有意发扬了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传统。“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代表了他对杜、白的尊崇。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不仅是一位卓有实绩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前驱者，而且还是体察民情、关心人民疾苦，胸怀报国大志的封建文人。
王禹偁出身寒微，《东都事略》和《宋史》本传都说他世为农家，《邵氏闻见后录》谓“其家以磨面为生”。他在《蔬食示舍弟禹圭》中也说“汝家本寒贱，自昔无生计”。不过，他还是有条件读书应举的。他少小曾经“耕桑都不事，园井未曾窥”，专心致志地读书于乡里，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和写作诗赋的严格训练。后来回忆说：“余总角之岁，就学于乡先生，授经之外，日诵律诗一章。”（《孟水部诗集序》）《谪居感事》诗有云：“收萤秋不倦，刻鹄夜忘疲，流辈多相许，时贤亦见推。”这反映了他少年的勤奋好学。由于他的刻苦努力，少年时就表现了一定的文学才华。据说一次济州从事毕士安（真宗时位至宰相）写了“鹦鹉能言宁比凤”一句，命诸子作对，没有人能答，王禹偁适巧送面粉到州衙，应声答曰：“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赞叹曰：“子经伦满腹，将且名世矣！”《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四）
983年，他得中进士，授成武（今山东成武）主簿，故《成武县志》有“释褐来成武，初官且自强”之句。次年，授大理评事移知长洲县（治所在今苏州市）。他刚一到任，就采取措施，笃于政务。并“鸠敛民疾，评议政体”，提出了若干改革议案（《长洲县令厅记》）。不过，他感到县令的地位难以有大的建树，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他希望能得大用，“何当升大用，吾道始辉光？”（《寄主客安员外十韵》）公务之暇，他常与友人探幽访胜，诗赋唱和，人多传诵。宋太宗赵光义听到他的文名，召试中书，王禹偁奏篇称旨，擢右拾遗直史馆。他受宠若惊，献《端拱箴》寄寓规讽，希望太宗做一个勤政恤民的圣君，其时正是端拱元年（988年）。当年辽兵攻取涿州等地，北境骚动，他曾写对雪诗，感叹时事。写大雪酷寒，自身全家团聚，安居帝京，而北方军民深受战伐摇役之苦，痛感自己未能为富民安边尽责。真切地展现了诗人关切国事、同情人民的博大襟怀。次年上《御戎十策》，主张聚合兵力，加重将权，以抵御侵扰。三月，太宗曾命他当面赋诗，又博得赞赏，被升为左司马谏知制诰。因京郊天旱，民饥可忧，他于是上疏请削减百官奉禄，以轻民负。此期，他确乎踌躇满志，仕途扶摇直上。但由于他是非分明，刚直耿介的性格，秉公办案，严格执法，触怒了皇帝。朝中庸俗官僚乘机谗言，终于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逼使。
商州地处荒僻，加之夏旱秋潦，居民生计艰难。他是携家到任，境况也颇凄苦：“山城已僻陋，旅舍甚从脞，夏旱麦禾死，春霜花木挫，吾亲极衰老，吾命何坎坷，稚子啼我前，孺人病我左。”（《七夕》）这是初到商州的真实记录。结合自身的遭遇，他深切体会到下层人民的痛苦，于是怀着深深的同情，写下了《感流亡》、《蔬食示舍弟禹圭并嘉祜》、《竹醚》、《乌啄疮驴歌》等富有人民性的诗篇。《感流亡》描写了一个农家的流离失所。满面愁苦的农夫，扶持着苍颜白发的双亲，提携三个幼儿来到檐前歇脚。他们逃荒在外，饥寒交加，孩子的妈妈不久前被饥饿夺走了生命，余下的鳏夫和老少，更加无路可走。这诗用白描、对话和戏剧式场景，构成了一幅荒年流民图，是富有典型意义的。商州属邑丰阳、上津一带，多“深山穷谷，不通辙迹”，那里的农民还习惯刀耕火种，王禹偁写了一组具有民歌风味的《畲田调》，反映了山农质朴的劳动生活。自991年9月到993年4月近两年的谪居，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高潮时期，多达160韵的《谪居感事》，就是这时期完成的带有自传性质的长诗。
993年，他才被召还京师，拜右正言直史馆。后任礼部员外郎知制诰，995年拜翰林学士。这期间，他写《对雪示嘉祜》一诗自责。诗人认为居官取俸，受百姓供养，就应替百姓办事，像他现在那样颂奉权贵、保官保命，那何异于鼠窃苟偷。诗人严于律己，自我解剖的精神和发自肺腑、痛切肌肤的语言，赢得感人的艺术效果。他的这次到京，虽不像头次抱那样多的政治幻想，但他耿直敢言的性格并没有变。995年4月，因皇嫂孝章皇后丧礼，他又上疏论谏，被责以“讪谤”再度被贬，以工部郎中出知滁州，次年十二月移任扬州，他一到任即忙于积案、讼狱、水利等公务的措置，所谓“堆案有留事，听歌无欢声。胥徒费簿领，使客烦送迎，狴牢未空歇，堰埭劳修营。”（《扬州寒食赠屯田张员外成均关博士同年殿省柳丞》）他时时关心着人民的疾苦，如（《扬州池亭即事》）诗：“民瘼不能治，恻隐情悲酸。”这种念念不忘忧民的精神，同杜甫的“穷年忧黎元”、白居易的“不能救治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是同样真挚动人的。997年春，太宗病死，真宗赵恒嗣位，五月召求直言。他即上疏，陈奏五条政见：一、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二、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利，稍流于下；三、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五、亲大臣，远小人。这些意见大都切中时弊，尤其加强边防、减并冗兵冗吏、缩减财政开支等项，可说是此后几十年范仲淹等进步政治家改革主张的先导，表明王禹偁是富有政治远见的。奏疏上达后，他就被召回朝廷，复知制诰，不久参与修《太祖实录》，敢于直书其事。但是他这次还朝，更加不受信任。不久，就因遭受权重一时的宰相张齐贤和李沉疑忌，于是年除夕被贬，出知黄州。
新皇帝上台，自身内迁，他的确很想乘时有所作为，不料竟毫无理由地第三次遭受贬逐。对此，他愤慨异常，临离京都写下《出守黄州上史馆相公》，以“未甘便葬江鱼腹，敢向台阶请罪名”明志。由于他的多次进取受挫，不免颓唐寡欢，经常以诗酒琴棋消忧解愤。于1001年一病而逝，享年48岁。
王禹偁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心里时刻想着人民。他一生三次进取，次次为民请命，“穷年忧黎民，救治生民病。”他严格执法，不徇私情，“事上不曲邪，居下不谄佞，见善若己有，嫉恶过仇雠。”他遇事敢言，实事求是，表现了一个处处以国事为重、时时以人民为本的政治态度。虽三次贬为地方官，但他为官清正无私，勤政恤民。并写下了很多不朽的诗文，且“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他提出了“薄天下之赋，休天下之兵，息天下之役”的呼吁。由于社会的原因，他的抱负没能实现，但他一腔热血为国为民，值得称颂。
忘躯为民千古风流
——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县（今四川省）人。生于1037年，卒于1101年。他是北宋时期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不仅文学成就蜚然，而且在为政期间，殚精竭虑，处处为民，堪称千古风流。苏门弟子陈师道诗谓：
“一代苏长公，四海名未已。
投荒忘岁月，积毁高城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