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长在一个很深的文化教养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聪明勤奋，博览群书，关心现实，儿童时代就已经有志于治理国家。嘉祐元年，苏轼22岁进士及第，名列前茅，但因母亲病故，没有出任。嘉祐六年，通过制科考试，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轼守制期间，朝政发生变化，英宗病死，新皇帝神宗赵顼登位。神宗很想有所作为，擢用有志改革的王安石入参大政。王安石设置机构，经划变法事项，于不长的时间内，以很大的魄力，次第推行新法，希图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苏轼虽怀有以身许国的壮志，奏章中针砭现实，倡言兴革。但其思想同王安石存在很大分歧，有些甚至是背道而驰，于是接连两次上书，全盘反对变法方案。由于新皇帝兴革劲头十足，苏轼的意见自然不被采纳，又不能忍受卑鄙的朝官的诬陷便请求离开京城。他历任杭州通判和密、徐、湖三洲地方长官。元丰三年（1079年），御使何正臣、舒亶等借口苏轼反对新法，摘引他的诗文，罗织罪状，欲置之死地。苏轼被捕，送进了御史台（乌台）狱中，受到凌辱和迫害。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由于他们不得人心，又遭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苏轼被释出狱，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神宗去世，苏轼被召还朝，一再升迁，官至翰林学士。当时旧党执政，尽废新法；苏轼则主张对它“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策问札子》），因而引起司马光等的不满，加上受到洛党攻击，不容于朝，又出知杭、扬地。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重新执政，苏轼不断受到攻击，当年由富庶的扬州调往临近边防的定州。翌年，以讥讪先朝的罪名，远贬岭南的英州，途中再贬。绍圣四年（1097年）迫害他的官僚们认为打击还不够沉重，又责授苏轼为琼州别驾，把61岁的老人流放到更远的海南岛。随后还派人将苏轼赶出官僚，让他一度野外露宿于桃榔林下。直到宋徽宗即位，宣布大赦，他才得到内徙的机会。第二年秋天，这个历尽人世磨难的一代英才在常州与世长辞了。
苏轼一生虽命骞运乖，但他经世济民的抱负始终未变，并且，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有一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精神。他对朋友说：“仆虽怀壇于世，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与李公择书》）。他的“尊主”虽有儒家“愚忠”色彩，但主要还是和治国、爱国联系在一起。
苏轼出任地方官时，虽对变法不免有些牢骚，但不是尽心职守，每到一地，都注意了解民情民隐。熙宁七年九月，他改任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知州，一入境就发现蝗虫遍野、旱灾严重、民不聊生，而官吏为讨好朝廷，故意隐瞒灾情。苏轼一面写了奏章，如实反映情况，呼吁朝廷减免赋税；一面组织百姓生产救灾，还拨出库粮，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熙宁十年，苏轼奉命移知徐州。到任不久，黄河决口于澶州（河南濮阳），汹涌的洪水呼啸着冲到徐州城下，全城面临淹没的危险。苏轼果断地组织军民抗洪，并动员武卫营官兵冒雨抢修堤坝，苏轼亲临指挥。“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奋战70余日，洪水始退。
元祐四年三月，苏轼出知杭州。当时浙西六州春潦夏旱，稻田受灾，米价飞涨。苏轼一面连进《奏浙西六州灾伤》状，《相度赈济六州》状，向朝廷报告灾情，一面采取措施救灾。还筹集公款，并献出私囊黄金，设医疗站，为灾民治病。苏轼看到西湖环境缺乏治理保护，葑田淤积，湖水污染，遂结合救灾，用常平米招募饥民开浚西湖，并亲临指挥，挖葑由于湖中筑成长堤，贯通南北。堤下种菱，夹岸植树，解决了湖水的淤塞，美化了杭州的环境，“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
苏轼61岁时，再次被贬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儋州当年荒僻异常，居民主要是黎族，“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条件的艰难可以想见。苏轼在朋友的热心帮助下，自己动手搭了几间茅屋，才仅免露宿。但苏轼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并不戚戚于个人忧患，却能主动地为当地人民做好事，尽义务。他写劝农诗，宣传内地生产知识，纠正海南人民轻视农业的陋习；他启发人们破除迷信，爱惜耕牛，他向黎族人民传播文化知识，培养黎族知识分子；他反对歧视少数民族的偏见，同当时百姓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一个伟大诗人，必须是热爱祖国的人，也必须是热爱人民的人，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有可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的真实面貌，给人民以启示和鼓舞。苏轼的诗，历久而不衰，正是因为其诗富有强烈的人民性。苏轼以诗为武器，抨击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抒发人民的心声，表达人民的愿望，为民而歌。
苏轼不少诗篇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农民的艰苦生活，并且揭示了日益严酷地赋役盘剥是造成农民贫苦的重要原因。如黄州时期作的《鱼蛮子》写一家渔民为逃避苛重的剥削长年漂泊水上，双足不践寸土。即使如此，也难保能逃出封建阶级严密的剥削罗网，“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这是何等沉痛的控诉！此外如“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不辞脱裤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五禽言》）；“下马作雪诗，满地鞭棰痕，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之由韵》）等等，都是对重赋伤民一针见血的揭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晚年谪居惠州时所作的《荔枝叹》。这首诗一开头便是“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俗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前三句渲染出一幅尘土飞扬，横尸遍野，有如古战场般凄厉的图景。而如此十万火急的原因，不过是进贡使“宫中美人一破颜”的荔枝龙眼而已，但却使得“惊尘浅血流千载”。这种谄媚取宠，荼毒人民的卑劣行为，激起诗人强烈的愤慨！他希望上天可怜老百姓，不要生出这种稀罕的“尤物”来害人。这种愤激之情，并非仅对历史上进贡荔枝的无情批判，更重要的是对当代贡茶贡花者流的严厉谴责；甚至还指名道姓直斥当朝“名臣”丁谓、蔡襄、钱惟演之流谄媚邀功，残民以逞，似宫妾之爱君，和唐代贡荔枝的李林甫无异，于是发出“至今欲食林甫肉”的呐喊！当时正属绍圣党争之际，诗人一再以文字罹祸，而浩然之气，迄不少衰。
苏轼的诗不仅流露出对苦难中人民的深厚的同情，更体现出诗人有为他们纾困解厄的积极愿望与热忱。他遇上漫天大雪，不由地想起村民的饥寒，写下“谁怜屋破眠无处，坐觉村饥语不嚣”（《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他看到狱中百姓除夕也不得同家人团聚，不禁“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对因贩盐为生而触犯封建法网的百姓流下了同情之泪。苏轼有为人民缓解苦难的心愿，在友人黄实赴两浙任职时，苏轼写了《送黄师是赴两浙宪》，诗篇由赞扬黄实的家世和才干，说到吴越遭受水灾，百姓苦难深重，而官僚们却只顾自己挥霍，不管人民死活，期望他到任后采取措施，解救濒于死亡的百姓。
苏轼一生虽身处逆境，但仍忘躯为民，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愿以一身易得十万人命
——洪皓
洪皓是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官吏。他曾“愿以一身易得十万人命”，私扣纲米，赈济灾民，被百姓称为“洪佛子”。他被金人扣留15年，在金人威逼利诱之下始终坚贞不屈，不亚于汉时苏武。他爱国利民的精神永为后人称道。
洪皓，字光弼，鄱阳（今江西波阳）人。生于1088年，卒于1155年，享年67岁。徽宗政和五年进士。累任秀州（今浙江嘉兴）司录、赴金通问使、徽猷阁直学士等职。
洪皓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他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北宋末年，宋徽宗昏庸腐败，贪图安逸享受，大肆在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和奇花异石，已弄得民不聊生。更加上朝政又被蔡京童贯一伙佞臣把持，朝政日非，人心离散，阶级矛盾异常突出，农民纷纷揭竿起义。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十一月，方腊起义于青溪（今浙江淳安）；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宋江等人又在郓州（今山东荷泽一带）梁山泊等地点燃了起义烈火。所谓“官逼民反”、“逼上梁山”，正是对这一时代的写照。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许多有识之士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要想国安，必先安民；要想国强，必先民富。人民的安居乐业是治国的根本。洪皓前半生所以有敢于私扣纲米、赈济灾民的壮举，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洪皓不惑之年后，南宋小朝廷偏安于江南一隅，不图谋取中原，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已被金军占领。然而，这并没有能够满足金统治者的欲望，仍然不断发兵南侵，战乱连年不已。这使民族矛盾上升，而阶级矛盾则相对缓和。因此，这一时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赤心报国，誓杀金兵的思想便已成为主流。洪皓被金人扣留了15年，仍然坚贞不屈，也正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充分表现。
北宋末年的徽宗宣和（1119～1125年）年间，洪皓任秀州司录。恰值州境发生大水，庄田被淹，民失其业，生活非常艰难困苦。为了安民，洪皓自请担任拯荒任务。然而，朝廷无明令赈济灾民，没有赈粮发放，州境内也严重缺粮，洪皓难为无米之炊。恰值此时，有浙东运往都城的纲米通过城下，洪皓就请求郡守留下纲米以赈荒。郡守怕风险，不同意，洪皓便挺身而出，毅然说道：“愿以一身易得十万人命”。他私将细米扣下，发给灾民。
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宋遣徽猷阁待制洪皓为赴金通问使，龚涛副之，出使金国。粘罕逼其为伪齐刘豫政权伪官，洪皓坚贞不屈、誓死不从。说道：“不愿偷生于鼠狗间”。因此他被金扣留于太原，一年后转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副使龚涛屈服，至汴（今河南开封）受刘豫官职。后来，洪皓又被流放到冷山（今吉林农安以北）。
冷山寒冷，又无房屋，洪皓居住在洞穴之内。大雪时以马粪燃火煨面为食。然而，艰产的生活没有吓倒他。金人常至劝降，他始终不为所动。金人为了将其招降，又将其押至燕京（今北京市），几次授予翰林学士等官职，他不是固辞不就，因此又被迁至云中。
洪皓被金人扣留期间，不仅表现出了“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高风亮节，而且还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尽力做一些为国效力的事情。徽、钦二帝被俘在五国城（今吉林扶余境），他常遣人秘密致书，以通消息；遇有宋室贵家子弟流落至金，他都致力拯救；他还暗探金军虚实，多次派人密告南实朝廷。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东京（今河南开封）副留守刘锜率领八字军在顺昌以少胜多，大败金军。顺昌之役震动了金朝，金朝已作了兵败北撤的准备。洪皓探听到这一消息，急忙派人南下密奏南宋朝廷：顺昌大捷，金人败北，将金都燕京存放的珠宝玉器尽徙北方。洪皓暗通消息与南宋朝廷，本来希望南宋朝廷能够乘此时机，大举北进，收复中原。然而可惜的是，南宋朝廷只图偏安，不图进取，不仅没有下令乘胜进军，反而严令刘锜退至太平州（令安徽当涂），致使坐失了这一良机。
绍兴十三年（1143年），蒙古崛起反金，金与宋议和，金主大赦，许宋前使洪皓等人南归。他请归养母。高宗称：“卿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岂可舍朕去邪！”赐金白甚多，任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复以事忏秦桧，乃被出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再贬英州（今广东英德），9年后又徙袁州（今江西宜春），1155年死于南雄（今属广东）。
洪皓不仅爱民爱国，而且学识也很渊博，能诗，尤工词。所作《江梅引》四首，表现了浓郁的爱国情感。留金期间所著诗文，金人亦争相传诵、刻印。著有《帝王通要》、《松漠纪闻》、《鄱阳集》等。
洪皓长期被扣留于金，为官时间不多，官微职小，不能充分展其才学，但其冒险舍身、反暴抗奢、赈饥利民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其忠贞不逾的爱国主义精神亦值得称道和效法。
（李荣光李丽邵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