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爱国主义教育丛书——五四以来—文化名人与祖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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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地质学家——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县人。中国地质学家、地质力学创立人。1902年到湖北省城武昌市武昌西路小学堂读书。1904年夏天,尚未毕业,就被决定选派东渡日本,进弘文书院学习日语。1907年7月,李四光离开东京,进了大阪高等学校,学习造船机械。1910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回国不久,又被公费送往英国学习。1913年7月,李四光离开祖国,抵达英国后进了伯明翰大学。先在采冶系学习两年,然后转入地质系,专攻地质学。1919年夏,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1920年5月回国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和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等职。

全国解放后,李四光曾任地质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兼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协主席。被选为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副主席,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的地质学家之一,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始人。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年代,教学、科研条件严重不足,李四光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实地考察,在古生物学、冰川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早在20年代初,李四光就认真调查了北方石炭二叠纪含煤地层,对古生物中的原生门类和石炭二叠纪的蜒科化石进行深入研究,赢得了极大的国际声誉。在太行山麓、大同盆地等地区先后发现第四纪冰川遗迹,有力地推翻了国际上许多冰川学权威断言中国无第四纪冰川的错误结论。

李四光在地质学理论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在地质力学方面。用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的现象,探索地壳运动与矿石分布的规律,把各种构造形迹看成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开拓了地质科学的新局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运用地质力学分析我国东部地质构造特点,驳斥“中国贫油”的谬论。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的相继发现,证明了他的科学预见。在地震地质领域,强调在研究地质构造活动性的基础上,观测地应力变化,为实现地震预报指明了方向。

李四光一生科学论著很多,主要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部之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地震地质》,以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立志科学救国

1094年夏季的一天,一个身材修长的少年长久地站在长江岸边,两眼怒视着这条长江大河上的一艘艘挂着外国旗帜的巨轮,抱在胸前的是两只铁蛋般的拳头。“耻辱,中华的耻辱。”他面对一泻千里的江水,大声地呼喊着。他——就是从小生长在长江之滨的李四光。

1902年,年仅14岁的李四光,背起行装,离开了家乡,踏上了去省城武昌的求学之路。一路上,他牢记着父亲临别时对他的嘱咐:“要记住,只有学好本事,才能报效国家。”

也许是机遇,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04年,尚未毕业的李四光,被选派东渡日本,留学深造。他暗下决心,为中华雪耻,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李四光怀着这种美好的愿望,乘船来到日本。他先在弘文书院学习日语,后又进入了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机械,他是这所学校唯一的一名外国学生,被师生们称为“特别生”。1910年,他这位“特别生”结束了在日本的6年学习生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

第二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李四光毅然参加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被湖北军政府推选为实业部部长。但不久,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李四光的理想未能实现。他又开始寻找去欧洲进修学业的机会和途径。

1912年,当时担任国民党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先生,正在全国选拔去外国留学的人才,李四光又被送往英国学习。

到了英国,李四光和他的好友丁西林同时考取了伯明翰大学。有一次,李四光对丁西林说:“我想由采冶系转地质系,专攻地质学。”

“学地质?”丁西林惊讶地望着他的好友说:“中断了学过的专业,岂不可惜!”

“你想想,要造船,就得有钢铁;要钢铁,就得靠采矿,采矿最终还得靠地质。”李四光极为认真地说。

“对,有你的!”丁西林对自己朋友一席透彻的话深表赞同,夸张地做了一个开锁的手势,说:“所以,你要把开采祖国宝藏的钥匙拿在自己的手里?”李四光郑重地点点头。

1919年夏季,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学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英国的学习。他婉言拒绝了一位印度友人聘请他去担任待遇优厚的工程师职务的邀请。“回国去,把学到的知识尽快贡献给祖国,这样更有意义。”他深情地对他的英国老师鲍尔敦教授说。

1920年5月,李四光和同学数人一道,回到阔别数载的祖国,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担任了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走上为祖国培养自己的地质学家的教育岗位,也开始了他创造性的地质科学的研究事业。可以说,李四光一生的科学成就,都是在北大期间奠定基础的。

1927年,李四光离开北大。从1927年到1947年这20年间,冬去春来,几经风雨,多少个日日夜夜过去了,李四光没有被国难所吓倒,在教学条件、科研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取得了地质科学研究领域中一些可喜成就。1947年,由于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受挫,于子三烈士惨死狱中。李四光十分沉痛,一气之下,于同年冬天,和夫人许淑彬一道再到英国伦敦居住。

挡不住的旅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居住在英国南部的海滨小城博恩默斯的李四光听到这一喜讯,格外激动,“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站在楼房的阳台上,望着喷薄欲出的红日,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他想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的过去,憧憬着新中国的未来。安定下来了,祖国要建设,要富强,多么需要地质学家和其它科学家啊!只有中国自己的地质学家,才能真正破除迷信,打破那些所谓的地质权威下的“中国贫油”的结论,一定要回去,为祖国找石油、找煤矿。为国家效力的时刻到了。

李四光想到这里,转身回到房里,告诉妻子许淑彬说:“收拾东西,我们回家去!”

李四光要回中国的消息很快被英国的朋友和同事听到了。有的许以高薪、先进的实验室及舒适的工作环境,极力挽留;有的劝道:“凭你的学识和地位,在英国工作几年,很快就会成为富翁。回到落后的中国,简直令人不可思议。”面对这一切,李四光报以淡淡一笑:“也许你们永远不能理解我这颗爱国之心,我既然决定,就义无反顾。”

这时,国民党住英国大使馆的人也出面干涉了。“请李先生能公开发表一个声明,那政府会给很大好处的。”说着,从公文包里换出一张5000美金的支票。

“我们不需要,你拿回去!”

来人颤抖着手,收起了支票。临走时,扔下了一份从台湾拍来的电报抄件。

为安全起见,李四光只身先走,和妻子、女儿约定在法国边境城市巴塞尔会合。第三天,他们一刻也没有停留,立即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货轮,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中南海的春风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回到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住在六国饭店。第二天下午4点,周总理亲自来看望他们全家。

回到了祖国,李四光的心情几天都没有平静下来。夜里,他辗转卧榻,不能入睡,在脑海里盘算着:“先把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起来,把专业人员集中起来,把队伍整顿一下,找矿、找油。”

1952年9月,地质部正式成立,李四光任部长,一场大规模的找矿工作在全国展开。1954年2月,李四光根据多年的研究和考察,编写了《地质力学概论》,他运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揭示了我国天然石油的前景,指出:“‘海相’可以生油;‘陆相’也可以生油。”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峡,这是一条沉降带。东北的松辽平原又是一条沉降带。这些沉降带,在古地质史上,都曾经具有良好的低等生物繁殖的条件,由于它们不断沉降,周围隆起的地区就会不断提供泥沙把它的表面掩没覆盖,封闭得很好。因而具有良好的生油条件。后来若干个进行勘探摸底的油区,经过区域普查和开发勘探,一个一个地得到了证实。

1964年底的一天,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李四光说:“总理办公室通知,请你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去一下。”

当李四光一步跨进北京厅时,发现毛主席在那里。李四光认为走错了门,赶忙对主席说;“主席,对不起。”正转身欲走,毛主席走过来,握住李四光的手说:“你没有走错,我就是找你。老李,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李四光心想,我刚学太极拳,主席怎么知道的呢?于是回答说:“我的身体不好,刚学,还打不好。”主席笑开了。原来主席指的是根据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的指引,在沉降带中找到了一系列的油田。主席让李四光坐下来,把茶几上的茶杯推到李四光面前,亲切地和他谈起我国的石油问题。

献身于地震事业

1966年3月8日凌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7级以上地震,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就在这天晚上,李四光参加了周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在回答周总理提出的“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能不能预报地震”的问题时,李四光力排众议,满怀信心地说:“我认为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可以认识的,也是可以预报的。”听了李四光的回答,周总理兴奋地扬起了两道浓眉,赞扬说:“很好,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志气。我们要破除地震‘不可知论’。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我们的前人曾给我们留下地震的记载,我们就要给我们的后人留下预报地震的记录。”

周总理的一席话,使李四光很受鼓舞。从这以后,李四光深感迅速解决地震预报问题的迫切性,他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用到地震预报问题的研究上。

李四光认为:地震是由于地球自转,地下岩层的一定部位受到了一股地应力的作用的原因。地应力不断积累、加强,达到岩层承受不了的地步,岩层就会断裂,结果产生了地震。

因此,他主张用地应力测量的方法,监视活动构造带的地应力活动情况,再加上其它手段,如地下水的观测,地形变化观测等等,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1969年冬季的一天,李四光带领几名科技人员,冒着严寒来到房山县地应力观测站。原来,他为了打消一些人的怀疑,要亲自进行一次“地应力解除”的实验,如果实验成功,那就可以从反面证明地壳确实存在着“地应力”。

钻机隆隆地响了,大口径的钻头向大地深层钻去。李四光用力攥住冰凉的加力铁把,清楚地感受着加力的大小。随着钻头的钻进,看仪表的同志大声地向他报告各项参数的变化。李四光屏住呼吸,留神听着,脸上不时浮现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停!”

他发出了信号,机器停住了。实验证明,“地应力”存在。

实验成功了!所有参加实验的同志都奔到了他的面前,向他彭掌祝贺。

不久,对“地应力方法”的考验来到了。

1967年冬季的一个晚上,周总理接到了有关部门的报告,说这天7时,北京将发生7级地震,要求国务院准许立即通知北京居民到室外避震。总理用紧急电话把李四光叫到办公室,征求李四光的意见。李四光根据对“地应力方法”的实验,结合北京周围预报的情况,从容地说:“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我的意见是,这个预报还是不要忙着发。”周总理采纳了李四光的意见,避免了数千万人的惊慌骚乱和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1971年4月,在病中的李四光对同事们说:“如果还能给我半年的时间,地震预报问题的解决,是大有希望的。”可惜,正当李四光要攻克地质科学的又一堡垒时,不幸身患绝症,于1971年4月29日动脉瘤破裂,溘然长逝。一颗耀眼的智慧之星殒落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而他为祖国地质学所开创的事业,将永载史册。

(张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