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1893～1969），现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字仲法，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1917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做过蔡元培先生的私人秘书。历任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他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大游行，支持工人罢工、学生罢课。1927年会见过李大钊，受其影响秘密为地下党组织工作。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等职。他是我国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观进行中国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为在新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范文澜曾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又撰有《中国近代史》上编、《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等著作和论文。
全国解放后，范文澜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原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扩大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他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所长。1951年中国历史学会成立，郭沫若当选为会长，他和吴玉章同时当选为副会长，主持史学会日常会务。并作为总编之一，主持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1955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他为学部委员，长期从事《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工作，还著有《正史考略》、《群经概论》、《水经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等书，出版了《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著作。
范文澜的后半生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从40年代开始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当时就拟定了“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原则，是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之始。从那时起直到他的晚年，《简编》曾经过多次修订再版，从略到详不断完善，成为众多读者学习中国历史知识的启蒙读本，在全国影响很大，因而范文澜成为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史学研究工作中，范文澜学风极为严谨，史学造诣很深，其著作具有突出的民族风格和自成一家的特色。他在治学中的独创精神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堪为史学研究家的楷模。新中国成立后，他继往开来，率先垂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使它成为一门科学并组织起一支史学科研队伍，为创立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1969年4月，范文澜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7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从教授到革命战士
范文澜出身于旧时代的书香门第，祖父范城，父亲范钟都是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他从小就受到家庭的影响，喜欢读书。少年时代，他就在塾师和父亲的督导下，不仅学四书、读五经，而且还熟读了许多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10余载的旧式书斋生活使他对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后来由于学制的变迁，他曾先后就读于绍兴“山阴县学堂”、上海“浦东中学堂”、杭州“安定中学堂”等新式学堂。由于新学堂教学内容极为广泛，他接触了许多新的知识，眼界大为开阔。191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转入本科，专门攻读国学，曾直接受业于我国著名的教育改革家蔡元培先生和以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闻名于当时的陈独秀先生，以及旧学底蕴极为深厚的刘师培先生等著名教授、学者，他对自己的这些师长极为敬仰，师长们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风格都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他以后走上革命征程，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奠定了初步的政治和学术基础。
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当时，范文澜正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他不仅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而且深刻地观察和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认识到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勾结，中国人民不得不同时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因此，他开始向往无产阶级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地听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召唤，参加了党领导下的许多进步活动，并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国内外形势和共产主义理论。在那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动反复较量的岁月里，他的进步活动不久就受到反动当局的监视，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他不得不被迫离开天津，回到北京，在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几所大学任教，同时利用自己的教授身份，继续秘密地为地下党组织工作，担任教联、左联、互救会等社会进步团体与地下党组织之间的联系人，并经常参与进步团体的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党的影响。他的工作为当时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都起过很好的作用。
抗日战争的爆发，激起了范文澜强烈的爱国激情。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和王阑西、稽文甫、姚雪垠等同志一道，创办抗战期刊，宣传抗日主张，揭露和抨击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1938年夏，日寇的铁蹄疯狂地践踏着中原大地，党为了领导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急需培训大批抗日救亡干部，范文澜受党的委托到河南组织抗日干部培训班。他亲自编写材料，亲自讲课，为党组织培训了一大批有文化、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就在这个时期，范文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从此他便彻底结束了大学教授的优裕生活，投身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以一名普通战士的身份，跟随部队在信阳等处开辟游击区，深入到群众中宣传抗日救亡，并奔走于桐柏山一带，到抗战第一线去拼搏、去战斗。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他经受了激烈战斗的考验和艰苦生活的磨炼。血与火的洗礼使他们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强，革命斗争的实践又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在抗日战争烽火中，他真正完成了从一个大学教授到革命战士的转变，并以他坚强的意志和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同志们的敬重。
从革命战士到学者
1940年，范文澜以一个党的知识分子干部的身份，从抗日前线被调往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负责编撰《中国通史简编》。开始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生涯。他自己曾回忆说：“未去延安之前虽然反复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选集》，但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少得可怜，到延安以后接触马列主义的书多了些，学习了干部必读的若干本书，增加了书本知识，就是用这点知识开始了中国历史的研究工作。”
《中国通史简编》是为延安的一些干部学习文化和学习中国历史用的。编写的宗旨是“揭示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为了写好这部书，范文澜曾专门请教过毛主席。毛主席指示他编史书要“夹叙夹议”，鼓励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搞历史研究，并且希望他把中国通史写出来，这些都使他受到莫大鼓舞。当时，生活条件艰苦，史学资料缺乏，他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搜集资料，使《简编》的编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很快印出了第一版。尽管第一版存在诸多局限，便它毕竟完全不同于旧的历史书籍，它是我国第一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阐述我国几千年辉煌历史的著作。作者曾这样介绍《简编》的内容和编写体例：“第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类型史书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这是和旧体历史完全不同的。第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为三个时期，说明它的发展过程。第四，书写的阶级斗争，着重讲腐朽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被迫起义，对于外来民族侵入，也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农民起义和反抗外族侵略，说明中国人民确有反抗压迫、反对侵略，敢于斗争的伟大传统。第五，注重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这种写法与旧体历史相比较，无论是在取材方面，还是在观点方面都是一次大胆的变革，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历史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产物，无异于在旧史学领域里掀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
《简编》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许多人把它作为学习中国历史的启蒙读本。有的读者写信给作者说：“读了《简编》，对祖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从而增强了爱国心，对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充满希望。”但国民党反动派却把《简编》视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他们认为：“范书宣传阶级斗争，混淆视听，可恨可恶。”严禁在“国统区”出版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简编》几经修订再版，篇幅扩大了4倍以上，赢得了众多的读者，范文澜也成为新中国史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学者。除《中国通史简编外》，范文澜还写了大量有关历史研究的论文。如《百家争鸣与史学》、《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等，批判了旧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观点，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范文澜的治学风格极为严谨，对重大历史事件及有关资料总是反复钻研，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在深思熟虑之后才作出正确的判断，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他在研究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之后，认为必须用一条线索把这些事件贯穿起来，方有可能认识近代历史的发展和趋向。于是他便从研究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入手，对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发现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古老的中国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长期的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研究近代历史必须掌握这样一条线索：即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程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框架，“同时配合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发展情况，综观主要的，次要的各种矛盾相互间的联系和影响”，从而才能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全貌，掌握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范文澜非常重视对理论的学习和掌握。50年代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担任所长期间，就谆谆告诫同志们，一定要掌握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才能获得有关这门知识的真正学问，从中得到益处；要用正确的态度去学习其立场、观点、方法，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来对待；学习和运用要“神似”，决不能“貌似”。当时近代史研究所在他的领导下，许多史学研究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运用其立场、观点从事史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
范文澜从事史学研究和史学界领导工作几十年，他以自己丰硕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科学的宝库，并以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影响着新一代广大史学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和我国一批史学研究者共同努力，把新中国的史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科学的新途径。可以说，范文澜为创立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付出的巨大劳动，使他无愧于新中国史学奠基人的光荣称号。
（王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