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推翻了统治日本长达数百年的封建幕府制度，建立了明治天皇政权。在“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总方针下，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外交活动，从而出现“百务并修，气象一新”的强盛局面，把封建落后的日本变成亚洲唯一强盛、独立的国家。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随后日本的日益强盛，对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向国外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近代爱国知识分子，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王韬就是最早向日本人学习的先进中国人之一。
在香港期间，王韬始终关注日本的发展。当他看到日本与美国“通商仅七、八年耳，而于枪炮、舟车、机器诸事，皆能精构制，精心揣合，不下西人”的情况时，感到十分震惊。特别对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面貌等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他更是感慨万千。他说：“前之所谓世外桃源可以避秦者，今秦人反而问津焉”，作为“巍巍上国”和“堂朝天国”的中国，却“反不如东瀛之一岛国”，难道还不值得中国人认真思索一下吗？
为了探讨日本取得成功的究竟，王韬很想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去实地考察一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的成功，自当会给中国人以启发、以激励。当时，日本的朝野上下，都正在锐意求新，他们“效慕西法，罔遗余力”，因此，对于中国人所写作的关于西方国家情况的著作，也很感兴趣。魏源的《海国图志》和王韬的《普法战纪》等书，也因此而成为日本知识分子了解世界大势的必读书籍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知识界，正式邀请王韬访日。于是，1879年4月，王韬终于如愿以尝，踏上了东渡的旅程。
由于王韬的许多著作在日本风行多年，并一直被视为“济世通时务”之作，故而，王韬在到达日本后，立即受到朝野各界的热烈欢迎。
王韬在日本期间，“遍交其贤土大夫”，除了与日本知识界作诗酬和、宴游唱答之外，他还与许多人士集中地讨论了学习西法的问题。针对当时中国和日本都有一些人盲目崇洋的倾向，王韬指出：“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故善为治者，不必尽与西法同。”他认为，学习西法，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加以适当的选择和变通，而不能以全盘抛弃本国的全部文化传统为前提。结合中国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只知学习西方之坚船利炮，未识西方“致富强之根本”，以至二十年来中国国未富、兵未强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学习西法，就是要学习西方富强致胜的根本，而不是样样皆学，甚至皮毛皆学。
在日本期间，王韬重点考察了明治维新及其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变化。本着这一目的，他详细考察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并广泛接触各界人士。通过实地考察，他感到日本的前车之辙，足为中国的日后之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人认真参考，中国欲谋富国强兵之道，除走日本的道路外，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