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个多月的日本之行后,这年8月,王韬结束了在日本的访问,经上海回到香港。扶桑归来的王韬,继续主编《循环日报》,过着办报著述的隐居生活。
王韬自日本返回的次年,发生了日本侵占琉球的重大事件。琉球原是中国的邻邦,先后为明朝和清朝的藩属。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国力的强大,即积极准备吞并琉球,进而窥视中国的台湾。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为台湾士人所杀,悍然发动侵台战争。次年,日本又阻止琉球向清政府“入贡”,琉球国王便派人向清政府陈情。就在清朝驻日本公使何如璋就此事与日方交涉的时候,1879年,日本正式占领了琉球,废除琉球的国王,把琉球改为日本的冲绳县。这年春,琉球国王派人向清政府请援,从而发生了日中交涉。身在香港的王韬,对此事深表关切。他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自认为能尽西人所长,急欲轻于一试。兹于船舰、枪炮,日事制造,陆军、水师,日事演练”,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也就是必然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日中交涉过程中,“日人恃强横暴,非理横干,既不能以口舌争,又岂能以笔墨战?”因此,办法只有一个:以牙还牙,“不如慑之以武功”,即以军事力量来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他在给清政府有关官员的信中,就曾明确地提出“军舰之制,水师之练,海防之整顿”的策略,并主张以此来作为中国与日本交涉的出发点。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边疆的多事之秋。中日因琉球问题的交涉未息,俄事又起,沙皇俄国正积极向东方扩张。长期研究西方各国、关注世界局势的王韬,此时已看到了这一问题。他分析了当时欧洲的整个形势,认为“近日欧洲形势又将一变”。在欧洲纷纭复杂的变动局势中,亚洲将再次成为欧洲列强宰割瓜分的对象。对于中国来讲,由于既“弱”又“肥”,而且与俄国邻近,因此一定会成为俄国窥视的对象。为此,他大声疾呼:“今日之患,孰有急于俄事者哉!”希图唤醒清朝当局,加强边防,以应不测。果然,1871年,沙皇俄国借阿古柏在天山南北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之机,出兵侵占中国领土伊黎。清廷在慌忙之中,派特简公使崇厚经法国赴俄谈判。在沙俄的诱惑下,昏庸的崇厚竟擅自与对方签订了丧权失地的《里瓦吉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致谴责崇厚的卖国行径,清政府也拒绝承认该约,并责令崇厚早日返国。崇厚回国途中经过香港,王韬前往见崇厚,崇厚推病不见,令其文案陈养源接待王韬。王韬愤而责诘俄事,可陈氏却顾左右而言他,为崇厚开脱罪责,王韬大怒,愤然而归。
崇厚回国之后,被清廷治罪下狱。不久,清政府派出曾纪泽,与俄国进行交涉。不料谈判刚一开始,俄方的态度就十分蛮横,而且派兵开赴远东威胁。王韬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随即将情况通报给清政府有关官员,认为俄军此举,“意在经画东方,编立营制,慎严守备,为常行驻兵计,其志固不在小也”。为了防止沙俄狗急跳墙,他告诫清朝有关当局,应该吸取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那次深刻教训,一定要重兵防守,特别是“山东登州一带,当设重防,盛京三省之地,亦宜实之以兵力”。
为了制止俄军的侵略,王韬还结合自己多年来对国际局势的了解,提出了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牵制沙皇俄国的策略。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英、法、美等国都有着巨大的利益,特别是英国,为海上“通商之巨擘”,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势必影响到他们在华的利益,因此中国应该联合他们,共同抗拒俄国。同时,俄国的南进,也会危及日本。因此,中日联合,也是良策之一。
作为“稔熟西学”的洋务人才,王韬此时的交游十分广泛,尤其是与清朝政府的大小官员,关系十分密切。上至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下至省、府、道、县有关官员,都与他有着来往。他把御侮自强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经常向他们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分析时事,并不时把自己的著述寄给他们,规劝他们留心时务,甚至要他们像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盐仓使团”那样,去欧洲各国亲自考察,开拓眼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势,从而加速他们变法改良思想的早日形成,由他们来实现自己的改革理想。他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办法,是最有希望实现的办法,他也因此而孜孜以求,努力促成。
王韬蛰居香港,转眼已近20年。他那段上太平天国书的公案,也时过境迁,少有人知了。王韬作为举世公认的洋务人才、政论专家和著名的改良主义者,此时已名扬海内外。尽管如此,他却念念不忘故园,希望能尽早返回国内。要返回国内,则必须先经清政府取消通缉令,而这一点又必须依靠清廷“有力者”相助。而此时的国内洋务大员,虽然对他有所倚重,但对他又抱有戒备之心,因此,王韬“归骨故里”的要求没有为他们所获准,他只能仍居于香港,苦苦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