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爱国主义教育丛书:王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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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上海之行 大开眼界

1848年,立志做一番大事业、但因科场失败一时还没有找到人生出路的王韬,来到了上海。此时,鸦片战争已发生8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也已6年。随着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设立,上海遂成为国内外贸易的中心,逐渐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初来乍到的王韬,一方面对家乡日益凋敝的农村景象记忆犹新,另一方面又对上海出现的一些新学问、新技术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身经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积水深潭中的初步激荡,王韬开始了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与探索。

鸦片战争后,对于“区区岛夷”的英国能打败堂堂天国的这一严峻事实,一些清醒之士,就已开始了认真的思索。先是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于前,继有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倡导于后。他们认为,在国门洞开、强敌压境的新的形势下,过去那种天国至上、唯我独尊的传统观念已经不合时宜,应该睁开双眼看世界,向侵略中国、确有一技之长的英国等西方国家学习,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进而再以此来抵御外敌,富强国家。

未到上海之时,王韬虽然抱有远大的志向,但对如何实现自己的抱负,却是十分迷惘的。那时的他,像许多传统的士大夫一样,对入侵中国的英国为何物,也是不甚了了。带着中国传统士大夫所特有的“夷夏之大防”偏见,他认为华夷之辨是十分重要的。故而,当他得知自己的一位朋友因家境贫寒,被迫到上海的外国洋行去谋职时,十分激愤,并写了一份措辞十分激烈的长信,劝友人以名节自重,赶快辞职归来。

然而,到上海后的一些亲身经历,使王韬改变了自己原先的看法。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鸦片和宗教的输入,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也传到了中国。特别是在上海,由于得风气之先,更是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和百工杂艺的会聚之地。这些为欧风美雨吹洒而至的西学,都是他以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奇之物。为了探究其中的奥秘,他主动去拜见外国人士,并参观当时西方传教士设在上海的“墨海书馆”以及“英华书院”等地。通过实际了解,王韬认识到,西方国家确实有许多东西值得中国人学习。正因为如此,1849年5月,当主持“墨海书馆”的英国人麦思都邀请他加入书馆工作时,他便欣然同意,举家前来。

当时的墨海书馆,除出版一些宗教书籍外,还编辑、翻译和印刷西方科技文化方面的读物。王韬的工作,就是将传教士们所翻译的书籍中“拘文牵义”之处,加以“疏通”、润色和编辑。通过与传教士们的接触,王韬从他们那里“耳食”到许多西方的科技知识;而日复一日的编译工作,又使他得以了解不少天文、地理、历算、舆地等格致之学。几年下来,王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均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在墨海书馆的10多年间,王韬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著名的有《格致西学提纲》、《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和《西国天学源流考》等。在这些著作中,主要以介绍西方近代的算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电学、声学、光学和医学为重。这些著作的翻译及其刊布,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也就是在墨海书馆期间,王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当时,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对华的入侵步步深入,另一方面,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地展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互相交织。面对这一局势,一向以匡时救国为己任的王韬,开始留意时政,并以自己的所学所识,指天划地,以期有补于时。当时,他的一位朋友在曾国藩的府上任幕僚,他便给这位朋友写信,陈述自己关于时局的主张,希图通过这位朋友,将自己的思想陈述给曾国藩,以期影响曾国藩的政治举措。信中,他详细地分析了西方列强入侵对中国传统经济的破坏作用,对日益凋敝的国计民生,表示出深深的担忧;对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认为是国家内部的事,好比家中不和,因此,他反对当时满清朝廷的所谓“借师助剿”之议。这封信反映了王韬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对西方殖民者保持高度警惕的思想。

1856年,正当太平军与清王朝进行激烈的搏斗之际,英、法、俄、美4国为了进一步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所取得的在华权益,便借口“亚罗号事件”,组成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清政府在大沽、天津等地战事相继失利,与侵略者订立了《天津条约》。2年后,侵军再次发动武装进攻,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自此,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清政府的无能、中国的积贫积弱,也就更加彻底地暴露在广大的中国人民面前。

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波涛汹涌的农民起义浪潮,唤醒了人们的普遍觉醒,王韬的内心世界也激起了阵阵浪花。他虽然依旧闭门读书、译书,但是,目睹时艰,使他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了挽救时局,他认为一定要镇压太平军起义,但是,他又认为更重要的是必须首先抵抗外国的侵略。他指出:“当今天下之大患,不在平贼而在御戎,何则?乱之所生,根于戎祸之烈也。”也就是说,西方列强的入侵,是导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祸根,也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宁的最主要根源。现实中的农民革命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不时宰割,使得王韬再也无法保持其清高不拘的学士式生活姿态,他决心立而言,行而动,有所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