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建号之时，南宋王朝依然偏安在江南，但此时的南宋小朝廷已经腐朽得不堪一击。1274年元朝出兵南下，1276年就攻下了临安，灭亡了南宋，江南广大地区已完全处于元朝的统治之下了。在南宋灭亡之后，原宰相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拥立宋朝两名小皇子开始流亡，图谋抗元复宋，最终在1279年，陆秀夫和小皇帝一起投海，张世杰败走，南宋抵抗元朝的最后一支兵力也随之完全被消灭了。元朝的建立基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
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但各族人民之间却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平等。元朝统治者将各族人民按照族别和地区划分成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契丹和女真，而第四等则是南人，即南宋统治下的江南人民。不同等级的民族在政治和法律上都有不同的待遇，不管是权利还是义务都极度不平等。
成吉思汗建国，命蒙古“四杰”分任四怯薛长，怯薛实际上是国家中枢行政机构。在忽必烈建国之后沿袭了金国制度，设立中书省，怯薛仍然存在，但不再直接行使政权。怯薛可以被委任成为中央或地方的军政官员，同时依然拥有怯薛的身份，所以怯薛即使不再是中枢机构，也能够作为皇帝的近侍而干预国政，故而怯薛成为越来越庞大的特权集团。
元朝建国之后却没有统一的司法系统，司法系统的混乱更加方便了广大官吏们对人民任意地进行压迫和剥削，使得人民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处于此种压迫下的广大人民们，尤其是备受压迫的贫困下等人，自然从未停止过对元朝残酷统治和压迫的反抗。
元朝的经济概况
元朝时期，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一定发展，但总体来说甚少突出的贡献，商业却发展得较为繁盛。
在农业方面，在金和蒙古争斗期间，北方农村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农业发展也受到严重的阻碍。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开始大力发展农业。在忽必烈统治期间，北方和两淮地区的农业发展逐渐得到恢复，江南和边疆地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1277年，元朝规定，各处的荒地在期限内准许旧主人认领，超过限期之后，就将土地分配给愿意耕种的人。1286年，元朝又下令招募人来开垦荒地，并许以一定的优惠。元朝用这样的方法将金和蒙古斗争期间出现的大量荒地逐渐变为良田。在元朝建国之后，还在各行省设立了屯田，以补贴军饷。屯田的发展促进了水利的修建。江南地区在南宋时候就已经开始依水造田，而后在元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南宋时期，木棉的推广种植已经扩展到江南的许多地区，元朝时期就更为普遍了。在桑哥执政时期，曾设立浙东、江东、江西、湖广以及福建木棉提举司，桑哥被罢黜之后，六处木棉提举司也被废，但朝廷依然还在各地征收木棉。到元成宗时期，木棉已被列入了正赋。除此之外，在元朝建国之后，曾经处于长期隔绝的北方与江南人民之间得到了交流，耕作技术也得以在交流中迅速发展。
手工业方面来说，棉织业是元朝时期手工业中的一个显着成就。在成宗元贞年间，流落在崖州的松江妇女黄道婆将崖州黎族人民的棉纺织技术带回松江，传授给了当地人民，从此松江传习棉织技术，成为江南产布的重要地区。由于松江棉织业的发展，从而又促进了印染业的发展。
元朝时期制瓷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元代瓷器以青花瓷作为代表，它的制作无论在颜料的炼制还是烧造方面都比宋代有了更大的进步，它的色彩比宋代更为明快，釉质更为光润，烧造技术也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
元朝继承了宋朝时候商业的发展，并且由于蒙古四汗国广阔的疆域，横跨欧亚大陆，极大促进了商人间的往来和各地商品的流通，由于经济、军事以及政治上的需要，元朝大力兴建水陆交通，从而也便利了商业的发展。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商业中心。大都城中商业繁盛，各地的富商大贾都会聚集到这里进行交易。杭州原是南宋的都市，也是南宋时期的商业中心，在元朝攻灭宋朝之后，杭州城经济凋敝，萧条一片，到元军攻灭宋朝之后，杭州城在南北统一、运河开通的情况下，经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除了原本就存在的商业大都市以外，由于商业的发展和水陆交通的发达，东南沿海和运河两岸以至北方草原上都兴建起了一批新兴的城镇。
元朝时期因为海上贸易发达，在上海镇设置了市舶司，使得上海人口逐渐增多，开始设县，逐步发展成为新兴的商埠。此外，北方蒙古草原上也出现了很多规模甚大的城市，例如上都、和林、应昌以及德宁等，这些城市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求而建立起来，此后，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元朝时期由于疆域广大，水陆交通方面也应客观需求而有重大的建设，其主要方面是运河的修通和海道的开发以及陆上驿站的建立。在蒙古四汗国建立之后，陆路有三条道通往西方，而海上则有一条路经由杭州通往日本。故而元朝的对外贸易发展尤盛。
元朝的海外出口贸易主要以金银、瓷器和丝绸为主，进口的货物主要是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以及药物。当时在海外贸易中，奴隶的贩运也是一项常见的交易。根据《元史》记载，由海道和元朝建立各种关系的国家有二十余个。由于交通的便利，东至爪哇，西经马六甲海峡远至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各国的商人们经南海来到元朝进行贸易。在广州、泉州和杭州等地还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侨居于此，同样的元朝时期的商人们也有不少侨居在南海诸国。
统治集团的争斗与人民的反抗
元朝建立之后，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元朝是一个封建国家，继承了汉人的封建统治制度，但同时还保留着蒙古残余的奴隶制度，又采纳了西域色目人的一些剥削方法，这些不同的统治政策和方式发生了多方面的冲突，使得元朝一直处于这样的冲突之中。
在政权上，蒙古、汉族和色目官员之间一直争权夺利，蒙古宗王内部之间的争斗也没有终止。而由于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江南地区的各族人民也都相继举行武装起义，给予元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在汉人将领李璮叛乱之后，忽必烈逐渐转向依靠阿合马为首的色目商人集团为统治者搜刮财富，元朝廷内部也逐渐形成了汉人与色目官僚集团的争斗。
阿合马在主持财政之后，更加残酷地对人民进行剥削，又一再增加各种赋税的税额，加重了剥削。阿合马广收贿赂，只要对他进行贿赂，甚至献上妻女，就能够从阿合马手中得到官职。阿合马还凭借自己的权势占有民田，大肆搜刮财富。自从阿合马专理财政之后，支持汉法的蒙古贵族和一些汉人官僚及儒生集团便和阿合马展开了不断的斗争。
在阿合马得到忽必烈的信任之后，屡次废除汉法，但反对阿合马的力量得到了太子真金的支持。1282年，忽必烈和太子真金去了上都，阿合马则留守大都。益都人王着与僧人高和尚等合谋乘机杀了阿合马。
忽必烈得到阿合马被杀的消息后，很快察觉到了反对阿合马的蒙古和汉族官员的强大力量，于是对王着等人也并未深究，而是随即开始追查阿合马党人的罪恶，并予以处置。在阿合马被杀之后，忽必烈对阿合马党人的查处一直持续到1282年底，朝廷中的争斗以色目官僚集团的失败和太子派的蒙古、汉族儒臣的胜利而结束。
阿合马之后，忽必烈任命卢世荣掌管财政，卢世荣以“裁抑权势”为理财方针，和权势官员发生了冲突，同时也侵犯了蒙古和汉族地主、商人等的利益，在就任不到十天之后，即有人上疏反对卢世荣。此后不过百余日，卢世荣的理财方针就遭到了失败，其根本还是由于太子派的蒙古和汉族官员的反对。
卢世荣的继任者是畏兀儿人桑哥，桑哥重新采用了阿合马等的一些措施，再次遭到了拥护汉法的蒙汉官员的反对。桑哥执政理财，前后经历四年而失败，后由于被查出贪污受贿等罪行被处死。
在太子真金去世后，1293年忽必烈又立皇孙铁穆耳为皇太子。不久之后，1294年正月间忽必烈病逝，铁穆耳继位，即元成宗。
元成宗即位之后就下诏崇奉孔子，以尊孔崇儒来争取蒙汉儒臣的拥戴，来巩固自己统治。与此同时，元成宗又任用色目官员来管理财政，在他统治的12年里，再没有发生尖锐的民族之争，暂时稳定了局势。但是在以守成为方针的元成宗统治下，元朝廷政治日渐腐败，财政的紊乱也仍然在持续发展。元成宗晚年多病，朝政被皇后一派所把持，元朝的统治更加腐败了。
除了朝政上的争斗以外，蒙古诸王的战乱也一直不断，直到元武宗时期才得到大体的平定。
元朝廷内部以及宗王之间相互争斗的同时，江南地区的广大民众也在压迫之中不断掀起反抗元朝统治的武装斗争。
1280年，江西南康都昌县杜可用以“白莲会”组织起义，聚众数万人，号称杜圣人，自称天王，后被元军俘获后牺牲。1283年3月，广东新会县林桂芳和赵良玲聚众起义，后遭到广东宣慰司事王守信的镇压，起义失败。1283年9月，欧南喜在清远称王，后在元军打击下兵败，最后被元军俘获处死。1289年正月，广东循州农民钟明亮拥众十万举兵造反，引起元朝政府恐慌，派兵镇压。1289年5月，钟明亮率众投降，后又再次造反，1290年2月钟明亮再次投降，到1290年5月又再次反叛。直到钟明亮死后，剩余的众人依然继续进行着斗争。在钟明亮起义的同时，浙江台州宁海人杨镇龙也在玉山县起义，虽最终也被元军打击溃败，但残余的部众仍然坚持斗争，直到1290年仍然在浙东一带活动。1296年，赣州农民刘六十聚众万余人起义，后被擒失败。
前赴后继的农民起义虽然最终都走向了相同的失败命运，但人民的反抗却一直都未曾终止，各族人民依然在各个地方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达着对元朝统治者的不满，作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元朝的对外战争
从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以来，对外掳掠就被看做是光荣而高尚的事业。而由于周邻国家的衰落以及蒙古族人的善战，蒙古军在当时几乎所向无敌，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占据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广阔领域。
在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采用了封建的军事和政治制度，但蒙古军队仍然保存了原有的制度和传统，进行着对外侵略，这使得被侵略的各国人民都遭到了战争的祸害，也给元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忽必烈一直把高丽看做是元朝的属国，对其进行控制和榨取，这引起了高丽朝野的不满。1269年，林衍废王植，将其弟淐立为国王。忽必烈收到消息之后，派遣头辇哥领兵支持王植夺回帝位。1274年，王植死后，其子继位，娶了忽必烈的女儿为妻，进一步加深了高丽对元朝的依附关系。1280年，元朝在高丽设置了驿站，1281年，元朝向高丽征发军士出兵远征日本。1283年，元朝在高丽设置征东行中书省。1299年，元成宗派遣阔里吉思为高丽行省平章事。阔里吉思对高丽横加干预，引起高丽人民的极大愤慨，到1301年，元成宗被迫撤销了行省的设置。
1274年，元军南下灭宋的同时，忽必烈又命大军远征日本，虽然屡战屡胜，但在日本军的重重阻击下不敢贸然深入，于是仓促撤兵了。1281年，忽必烈又派兵大举远征日本，元军溃败。1283年，忽必烈再次发大军征伐日本，并责令江南行省大造海船，并在各地强征大批水手。江南人民纷纷反抗，忽必烈忙于镇压起义，暂时搁置了侵略日本的事宜。后直至1286年，忽必烈下诏罢征日本，元朝的侵日战争才宣告结束。
在忽必烈下诏罢征日本之后，专力攻打安南。1287年，忽必烈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汉军和云南兵、黎兵等再次侵犯安南。安南诱敌深入，困住元军，到天气转热的时候，疫病发生，元军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对于此次失败，忽必烈十分恼怒，责令此次征伐安南的统帅脱欢改镇扬州，终身不得入朝。1293年，忽必烈第三次攻打安南。次年正月，忽必烈病死，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下诏罢征安南。
1283年，忽必烈就曾命相吾答儿、太卜和也罕的斤等人带兵攻打缅国。缅王向元朝求和。1287年，缅王被其庶子不速速古里囚禁，并杀了云南王所命官阿难答等人，忽必烈任脱满答儿为帅再次侵犯缅国。缅国军诱敌深入，元军失利。后缅国派遣使臣向元朝谢罪纳贡，此后缅国分成了若干城邦。
在元成宗时候，缅国木连城首领阿散哥利用人民对缅王投降元朝的不满，杀死了缅王及元朝留驻的使臣。1299年，缅国王子向元朝求援，元成宗进兵干涉，在元军进攻木连城之际，阿散哥贿赂元军的将领使其退兵。受贿的元军将领以暑热瘴疠等为借口擅自退兵。1303年，元朝废除云南征缅分省，此后的缅国一直对元朝保持朝贡关系。
1292年，忽必烈曾派兵远涉重洋，征伐爪哇。当时爪哇国王被邻国葛郎国主所杀，听说元军到来，便投降了元朝，向元军求援。元军击败了葛郎兵，葛郎投降元军，借口要回国准备贡品，在途中突然起兵反抗，挫败元军。
元朝的对外侵略是非正义的战争，各国人民对其顽强抵抗，打击了元朝的势力，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支援了江南人民的武装起义，而同样的，江南人民的武装起义也从侧面为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尽了一份力。
元朝的阶级变动
在元朝统治时期，社会各阶级关系以及整体的经济状况都有了巨大的改变，在蒙古统治下，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引发了各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治主张的势力间的不断斗争。
从统治阶级的状况来看，首先是蒙古的贵族地主阶级。在元朝攻灭宋朝之后，原本就占有田地的蒙古贵族逐渐转化成为封建地主，元朝的蒙古贵族地主们拥有政治上的特权，他们依仗此便利，通过皇帝赐田，强权占有，收受贿赂以及征占职田等方式不断扩大自己的土地占有量，对农民进行剥削。除此之外，他们还因为其特殊的尊贵地位，每年能够从朝廷获得大批的金银钱帛等赏赐，以及数目巨大的山林、矿产、屋宅等私有资产。一些贵族地主还从事商业活动或放高利贷等，所以蒙古贵族地主无论是在政治权势还是经济物力上来说都处于社会的上层，超越一般的地主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