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乾隆帝的即位十分顺利，避免了皇权的争夺和朋党纠纷，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乾隆帝在即位前并未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威望，他的周围也没有聚集起一批可以信赖的臣僚。乾隆帝即位的时候，清朝已经处于富盛时期，但乾隆帝并不甘心成为一个守成的君主，而是期望能够有所作为，以树立自己的声威，巩固皇室的统治。雍正帝时期为了矫正康熙帝末年所留下的积弊，施政不免过于严苛。到乾隆帝即位之后，提出要以所谓“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来执政，施行了一系列的重大举措。
雍正帝时期曾严惩其宗室兄弟，乾隆帝在即位之后，随即命宗人府逐一查明被处置的宗室党人，以及牵连其中的族人，并给予其宽赦。在宽赦前朝满汉罪臣族属的同时，乾隆帝又严厉地处置了曾静和张熙。1735年，乾隆帝将曾静和张熙凌迟处死。
在乾隆帝即位之后，清朝的国力十分强盛，为他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为了取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树立自己的威望，乾隆帝在即位后的十多年间，一直减免赋税，而各地如果遇到水旱雹灾的危害，也都加以赈济和减免额赋，并一再废止了各地的多项杂税。乾隆帝以这样的方法成功地安定了人心，防止了动乱，为自己树立了一定的威望。
清王朝在经过康熙帝和雍正帝之后，汉人文臣在统治集团中逐渐占有了重要地位。乾隆帝即位之后，在严厉处置曾静和张熙的同时，又以多种方式广选文士，以争取汉人文士的支持。
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与鄂尔泰和张廷玉等人在乾隆帝即位初期受命辅政，组成了最高的统治核心。在乾隆帝亲政之后，逐步对这个核心势力展开整顿，使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手中。1736年3月，乾隆帝祭天之际，允礼因病未到，被乾隆帝削去了亲王双俸和护卫。1738年，允礼病死，允禄总理事务兼藩院尚书。后乾隆帝获悉他与其他宗室子孙有所往来，心存怀疑，于1739年10月将允禄交由宗人府处置。辅政两亲王相继失去权势，使得宗室子孙再不敢“私相结纳”了。
鄂尔泰是着名的武将，又是翰林院掌院学士，门下满汉臣僚都不在少数。鄂尔泰之子鄂荣安也于1736年出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后转为侍读，擢升詹事府詹事，鄂氏一门在朝中权势甚盛。后鄂荣安被揭发与鄂尔泰主考的门生结党营私，审理此案的大臣请将鄂尔泰革职查问，乾隆帝对此案给予宽容处置，只将鄂荣安革职。1745年，鄂尔泰因病请解任，后在4月间病死。
自从鄂尔泰获罪之后，张廷玉负责主持军机处，其权势也日益显赫。1748年，张廷玉以自己年迈有病请求致仕，但未获得乾隆帝批准。1749年，再次乞休，惹乾隆帝不悦，同意其致仕。次日，张廷玉没有亲自入朝谢恩，乾隆帝大怒，打算下旨进行责难。但张廷玉随即于次日早晨入朝谢恩。乾隆帝并未因此而消去怒气，反而怀疑负责拟旨的大臣泄露了其意思，将其革职，并削去了张廷玉的爵位，下令其以大学士的头衔留在京城。1750年，张廷玉再次上疏请求南还，乾隆帝更加生气。1755年，张廷玉病死。
在乾隆帝即位后的20年间，满汉大臣之中尚未出现严重的朋党之争，朝廷内部还算太平。但随着乾隆帝即位日久，社会逐渐发展，宫廷的生活也日渐奢靡。单是1751年，乾隆帝为孝圣皇太后举行六十寿辰的庆典之际，其奢华程度就远远超过了康熙时候为孝惠皇太后举行的庆典。在乾隆帝为皇太后祝寿的这一年，国库虽然尚且充裕，但连年的水旱已经使得各省多有灾荒。皇室的奢靡必然上行下效，助长了浮华之风，而官吏们的贪贿勒索也日益加剧。
此外，乾隆帝还十分喜好去各地巡游，玩赏山水，并不断在京师和承德等地扩建园林。1751年，乾隆帝去江南巡游，十分喜爱苏杭山水。此后，又在1757年、1762年、1765年，连续三次进行南巡。乾隆帝的所谓南巡，实际上就是在苏州、杭州以及江宁府一带流连观赏，并未涉足到南方的广大地区。1780年，乾隆帝又进行了第五次南巡。1784年，是乾隆帝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六次南巡。
江南地区的赋税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乾隆帝每次南巡都不得不减免江浙一带以及经行的山东等地区的赋税，使得朝廷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而江南百姓们却为了迎接皇帝南巡，而承担上了更重的负担。此外，由于南巡中的巨大耗费都由地方官员来承办，各级官员们则面向民间进行征索，乾隆帝的南巡对江南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危害。
除了南巡以外，乾隆帝还曾先后五次巡游五台山，四次东巡谒陵，而热河避暑、木兰围猎等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帝可称得上最能游玩的皇帝了。
乾隆帝在南巡之后，对江南的楼阁园林十分爱慕，回来之后在避暑山庄和京城内外广建园圃，其中扩建的就有着名的圆明园。
康熙帝曾在1709年将圆明园赐给雍正帝，雍正帝即位之后就在圆明园内建立了殿署，以接见臣僚。乾隆帝1740年开始在圆明园中修筑楼阁园林，陆续修成了四十景。到1751年，孝圣皇后六十寿辰之际，又在圆明园旁修建了长春园作为其附园。1770年，又建成了绩春园为其附园，后改名为万春园。三园合称圆明三园，成为京郊最大的皇家园圃。
乾隆帝连年广建园圃，京师的王公贵族们也竞相效仿，浮华之风四起。此时，从八旗贵族子弟到外出领兵的将领们，都日益沉湎于游乐之中。而这必然导致统治集团政治的腐朽，以及军队战斗力的减弱。
清王朝虽然表面繁华，但始终掩盖不住统治集团的腐朽和八旗兵力的衰弱。乾隆帝统治时期，在最初即位的前二十年以宽严相济来进行执政，并标榜满汉一体。但是自从1755年，即乾隆二十年之后，满洲的统治走向衰弱，他对汉人的疑虑也日益加深，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对汉人的统治。
从1755年之后的二十余年间，乾隆帝大兴“文字狱”，对汉人实行了严厉的思想统治。但其镇压的对象却与前朝不同，既非反清复明的志士，也不是结党营私的权臣，而只是一般的汉人文士。这些文字狱的兴起显然不在于限制臣僚的结党擅权，而是在于对民间思想的控制。其中影响甚大的有1757年的彭家屏案；1767年的蔡显案，同年的齐周华案；1777年的王锡侯案，1778年的徐述夔案；1781年的尹嘉铨案，等。这些案件中的当事人多是由于语言文字的疏忽而被冠上忤逆不法的罪名，并非确实有反动的思想和言论。文字狱的兴起使得广大文士终日惴惴不安，社会人心惶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乾隆帝不得不多方收敛以稳定人心。
但就在文字狱兴起的前后，乾隆帝又兴起了禁毁书籍的浪潮，前后共持续了十余年之久。据考证，当时先后被销毁的书籍大约有三千种，七万卷以上。
在乾隆帝执政中后期，逐渐违背了其当初标榜的“既鲜靡费之端，亦无兵役之耗”的原则，甚至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除了朝政的日渐奢靡昏腐之外，乾隆帝还夸耀武功，在其执政期间多次兴起战事，使得人民逐步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清乾隆年间的对外战争与吏治腐败
以武功自诩的乾隆皇帝曾于1765年发动了入侵缅甸的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后乾隆帝又在1788年发兵入侵，镇压安南人民的起义，再次以失败告终，损失惨重。此后又由于西藏内部的纷争，使得清朝与廓尔喀发生战争。在乾隆皇帝战胜廓尔喀之后，在西藏地区确立了各种制度，使得西藏地区得到了安定。
这一时期的清王朝除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损耗之外，乾隆皇帝统治中后期的清政府内部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贪污腐败集团。尤其是在乾隆帝晚年，倚信大学士和珅，形成了以和珅为首的一个巨型官员贪污网，普遍形成的贪污风气使得清政府由内而外，由上而下日益腐烂了，这也预示着清王朝不可遏制的衰落。
1428年黎利在安南建立了黎氏王朝，1527年权臣莫登庸篡位，1592年贵族郑松出兵夺取政权，立黎维潭为王，从此政权掌握在了郑氏手中。后郑氏派阮潢镇守顺化，阮潢逐步控制了南方，与郑氏政权相对立。在1627年至1672年间，郑氏与阮氏两大集团先后进行了七次大战，给安南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1666年，郑氏用黎维禧的名义归附清王朝，次年，康熙帝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此后安南对清朝纳贡，以求得庇护。
1771年，阮文岳、阮文吕、阮文惠三兄弟在归仁府领导农民起义推翻了当地政权，并于1785年打退了暹罗侵略军，控制了安南南方地区。1786年，阮氏起义军挥军北上。此时安南的国王是黎维祁，于1787年潜逃离开安南国都。1788年，乾隆帝派遣孙士毅和提督许世亨出兵安南援助黎氏镇压农民起义。后在农民起义军的英勇抵抗之下，清军大败而归，损失惨重。阮文惠等所领导的安南农民起义军获得了胜利，但他并不愿意继续与清王朝为敌，于是在1790年之际，亲自到北京祝贺乾隆皇帝的八十寿辰，被乾隆皇帝封为安南国王。1792年，阮文惠病死，1802年，安南贵族阮福映夺得政权，受清朝封为越南国王。
尼泊尔在1768年被廓尔喀族沙阿家族所统一，自此，清朝便称尼泊尔为廓尔喀。1790年，廓尔喀王朝借口西藏商税增额、食盐糅土，由巴哈杜尔·沙阿派达莫达尔潘德率领尼泊尔军队进入西藏，围攻西藏军队。清政府命四川总督鄂辉以及成都将军成德进行增援，但他们却都按兵不动。后西藏与廓尔喀私定和约，向廓尔喀许岁币五万两银。清朝官员则谎报得胜，并劝说廓尔喀派遣使臣朝贡，被清廷封为国王。1791年，廓尔喀因为西藏没有缴纳岁币，而再次大举进攻西藏，达赖和班禅急忙向清廷求援。乾隆帝命福康安为将军，进军西藏反击廓尔喀侵略军。福康安一路得胜，侵入廓尔喀国境七百里。廓尔喀派遣使臣议和，最终双方议定和约，废除此前与西藏私定的协议，并归还在西藏抢掠的财宝和人丁，并向清朝进行朝贡。后清军退出廓尔喀领土，战争结束。
在中尼战争之中，英属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勋爵曾派遣使团以援助之名到达加德满都，但实际上是企图乘机控制尼泊尔，进而侵略西藏。中尼达成和议之后，英国殖民者的阴谋破灭。
在清朝初年，英国商船主要是在郑成功父子统治的厦门和台湾与中国进行贸易。康熙帝时期开放海禁，英商得以在广州设立商馆。到乾隆时期，英国商船则主要是在广州进行贸易。在乾隆年间，英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迫切需要扩展其商品市场，中国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有利可图的东方市场。但当时，乾隆帝封闭了各地口岸，只允许外商在广州一处进行商贸活动。
1787年，英国国王曾应东印度公司的请求，派遣使臣前往中国进行商务的交涉，结果使臣在途中病死。1792年，英国再次派出了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使团，以祝贺乾隆帝83岁寿辰为名来到中国，以谋取商务利益。马戛尔尼使团此次出使中国并未能实现对清朝的各项要求，但是却由此探查到了中国的军事、政治以及社会情况，为其后英国的侵略提供了重要的消息。
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日益陷入衰败的境地。对外战争的耗损以及皇室贵族的奢靡使得财政日益虚耗，面临虚空的危险，而满族八旗兵丁也因生计困难而日渐衰弱。满汉官员的贪污腐败则日胜一日，各官员的贪污大案不断被揭露。尤其是在1775年，即乾隆四十年之后，和珅专权朝政，上下串通，贪污舞弊，而乾隆帝则沉湎游乐，更令朝政腐败到一个无以挽救的地步。
和珅是满洲正红旗钮祜禄氏，于1772年授三等侍卫，任近御差使。和珅为人聪颖，学识渊博，因而得到了乾隆帝的赏识，于是在1775年擢升为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次年升任为户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1776年，和珅以户部侍郎入值军机处。当时军机领袖是大学士于敏中，1779年于敏中卒，和珅受封为御前大臣，次年晋户部尚书，军机处领袖是大学士阿桂。1786年，和珅成为文华殿大学士，与阿桂同列宰辅，但阿桂始终都看不起和珅，甚至入朝也与其相距十数步。但此后阿桂连年奉命处理河南等地的水患，长期不在朝，和珅得以专擅中枢。
和珅专擅中枢并兼管吏部和户部，这意味着他掌握了官员的升任及罢黜大权，和珅开始公开向各级官员索取重贿，并根据其贿赂多少来决定升降贬黜。一时之间，官场上下风气败坏，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行贿成为公开的通例。和珅的所作所为导致吏治腐败，引起了清政府正直朝臣的不满，但凡是弹劾和珅的官员，都遭到了乾隆皇帝及和珅的打压或惩处，以和珅为首的贪官污吏在乾隆皇帝的庇护下更加肆无忌惮。
在朝廷吏治败坏的同时，民间的秘密结社也遍布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兴起。其中两次规模巨大的人民反抗运动是甘肃苏四十三和台湾林爽文所领导的人民起义。甘肃苏四十三所领导的人民起义爆发于1781年，是由于清政府镇压回族人民的宗教而引发的。而林爽文所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于1786年，是由于台湾知府在缉拿天地会成员杨光勋和张烈等人过程中，对村民进行迫害和恐吓而引发的。虽然两次起义最终都被清政府所镇压，但却进一步表明了清政府与各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乾隆皇帝在即位的时候就曾焚香告天，说如果能够在位60年，就传位给嗣子，不敢超越康熙帝在位61年的纪年数。1795年，乾隆帝在位60年，正式宣布要传位于皇太子。
乾隆帝25岁即位为皇帝，86岁退位，虽退位之后仍然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干预朝政，但由此算是正式结束了其作为一代皇帝的政治生涯。而在乾隆帝退位之前，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了，但乾隆帝却无视这一切，只沉浸在臣下的歌功颂德之中，并自称为“十全老人”以及“归政全人”等，自以为十分了不起。而清王朝此刻的种种危难则留给了他的继承者嘉庆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