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6年是东周时期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争夺霸权的晋楚两个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弭兵大会，即息兵大会。在大会以前，列国形势以诸侯兼并为主，其次才是大夫兼并。而在此次大会之后，形势变为大夫兼并为主，其次才是诸侯兼并。也就是说，弭兵大会是东周时期诸侯兼并转变为大夫兼并的转折点。
其时，宋大夫向戍和晋国执政的赵武、楚国执政的屈建都有一定的交谊，便想要说合两国来息兵停战。晋国六家世卿——赵、范、知、中行、韩、魏之间争斗剧烈，而楚国则因为受到吴国的威胁而不敢贸然北进，故而都愿意暂时停战。而其他的小国里，大夫也在进行着兼并，故而希望减少对外的战争。因此，向戍一倡导，就得到了其他各国的赞同。同年，晋、楚、鲁、宋、蔡、卫、陈、郑、许、曹十国大夫在宋都商丘召开了大会，约定晋国和楚国共同作为霸主。而之后，楚国可以专心来对付吴国，而晋国则能够专心搞内争，最吃亏的是小国，此后要准备两份贡品向晋国和楚国两大霸主朝贡。但也因为朝贡往来，使得华夏文化对楚国发生了更为巨大的影响，楚逐渐被看做华夏列国中的一员。
在弭兵大会之后，对外战争减少大部分，各大小国内开始展开尖锐的兼并斗争。晋灭大夫祁氏和羊舌氏，将祁氏田分为七县，羊舌氏田分为三县。又灭了荀氏和范氏，然后又灭知氏，晋国政权归赵氏、韩氏、魏氏三家。到战国时成立了赵、韩、魏三国。而在齐国，齐大夫陈氏、鲍氏攻灭国氏、高氏，陈氏又攻灭鲍氏、晏氏，齐国政权全归陈氏所掌管。到战国时陈氏灭姜姓的齐，建立了田姓（田陈二字通用）的齐国。
国与国，民与国
根据《鲁史》的记载，仅仅在鲁史的二百四十二年里，列国之间的军事行动就达到了四百八十三次，朝聘盟会达到了四百五十次。军事行动和朝聘盟会都是大国对小国进行剥削和掠夺的方式。
当初晋文公创霸，规定诸侯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有事开会，歃血盟誓。可是到后来，霸主娶妾侍，或者妾侍死，也要诸侯前去吊贺。霸国开始用各种名义向列国榨取贡献。而贡献如果不合霸主的要求，小国就会遭到可怕的讨伐。被讨伐的国家，水井被填塞，树木被砍伐，禾麦被收割，车马被掠夺，而人民则沦为俘虏，男子做奴隶，女子做婢妾或工奴。
若是被敌人围城，更是苦不堪言。根据《墨子》所记载的守城法，城下比较不重要的地方，每五十步就设置壮男十人，壮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城上守兵则是一步一人。城下重要的地方，每五十步设置壮男一千人，壮女两千人，老小一千人。而民间的粮食、布帛、金钱、牲畜等一切能够用的物品都要借给公家使用。在被围困的城中，人民每天平均下来大约能吃三升多米粮，合现在的大半升。人民既要作战死伤，同时还要忍饥挨饿，有时候甚至穷困潦倒到“易子而食，析骸以”。人民害怕战败后沦为奴隶，于是只能够忍受着这样的痛苦来守城。
在国君的强迫之下，人民不得不承受极重的兵役。不战时，人民要遭受经济剥削，而到战争时，则要面临生命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不堪命，可以说，只有到死的时候，人民才算真正能够休息了。
人民生活在劳作和苦痛之中，而国君和卿大夫的家里却是绝对不事生产的。孔子就曾批评鲁大夫臧文仲有三不仁，其中不仁之一是“妾织蒲”。而鲁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织布，文伯也怕招致季康子的怨恨，可见属于统治阶级的一切人都是以劳动生产为耻辱，吃人民穿人民而没有一点生产贡献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民族间的争斗与融合
在《尚书·粹材篇》和《诗·大雅·荡篇》中都称商为中国，因为在当时，商国是政治经济文化都被公认为唯一的中心国。因此在东周时期，北方诸侯便自称为中国，而称楚吴越等南方国家为蛮夷。秦虽然占有宗周旧地，但是却被中国诸侯看做戎狄。中国这一名称虽然含有地区居中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意义还是指传统文化的所在地。
周朝崇尚赤色，晋大夫羊舌赤字伯华，孔子的弟子公西华名赤，可见华也有赤的含义。所以那些遵守周礼崇尚赤色的人和民族，被称为华人或华族，通称为诸华。
中国、夏、华三个名称，除却地域而言，最基本的内涵都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当时遵循周礼的地区被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民族被称为华，华夏合起来便是中国。而对文化低即不遵循周礼的人或民族，都被称为蛮、夷、戎、狄等。因为文化方面的不同，华族与居住在中国内部和四方的诸族时常发生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就是，华夏文化扩大了，而中国也随着文化而扩大了。到东周末年的时候，凡接受了华夏文化的各族，都大体上融合成为一个华族了。
华族各国自称为中国，称其他的诸族国为四方。
南方——长江汉水两流域是蛮族的居住地，通称为南蛮。淮河流域则是夷族的居住地，通称为淮夷。
东方——多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通称为东夷。
北方——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被通称为北狄。
西方——通称为戎狄。
以上四方民族原本是散居在中国的内部和四方，但由于华族文化程度比较高，政治上又有霸主来主持同盟会，各国间互相支持，凭借这些优势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华族最终融合了四方诸族。
南方蛮夷被楚所统一。在春秋时期，楚是华夏的劲敌，但是东周后期的时候，楚国文化向上发展，与华夏日渐接轨，华夷的界限也逐渐消失。
东方的东夷没有能够成立强大的国家，陆续被齐国、鲁国和楚国所吞灭。
北方戎狄中有华族小国燕国。春秋时候，燕国不被华夏众国所重视，齐桓公曾经为救燕国而讨伐山戎。后来晋国攻灭了戎狄，燕才在北方逐渐强大起来。
西方的戎狄是华族的强敌。春秋时，从公元前722年到前637年的八十六年间，戎狄一共进攻过华族十六次，而华族攻打戎狄九次。虽然戎狄的势力不小，但是由于华族之间的团结和互助，戎狄无法发展。在鲁文公以后，晋国巩固了其霸权，戎狄国才开始被逐渐消灭。
东周时期的经济状况
武王克商之后，商朝的农业奴隶都成了周朝的农奴。农奴和奴隶一样要遭受残酷的阶级压迫，在政治上依然没有任何权利。但农奴有自己的私有经济和生产工具，这就使得他们有动力进行劳作，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
周原本只是一个西方小国，因为生产力的进步让它能够战胜大国商。周朝实行宗族制度，而到了东周时期，因为宗族兼并，出现了大国、强宗，公田制被逐渐取代。
在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了“初税亩”，即不问有田者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大小，也不问有田者是何许人，只向有田者按照土地亩数来收税。农夫耕种公田，就不能同时供应军役，而战争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公田随时都有荒芜的危险，废除公田制而改为按亩收税的税亩制，显然是对领主更有利的。随着公田的废除，私田自然也失去了其意义，农村间允许公开兼并，有人占地多，有人占地少，贫富的分化便开始加剧。拥有很多田地的人逐渐成了地主，而其他有小部分田地的农夫和几乎没有田地的农夫则逐渐沦为农民阶级。
原先农夫受私田一百亩，就有义务向授田者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但现在，实行税亩制之后，农夫们的耕地面积大小不等，自然不能出同等的军赋。在实行税亩制后四年，为了方便管理，鲁国便“作丘甲”。所谓丘甲，意思就是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再由丘中人自己根据所拥有的耕田数目进行分摊。丘赋是领主按照丘来征发军赋，所以丘内新开垦的田地越多，那么分摊的军赋自然就越轻；而用田赋则是按照田亩数来征发军赋，有田人的赋税比没有田的人负担要重，但同时，有田人对田地的处理权也增加了。在实行税亩、田赋两种制度之后，领主只向有田的人征收税赋，而不再干涉有田人间的相互买卖和分割等行为。有田人只需缴纳税赋就可不受干涉，自然就形成了土地私有制。
赋税制的变化标志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农村出现了不同于领主的地主阶级以及有土地或少地甚至无地的农民阶级。后来，铁制农业工具投入生产，使得田野的开垦和耕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东周的生产力比西周大大提高，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土地所有制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东周时期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在诸侯国之间的广泛发展。在春秋中叶到战国末年间，所使用的器物都比原先变得更加精巧玲珑。正是土地制度的改变，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封建统治者有可能大量聚敛财富来供自己挥霍享受。而统治者们的需求，则刺激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由于诸侯卿大夫们并不满足于本国物产的享受，从而又促进了各国间商业的扩大。例如郑国的商人到周出卖皮革，到楚国收买丝绵等。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大商贾们的势力已经足以干涉政治。
商业上有货物交换，自然需要货币。西周有铜贝、铜寽，东周有铜钱或铜刀等。但根据《左传》中记载，春秋时候诸侯卿大夫们用璧玉帛锦等贵重物或其他器物进行互相交易，似乎并不用钱。而民间的小交易则是用粟米布丝等实物交易。直到东周末年，作为货币的钱才普及开来。货币的逐步发展，从一方面反映出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东周正是这个发展的开始。
从旧制度到新制度的演变
东周既是列国兼并的时代，同时也是华族和蛮族争霸的时期。频繁的战争逐渐破坏了旧制度，从而也产生了新制度。新旧制度的变化，其实就是旧的宗族制度被新的家族制度所逐步替代的过程，也就是旧的领主阶级逐渐被新的地主阶级所取代，旧的农奴阶级逐渐被新的农民阶级所取代的过程。随着这些根本制度的变化，其他的制度也相应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
世卿
东周后半期，国君的政权逐渐转移到了某几家大夫手里，这些大夫世代相传，成为把持国政的世卿。这些世卿在自己的宗族里用士作为家臣。家臣并不是世袭的，在诸侯国内盛行世卿制的时候，世卿的家中却是家臣制盛行。在战国时家臣制转变为客卿制，而到秦汉时则变为官僚制度。
养士
齐桓公创制，养游士八十人，给予车马衣裘彩币，周游四方，号召天下贤士来齐国。晋国世卿栾怀子喜欢养士，执政范宣子怕他，就驱逐了怀子。有人劝宣子说，州绰、邢蒯是勇士，不妨让二人回来。宣子说，他们是栾家的勇士，对我有什么好处？有人说，你能像栾家那样养他们，就成你的勇士了。谁给士衣食，士就给谁出力，这是士的特征。大夫的采邑不断扩大，对士的需求自然也不断增加，于是有了专门训练士的大师出现，孔子便是其一。孔子本人也是士。大师有义务介绍弟子做官，弟子也可以主动要求大师介绍。而做了官的则应该招待同学，并送金钱给大师。士在经济上来说是属于地主阶级的，在政治上来说是有才能并能够随意进退的官僚。
郡县
西周时期，地广人稀，广袤的大地上零零星星地散布着大小的邑。比较大的邑里住着天子或者诸侯，所以邑也被称为国。在东周时期，由于兼并，国境扩大了，大夫的采邑也扩大了。一般来说，大夫居住地以外的邑便派士去管理；国君居住地以外的邑，有些仍然称作邑，有些则称为县。县是直属于国君的行政区域。楚灭了九国之后，便将九国改设成九县。晋国和齐国的县制比楚国更加完善。郡也是晋国的一种地方制度。晋国开辟边地，因为离国都很远，便特别设立了郡这种行政区域。郡大夫有较大的权力来应对突发事故，虽然郡大夫官职比县大夫低，但权力却是比县大夫高的。郡县制的创立加强了国君统治的力量，同时也加速了分封制度的崩溃，使得国家有了统一的可能。此后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郡县制成为历代沿袭的地方制度。
兵制
东周前期，已经使用步兵作战。但一直以来，无论战争还是交通都用车，马驾车，但是并不单骑马。后来公田制废除之后，土地私有制逐渐通行，田间的行车道不再如公田时期那般整齐，车战越来越不方便。后来在战国时候，步骑兵成为主要的兵种，战车逐渐失去了重要性。
在春秋到战国之间的七十余年，是两段历史急剧转变的时期，但所能寻找到的记载都非常简略，已经不能考见当时的详情了。春秋时期还讲周礼，尊王室，重祭祀，论宗姓氏族等。可是到战国时期的时候，一切就都发生了变化，其原因主要是列国争霸战争已经开始转变成为争统一的战争，而周天子对诸侯国的政治影响也完全消失了，故而所有与周礼有关的惯例也都逐渐被废弃。
五、群雄逐鹿的时代——战国
东周时期的兼并战争继续发展，以三家分晋为标志，进入了战争剧烈的战国时期。形式上来说是七个大领主征城夺地的战争，但实际上，这已经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以及与他血脉相连的大商贾和说客游士推动大领主们为封建地主政权而展开的剧烈战争。最终，秦国获得了胜利，使得中国出现了统一全国的封建地主王朝。
七国鼎立
公元前403年，晋国韩赵魏三家世卿立为诸侯，战国时期开始了。东周已经失去了它所有的政治影响，不再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的王朝，而只是作为一个小国而存在。
战国是七个独立的强国，七国之间进行着互相攻击或防御的战争，因为争斗频繁，故而七国的疆域时常都有所变动。七国的位置是，西方秦国，东方齐国，南方楚国，北方燕国，中部韩赵魏三国，其中赵在北，韩近西，魏居中。
秦国
秦在东周时期还是个文化很落后的国家，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令求贤。卫国人商鞅便是在那时应募入了秦国，获得了秦孝公的信任，开始了变法。商鞅的变法使得秦国从此成为七国中的第一强国。商鞅并不是首创变法的人，早在战国初年，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就都曾行过新法，但却一直被旧势力所阻挡。而秦国由于文化较为落后，旧势力的阻碍自然较小，故而商鞅变法能够取得成功，而商鞅也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
商鞅的变法破坏了领主的宗族制度，同时也限制了地主的家族制度，但却使得秦国成为当时先进的富强无比的统一国家。秦孝公死后，太子秦惠王即位，车裂商鞅，杀了商鞅全家。但商鞅的新法，除了秦庄襄王期间用大商人吕不韦为相，停止对商贾和游士的排斥之外，其余大都相沿不变。
韩国
韩国东临魏国，西当秦函谷关大路，腹背受敌。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从平阳迁都到了新郑，后来又迁都到了阳翟。韩召侯用法家申不害为相，行苛政，国力暂时得到了加强。后来申不害死了，韩国又被侵犯。韩国山地多，平原少，物产匮乏，人员稀疏，是七国中最为弱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