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历史的博弈—帝道与臣道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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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同室操戈,举兵问鼎帝王梦(1)

臣字,在甲骨文中形似一只竖立的眼睛,表示俯首屈从之意,指侍奉皇上的大臣。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为臣之道有很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权大压主,不要引起君主的怀疑和恐惧,否则就自身难保了。为臣之道,不仅要忠心事主,更要有所建树,有所作为。为臣之道,体现了人类生存的智慧,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大臣,尤其是权臣,也就是指对君主的权力或储君的权力具有威胁的人,当他们受到怀疑或处于不安定状态的时候,他们是怎样思考的呢?他们的生存之道是什么呢?纵观历史,不外乎三种选择:一曰“事”(忠心侍奉),二曰“去”(离开政治旋涡中心),三曰“行大事”(谋取国家大宝)。至于三种行为的结局,就只能留待历史去评说了。

对于同姓江山,那些不安分的藩王们莫不想染指。于是,地方上的割据藩王们同室操戈,举兵问鼎帝王之位。但由于他们兴的是不义之师,行的是不端之事,因而不得人心,最终的事实证明,他们的举动不过是黄粱一梦。

吴王刘濞:起兵叛乱的诸侯王

刘濞(公元前215—前154年),西汉诸侯王,刘邦的侄子。封吴王。他积极在封国内扩张势力。后来汉景帝采纳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王国封地。刘濞以诛晁错为名,在景帝前元三年丁亥带领楚、赵等七国公开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后被周亚夫击败,刘濞兵败被杀。

大封同姓王埋隐患

西汉初年,百姓休养生息,生活趋于安定,鸡鸣犬吠之声时闻于村野。然而,在这安乐祥和的景象背后,又一场梦魇般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

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一统天下,建立起大汉王朝。然而新王朝所面临的是被数年战争破坏殆尽、近乎瘫痪的社会经济。大批农民四处流亡,政府亦财政吃紧,举步维艰。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称:“汉初,接秦之弊……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所以西汉初年,高祖刘邦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致力于农业生产,对农民实行轻徭役、薄赋敛的政策。同时,为了巩固刘氏王朝的政权,刘邦又着手解决了像韩信这样的异姓诸侯问题,广封同姓王,以便强宗固本。

休养生息的政策作为西汉最高统治者的基本国策,在刘邦之后的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执政时亦得到广泛推行。同时各诸侯国也贯彻执行,并纷纷招揽人才,发展本国的经济,致使各诸侯国经济实力大增,在汉王朝的统治之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各诸侯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政治欲望也不断膨胀,给汉王朝政局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到了文帝三年(公元前176年),济北王兴居起兵谋反;六年,淮南王刘长谋反。面对这种局势,汉初政治家贾谊曾上书文帝《治安策》,将中央与地方诸侯的关系比喻为一个人生了病,腿肿得像腰一般粗,脚趾肿得像腿一样粗,如果不尽快医治,必定是很危险的。因此,他给文帝开了个药方,即“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着手把一些诸侯国分小,以削弱其势力。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些诸侯的势力,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央同地方诸侯的关系,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各诸侯国的政治野心,使中央同诸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趋于紧张。这犹如烈日下的一堆干柴,一点即燃,诸侯发难已在所难免,由此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

诸侯各国中,经济发展最迅速、实力最为强劲的当属吴国。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二哥刘仲之子。当年,惯于游手好闲的刘邦鬼混于街头巷尾,衣食不免时常依求于二哥刘仲。刘邦称帝建国后,不忘乃兄,封刘仲为代王。同年,北方少数民族攻打代地,没有多少才能的刘仲无法抵御,不得不弃代南逃,来到洛阳。念于手足之情,刘邦不忍加以军法处置,就将刘仲由代王降为合阳侯,并封其子刘濞为沛侯。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黥布谋反,刘邦亲征。这年刘濞20岁,以骑将身份随从刘邦东破黥布军。战乱中,荆王刘贾为黥布所杀。当时,吴、会稽一带的人性情粗犷、剽悍,刘贾膝下无子,而刘邦诸子尚年幼,若无一位得力之人去镇抚他们,恐其闹事,于是就封身强力壮的刘濞为吴王,统辖吴郡53个城。等刘濞拜任后,高祖又召见他,细观其貌,不觉有悔意,暗自揣度:“刘濞有反相。”但已拜任,又无法收回成命,便抚其后背,语重心长地说:“汉朝后五十年,东南可能发生叛乱,难道是你吗?然而天下同姓为一家,你切要谨记,勿思谋反!”刘濞被委以重任,自是感激涕零,此时怎敢有不臣之心?忙叩头连称:“不敢,不敢。”

“我家大王其实并无大病”

刘濞执掌吴国大权以后,积极响应汉政府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力招揽人才,致力于本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吴国地处东南,土地肥沃,又东临大海,境内的章郡即山盛产铜,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吴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资条件。吴王广招天下流亡之人,即山采铜铸币,又在东南沿海地区大力发展盐业,煮海水提取盐巴。这为吴国提供了可靠而丰厚的财政收入。同时,吴王刘濞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免除吴国百姓的赋税;每逢节日,还亲自到所封地内慰问官员百姓,随时访查人才,对闾里也多有赏赐。因此,百姓生活安乐,一心向吴。其他地方的人,特别是犯事之人,纷纷奔吴国而来,而吴王对此也不加以限制。这样,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吴国国力大增,民众上下一心,无不愿为吴王效力。吴国也渐渐在各诸侯国中处于领先地位。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道“故吴,诸侯也,以即铸钱,富埒天子”,吴钱“布天下”。当时,汉政府除了封王之地,功臣所封百余人的侯地外,所管辖的三河、东郡、颍川、南阳几地,从江陵向西至巴蜀,北从云中到陇西,加上内史共十五个郡。所以,以吴国的经济实力足以抗衡中央所辖的十五郡。

伴随着吴国国力的日益强大,吴王刘濞的政治野心也急剧膨胀。特别是在惠帝、吕后时期,政治上无为而治,刘濞根本不将他们放在眼里。及至文帝时,吴王傲上之意已明显地表露出来。一次,吴王刘濞的世子入京拜见皇上,而后与皇太子饮酒博戏,相互发生争执,竟对皇太子十分不恭敬,于是皇太子将博局掷到吴世子脸上,两人打斗起来,吴世子因此被杀。吴王闻听儿子丧命京师,悲痛欲绝,暗自发誓,必为儿子报仇。他得知朝廷派人将世子尸首送归吴国,着其就地安葬,便愤怒地说:“天下一家,我儿死在长安就理应葬在长安,何必要送回来呢?”遂派人将世子尸骨又送回长安下葬。吴世子之事激化了吴王同中央的矛盾,不臣之心随之萌发。自此,吴王刘濞声称有病在身,不再上朝。

长安城里自然明白吴王“病”在何处,于是每逢吴国派来使臣朝见时,就扣押起来,严厉追问吴王的情况。吴王为此亦渐渐担心起来,恐因此招来大祸,所以加快商议对策。到秋请时,皇上又责问吴国的使臣,使臣对曰:“我家大王其实并无大病,只因陛下屡次诘问派来的使臣,恐无言以对,所以推说身体不爽。俗话说:‘察见渊中鱼,不祥。’大王从开始诈称有病,到今天醒悟,被陛下责问日益急迫,更加闭门不出,唯恐陛下怪罪下来,被诛杀,可又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如今,我家大王只期盼陛下能捐弃前嫌,和好如初。”文帝遂将此事了结,放还吴国全部的使臣,并赐吴王几杖,以示其老,可以不朝见皇上。吴王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有了着落,谋划造反之事也暂且有所放松。

联合诸王,密谋起事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冬,楚王刘戊朝见皇上,晁错借机上谏景帝,以楚王为薄太后服丧期间,曾有私奸行为,请以此为由将其诛杀。景帝虽听从了晁错的建议,但没有杀楚王刘戊,只是下诏赦免其死罪,将其所辖三郡中的薛和东海两郡削去。在此前两年,赵王刘遂有罪,朝廷借机削去其常山郡,又以胶西王刘印私卖爵位、有奸情之事,削其六县。三王遭削,这无疑向各诸侯表明:朝廷已正式采纳晁错的建议,着手进行削藩。

削藩的紧锣密鼓使刘濞的叛逆之心更加坚定,特别是楚王、胶西王、赵王的遭遇,促使他破釜沉舟、铤而走险……

当朝廷商议如何削吴时,吴王亦加紧谋划怎样举事。刘濞遍思各诸侯能与他同谋共事的,唯有胶西王刘印和楚王刘戊。他谙熟胶西王的性情:喜好兵法,鲁莽好战,诸侯亦皆畏惮他。近来又被朝廷所责,削去六县,心中必愤愤不平,或许可共谋大事。他遂派极富口才的中大夫应高前往联通刘印。

应高出使胶西,为加强事情的保密性,未带任何文书信符。他对胶西王说:“吴王虽然不才,却有夙夜之忧,不便亲自到外边来,所以派卑臣来向您陈述他的忧虑之心。”胶西王刘印因被削去六县,心中正闷闷不乐,更担心将来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今见吴王派人来,甚为高兴,急问应高吴王对抵制削藩有何高见。应高不急不躁、镇定地说:“当今皇上任用奸佞之人,听信谗言,篡改祖宗的法律,侵削诸侯封地,对诸侯各王越来越刻薄,惩罚日益加重。俗话道‘括糠及米’。吴王和胶西王都是名声在外的人,一旦被查处,恐怕就不能再得安宁,更难以无拘无束、自行其事,也只能看别人眼色、低首做人了。吴王身体有病,不能上朝请安已有二十余年,常担心被皇上猜疑降罪,无法向皇上辩白,处处谨慎小心,时时提心吊胆,颤颤栗栗,唯恐皇上怪罪下来,祸患临头。吴王听说大王因封爵之事被削去六县,心中甚为不平。即使您有不周之处,也不至于以削地作为惩戒啊。现在仅为此类琐事,朝廷就大动干戈,谁知将来诸侯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说罢,应高紧锁双眉,连连摇头,叹声不息。刘印亦忧心忡忡,沉思良久不语。“如若朝廷果真别有用心,先生您有何高见呢?”应高瞅得胶西王已经动心,便试探道:“人常言: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趋,同利相死。如今,吴王自与大王同忧同利,诚愿大王能顺应天意,抓住机遇,不惜生命为天下剪除祸害,匡扶正义,不知大王意下如何?”刘印顿然明白了吴王的用意,惊骇地说:“寡人怎敢如此?皇上虽急于苛责诸侯,可是生死本来由命,安敢不事皇上?”应高对刘印的失色不予理睬,仍沉着地说:“如今御史大夫晁错把持朝政,迷惑天子,侵夺诸侯之地,掩蔽忠良,堵塞贤臣,朝廷上下无不嫉恨他,诸侯亦皆有讨逆之心,只是不便言明。今人事至极,彗星出现,蝗虫乱飞,天象亦有昭示。这是万世不遇之机,当是圣人兴起之日。吴王时时期盼着能够诛除晁错,追随大王左右,翱翔于天下。如若大王能竖旗举事,必能所向者降,所指者下,没有敢不服从的。现在大王只需承诺一言,吴王便率部众攻掠函谷关,取荥阳敖仓之粟,拒汉兵,修治寓舍,恭候大王。大王若有幸临之,那么天下可定。而后大王可与吴王分治天下,共享天年。”刘印闻此言,心中不觉大喜,欣然接受了吴王的建议。

应高就此秘密返回吴国,向吴王具实禀报。因事关重大,吴王仍不放心,又亲自秘访胶西,会晤刘印,当面与他定下密约。胶西国内群臣听说大王要举事,遂进谏道:“大王对此应三思而行。顺承皇上一帝,可享天下太平。如果现在同吴王一起谋反,即使事成,而两主并行,祸患必由此而生。更何况两国辖地加起来不足汉朝的十分之二。更不用说这一定为太后带来危险。因此与吴王约合起兵,非长远之计。”但刘印置若罔闻,派使者前往齐、菑川、胶东、济南约合其他诸侯国,密谋举事。

早在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齐王刘则死,无子,文帝于是将齐地分为六国,分归于齐王将闾、济北王志、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胶西王印、济南王辟光。因此,胶西王与他们是同辈兄弟,齐、菑川、胶东、济南四国也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刘印,约定共同举事。除此之外,参与谋反的还有赵王刘遂。刘遂是刘邦之子刘友的儿子。刘友被吕太后幽禁而死,文帝即位后,便立其子遂为赵王。景帝时,刘遂因对朝廷削其常山郡而怀恨在心,常思如何出此恶气,所以,吴王谋反时,刘遂趁机起兵。赵相建德、内史王悍闻听此事,苦苦相劝,刘遂非但不听,竟将二人诛杀,随后发兵坚守西部边界,等候吴楚之兵,一起进攻关中。同时,又派人去联络匈奴,匈奴亦应允。

以“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起兵叛乱

再说“七国之乱”的另一领导人物楚王刘戊,他是高祖刘邦的四弟刘交之孙。刘邦兄弟四人,长兄刘伯,早逝;次兄刘仲,乃刘濞之父;老三即高祖刘邦。刘交不同于诸位兄长,自幼喜好读书,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受业于丘伯,学习《诗》。秦末,随刘邦反秦,屡立战功。刘邦即位后,对他甚是重用。废除楚王韩信后,将其地分为二国,刘交为楚王,统薛、东海、彭城三郡共三十六个县。因长子辟非早夭无子,刘交死后,便以颇有才华的儿子郢客为嗣,郢客即楚王位四年,病逝,其子刘戊继位。因为文帝特别尊崇叔父,故刘交之子爵位颇高。景帝时,也因宗室之故,亦封刘交五子为侯。因此,楚国在汉王朝中颇具特殊地位。楚王刘戊,毫无乃祖乃父的儒家之风,生性淫暴,倚恃自家在汉王朝的特殊地位,骄横之性日益滋生,毫无拘敛。在为薄太后服丧期间,刘戊纵情声色,放荡不羁,为此,被削去东海和薛两郡,仅剩彭城一郡。自此他对朝廷大为不满,在吴王欲举事之初,便积极参与,与之达成协议。至此,吴王的羽翼丰满,于是颁令国中:“寡人虽年已六旬,仍亲自出马为将;少子年十四,亦入伍为卒。国内年长同寡人者,年少同小儿者都应在征兵之内。”由于吴王三十余年的勤政建设,深得民心,诏令一出,民众踊跃报名,迅速征集二十万大军。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甲子日,吴王刘濞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誓师起兵。胶西王印、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亦诛杀当地汉政府官员,举兵响应。霎时,西起淮水,东到大海的广大东南地区易帜举事,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共同发兵叛乱,并派使臣下书昭示各诸侯:

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已故长沙王子:有幸赐教寡人。因汉有贼臣晁错,无功于天下,侵夺诸侯封地,派吏弹劾严讯治罪于诸王,因而不忍其欺辱。又不以诸侯人君礼对待刘氏骨肉,弃绝先帝功臣不用,进任奸宄,扇动天下,意欲危害社稷。陛下身体多病,不能省察实情。今欲举兵诛讨逆臣,谨听诸位教诲。敝国虽然狭窄,地方有三千里;人虽少,但精兵可有五十万。寡人与南越有三十余年的交往,其君王亦不辞寡人之请,分兵以随寡人,又得三十余万兵。寡人虽不才,愿以身随从诸王。长沙以北,西向蜀及汉中,由长沙王子负责攻守;越、楚王、淮南三王和寡人共同向西进发;齐地诸王和越王严守河间、河内,而后入临晋关(蒲津关),可与寡人相会洛阳;燕王、赵王本与胡人有约,燕王北定代和云中,率胡兵入萧关(陇山关),直奔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祖之庙。愿诸王勉励。楚元王之子、淮南三王有的得不到沐洗十余年了,怨恨入骨髓,很久以来就想出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