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
首先，新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是循环生产。循环生产是一种“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的生产方式。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传统工业生产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生产，即“资源-生产-消费-废弃物排放”。线性经济的增长，依靠的是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又高强度地破坏着生态环境。而循环生产要求以“3R”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其次，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涵盖工业、农业和流通、消费等各类社会活动，不仅需要各种新技术作为支持，更需要政府的扶持政策、企业的自身努力，也需要全民树立起循环经济的意识。一是在企业的层面上建立小循环模式。二是在社会层面上，资源再生系统由三个子系统构成：废物回收系统，废物拆解、利用系统以及无害化处理系统。只有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循环经济生产方式才能确立和运行。再次，新消费方式的特征是适度消费、健康消费。生态文明时代的消费方式：个人必须有环境道德觉悟，必须有社会责任，以节约资源为荣，以适度消费、健康消费为荣；社会必须有制度安排，以抑制奢侈浪费和不负责任的消费行为，以抑制一边是过度消费、一边是穷困潦倒的两极分化，从而提升广大穷苦人的生活水平。
“3R”原则是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减量化”（reduce）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从源头节约资源使用和减少污染的排放；“再利用”（reuse）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污染；“再循环”（recycle）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后能够重新变成再生资源。
五 不同文明形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诞生以后并未停止进化的脚步，而是在新的条件下开始了新的进化过程。同时，人类出现后便使自然界打上了人的实践活动的印记，从而出现了自然界的人化过程。在人类进化和自然界人化所构成的统一过程的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人类文明。我们把人类文明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即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与此相应，人和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特殊的新质，体现出人对自然的观念把握的深化，人和自然的物质关系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与自然在其对立统一关系中地位的转化等等。恩格斯曾说过：“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远古时代，人类的力量非常弱小，在强大的自然界面前，人类与其他自然生物一样，其生存规律基本遵循自然界的必然性法则，以采集、狩猎、渔捞等靠天然的劳动方式，去获得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人类在这一时期基本上还是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上的一个环节，尚未明显地表现出高于自然万物的优越性。
在原始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中，自然界处于非常重要的主导地位，先民们学习和追求的目标就是怎样去顺应自然。人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历史形式，是以生态规律占支配地位的。原始人和自然界共生共存、共同进化的方式，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天然和谐关系，即原始的“天人合一”状态。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由于畜力和金属工具的使用，人类社会由原始状态进入到农业文明，人类也从自然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上解放出来。
在农业文明中，人类对自然力的利用已经扩大到若干可再生能源。但是总的来看，农业文明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对自然的索取在总体上尚未超过自然界自我调节和再生的能力，因此自然界较少受到破坏。农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一般还是比较和谐的，自然秩序没有发生紊乱，生态环境也没有出现失衡。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处于一种朴素的“天人合一”状态。
人类的农业文明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缓慢地发展了数千年之久，在经历了一系列内在变革和外部探险的艰难过程之后，一个新兴的工业文明在西北欧洲率先崛起，并且迅速地向全世界所有古老的农业文明地区扩展。公元17世纪可以看作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真正的分水岭，从此以后，机器大工业开始取代手工工场，工业文明的时代宣告来临。经历了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牢不可撼地确立起来，生产力迅猛发展，科学技术也得到了长足进步。在工业文明中，人类开始以自然的“征服者”身份而自居，由过去的恐惧自然、崇拜自然，转变成为所欲为地支配自然、征服自然，人似乎成为超越自然之上的宇宙主人。随着人类思想从中世纪宗教信仰的蒙昧状态中获得解放，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在认识上逐渐形成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世界观。
“天人二分”或“天人对立”的世界观一方面极大地唤醒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弘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深化了人的自我意识和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潜在地包含着把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绝对化的形而上学倾向。这种世界观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单向式的关系，只存在自然客体对人类主体需求的满足，不存在主体对客体的尊重与保护。它把人类仅仅当作一种权利主体，而非义务主体，从而把人类提高为可以任意对自然界颐指气使的主人。这种世界观没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认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工业文明中人类的豪迈口号是：“向自然界进军！”根据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人只要认识和掌握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就可以获得改造自然的无穷能力；而从康德“人给自然立法”的思想中，可以引申出人不仅是自然规律的认识者，而且也是自然规律的创造者，因此，自然就成为受制于科学技术的东西，就如同囚禁在所罗门魔瓶中的巨大怪物。在这种天人对立的世界观指导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共生共存的和谐关系变成了不平等的主仆关系。人俨然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他既不再是强制性地被自然拖着走，也不再是顺应性地被自然领着走，而是迫使自然界完全服从人类的利益和安排。人们对自然不再持有尊重与敬畏的态度，人由自然的顺应者变为自然的改造者和征服者。
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一切都得益于知识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作为表征和调节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关键因素，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能力的重大体现。人类正是借助科技的力量，把自在的自然界改造成为属人的世界，将人类活动的烙印深深地打在了自然的躯体之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赋予人类改造自然的新手段，新形式，使人对自然的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急剧地扩大了。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巨大威力，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建立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里程碑。然而，当人类在高唱征服自然的胜利凯歌时，却逐渐发现自己正陷入某种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中——全球气候变暖，土壤过分流失和土地沙漠化扩大，森林资源、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当陶醉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成就中的人们蓦然回首自然时，他们发现自然界已是遍体鳞伤、千疮百孔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分索取终究会得到报应，恩格斯早已断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面对着无节制发展和滥用科技所导致的恶劣局面，以及如此继续下去可能对整个人类环境乃至人类生存所形成的巨大威胁，美国人文主义物理学家卡普拉认为：“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科学技术严重地打乱了，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存在的生态系统。”尽管这种说法有些极端，但却真实地揭示了科学技术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其实，科学技术是由人类发明和使用的，其结果也应当由人类来承担。科学属于真理性认识，它只能揭示科学规律，并提供工具合理性，但却不能提供价值合理性。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可见，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必须受到人的价值理性的制约。
从原始状态、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人类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类在不断地认识自然，也在不断地认识自己。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自然的生态价值、审美价值日益为人们所关注。时至今日，人们已经不再片面地固执于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而是开始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关系。这种和谐共处关系不是向“天人合一”的原始境界的简单复归，而是为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理性选择。工业文明是对农业文明及其所表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本身就已经内在地埋下了自我否定的萌芽，从而又为即将来临的生态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作为工业文明的否定形态或超越形态，生态文明将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重新实现“天人合一”理想，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对抗和冲突之后，升华到一种和谐共存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