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的生产力，人们相互之间结成一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成为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而人也就是在社会发展进步中使自身得到发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由原来的“原始的丰富性”陷入发展的畸形片面性；又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给人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使人逐步走向发展的全面性，并逐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指自然界和社会赋予人的各种潜能素质的充分发挥，人的个性的丰富完满。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所要达到的境界是：“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这是社会和人共同向前迈进的光明前景。要成为社会结合的主人，就应该不断地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走历史的必由之路；要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就应该不断地认识和掌握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提高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要成为自身的主人，就要善于认识自我，超越自我，在社会实践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一方面，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基础，没有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速度、程度就会受影响；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又为人的发展提供条件，人的发展，尤其是个体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各种社会条件。由此可见，人的发展受制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其发展程度又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要深化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就要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互动共进作辩证的思考。
2．社会文明主体与客体和谐发展规律
社会文明进步是个历史进程，社会文明进步的轨迹是在主体能动性和历史必然性相互作用中从低级到高级的递进中显示出来的。这一规律揭示出影响和制约社会文明亦即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在于：其一，主体能动性发挥的程度。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人，社会和谐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也是人，人的主体能动性发挥程度与社会和谐程度呈现出正相关性。其二，历史必然性制约和影响的程度。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
人们也不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任意地构建和谐社会，而只能在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制约下构建和谐社会。其三，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相互作用以及社会各种文明协调的程度。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各种文明之间的协调都是一个过程，社会文明是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向前推进的。
社会和谐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体现了理想的和谐和现实的和谐的统一，近期的和谐与长远的和谐的统一，局部的和谐与整体和谐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和谐与主体自身和谐的统一，自然系统和谐与社会系统和谐的统一。
历史发展到今天，主客体相分裂的错误立场，既导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加剧了对自然客体的否定，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也导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加深了社会中的不平等，在更广的范围激化了社会的纷争、动荡。与此有关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新疾病的出现、核武器与生化武器的威胁等等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严重问题。
合乎逻辑的是，现代学术界有关新思维的各种探讨，均以不同的方式在深隐的层面上表现出对主客体关系的关注。克劳斯·迈因策尔充分论证了“复杂系统探究方式”，所谓“复杂系统”不过是更多地关注主体与客体的复杂联系和相互作用；J·皮亚杰提倡学科的“环形分类，而不是线形分类”，这里的“环形”也表现为主体与客体间相互作用构成的基本循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呼吁人类尊重自然本身固有的秩序和尊严，反对人类将自身的主体地位膨胀为自然的霸主；交互主体性思维，提出在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也应把作为“客体的人”视为主体，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是主体性关系，彼此应互为主体，互为目的，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合作、共生，其精神实质是要求人与人之间构成的主客体关系的和谐发展。
近代人类各种发展观的历史沿革，也表现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趋势，即将发展的目标逐渐转移到主客体关系上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早期的发展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尺，到今天被学术界认为“有增长无发展”，就是因为其将发展片面地定位于“物的世界的增值”，忽视了不能被简单量化的社会结构的改善和人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等人提出的增长极限论，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警告人类要注意资源环境的最终极限对人类发展和人类行为的影响，着眼点也是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看待发展；而综合发展观，则直接强调发展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的改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把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经济的合作作为新的发展主题；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中，首次清晰地表达了可持续发展观，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将发展与环境辩证关系的认识推向了深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类的主客体关系，关注当代人为后代留下怎样的环境和条件。
人类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必然启示我们：主客体关系的协调不但是发展的条件，而且根本也是发展的目标。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步表达了主客体关系协调统一的发展观，这包括三层含义：一方面，对象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对象贫乏，人最基本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人与对象的关系也受到局限，人性不可能脱离环境、条件、对象的发展而孤立地、抽象地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人的精神贫乏，感觉迟钝，心灵粗陋，对对象只是占有、拥有的关系，单纯“物的世界的增值”也不是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应将发展定位于人与对象构成的主客体关系：“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构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在“物的世界”丰盛的同时，更要注意人文建设，创造与物的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丰富性，将发展落实到主体的更新，这正是发展的人文性、进步性所在。这样才能保证人与对象交互作用、双向建构、共同发展，从而不断推进“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在新的历史阶段达到新的、更高水准的统一，这才是发展的本义，是发展的永续性所在。
四 社会文明交往融合规律
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从来就是丰富多彩的过程，单一文明不可能长久，更难以形成世界性的社会文明。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是不同文明碰撞、交流、交融的进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着人类的文明，推动着历史的进步。
正是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活动中，才产生了文明。社会实践是文明生成、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文明”自生成时起，就有具体的社会内容，只有具体的、社会的文明，而没有抽象的超然于社会之上的“文明”，因此，文明时代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人类文明时代的历史，和地球、和人类产生以来的历史相比较，只是短暂的一瞬。在文明时代到来之前，人类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包括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之上的三种社会经济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文明的发展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循着一定的规律。人类历史在矛盾运动中曲折发展，但其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决定了文明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奴隶社会为封建社会所代替，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文明所代替，当然这种“转变”或“代替”，并非是自发完成的。
资本主义文明是完全不同于奴隶社会文明和封建社会文明的一种文明。
它创造了奴隶社会文明和封建社会文明所不曾有的奇迹。这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创造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出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资产阶级必定要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本主义的萌生，虽然开始时是在个别国家出现，但从那时开始，就表现为世界历史现象，而非仅仅是个别国家孤立的、个别的现象，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使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也因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和交通的极其便利，卷入到文明中来。正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历史愈益成为世界的历史，可以说，“全球史”是从资本主义文明时代开始的。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各民族和国家都处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之中。
他们在社会分工、商品交换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发展程度都不高，基本上处于自我封闭和相互隔绝的独立发展之中。这种状况直到15、16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才发生变化。资本主义文明促使历史从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球史”。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种“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各民族史逐渐转变成世界历史——全球史。
一座座“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既是广阔背景下文明交流的产物，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全球史”正是建立在这些人类文明发展里程碑上的全球史，没有广泛意义的人类的交往，没有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也就不会有“全球史”。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推动着文明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因为在不同文明的碰撞和冲突中，总是较低级的文明向较高级的文明流动，继而推动历史发展。较低级的文明向较高级的文明的“流动”，逐渐破坏着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的状态，成为“全球史”形成的重要基础。
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但是人类的交往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却是在资本主义文明时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导致发生“交往革命”的最根本的原因。这里的“交往（commerce）”，是涵盖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意义的具有广泛内容的交往。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还是文化-精神交往，都是人类在广阔的文明交流和交融的背景下，即历史向“全球史”转变中，或在“全球史”形成的过程中进行的。从民族史、地域史向世界史、全球史的转变，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文明进步的标志和结果。
文明的交流和交融是在客观的物质世界中进行的，建立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而非是在“精神世界”中进行的，因此离不开现实生活中的个人。这些“现实中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的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他们不仅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且也推动着“全球史”的形成。显然，“交往”是世界历史性的交往，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交往是历史矛盾运动的前提，没有马克思所揭示的“交往”和“交往革命”，就没有人类的历史，也就没有在历史发展基础上的“全球史”。
五 世界文明中心转移规律
所谓世界文明中心，是指这一区域、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空前强大，以致成为其他区域、国家或民族学习和模仿的楷模，进而对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积极影响。是否一个地区或国家具备最强大的生产能力、经济能力就必然地成为世界文明中心？答案是否定的，特别是在当代文明背景下更是如此。作为世界文明中心的地区或国家的综合能力都有哪些关键的能力要素呢？或者说把作为世界文明中心的地区或国家的综合能力视为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都包括哪些能力子系统呢？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当代文明的新特点，至少应具备如下的能力子系统：
（1）经济文明能力子系统，主要包括经济规模、市场容量、金融实力和技术实力等指数。一个拥有强大的经济文明子系统的地区或国家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重心，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而充当‘“世界经济文明中心”的角色。
（2）非经济文明能力子系统，主要是指一个充当世界文明中心的国家或地区在文化创造、科学研究和制度创新方面达到世界领先地位的能力以及它在这些方面对世界文明进步的广泛影响和强力推动。经济文明的扩张创造或孕生出一种先进的非经济文明，非经济文明的独立完善又进而推动经济文明的扩张和革新，世界文明的进步正是通过其经济文明能力子系统和非经济文明能力子系统之间的这种自催化机制而不断进化和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