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53年定都天京到1856年天京事变前，太平军处于战略进攻态势，是太平天国的兴旺时期。
太平天国为了捣毁清朝统治中心，巩固新生的天国政权，展开了北伐、西征和天京破围战役。
北伐军在1853年5月从扬州出发，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为首。这支2万多人的精锐队伍驰驱6省，转战5000里，虽然于1855年5月最终失败，但震撼了清朝统治的心脏。
北伐失败了，但西征却取得重大胜利。西征是与北伐同时开始的。1853年5月，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战船1000余艘，沿长江而上进行西征。它的战略目标是夺取安庆、九江、武昌这三大军事重镇，控制长江上游，屏障天京，切断清朝中央政府与长江以南的联系，将太平天国区域扩大到整个江南。到1856年上半年，西征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使千里长江为太平军所控制，粮食和其它物资源源运进天京。这也为天京破围战，即击破清军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创造了条件。
1856年4月，秦日纲率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先攻击江北大营，连破大小营垒120余座，江北大营清军望风溃散。6月，杨秀清又从天京派出大军，与由安徽回师的石达开大军会合，进攻驻孝陵卫的江南大营。大营被攻破，清军死的死，逃的逃，统帅向荣乘夜晚逃往丹阳，忧惧而死。
石达开在破江南大营后，乘胜西去，坐阵武昌。天国上下欢天喜地庆贺天京破围战大捷。此时，东起镇江，西到武汉，包括江西、安徽大部分地区在内，都属于太平天国区域。
可是，在这一全盛期发生的天京事件，却成了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天京事件是太平天国领袖间的严重内讧事件，发生这一事件的表面原因是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但如果把这仅仅看成是偶然事件，或是某一个领袖的个人品质问题，那是不恰当的。这一悲剧的出现，是天国政权逐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局限性的产物。
前面讲道，洪秀全在经济上遇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政治上，洪秀全也遇到了专制与民主、集中与分散的矛盾。
在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初期，政权组织形式是带有农民的民主色彩的，在天王之下设军师及五军主将，后来发展成五王制，并且彼此间都以兄弟相称，同是上帝子婿。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即天王在领导地位上是最高的，但又不具体处理政事，实际权力掌握在军师手里。这是农民的民主主义与封建君主制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国家政体。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在太平天国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首义诸王能够吃、睡在一起，“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诸王团结一致，共抗清军，不这样太平军就不能生存。定都天京前，太平军官兵大体上过着平均的供给生活。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也常“敝衣草履，徒步相从”。进入“金陵小天堂享福”，是他们奋斗的动力之一。果然，到了天京，天国领袖们均在不同程度上讲排场，摆阔气，甚至互相争奇斗富。
尽管与清军的战斗还在进行，但天京城内却多处大兴土木，广建诸王府。洪秀全的天王府周围十余里，墙高几丈，内外两重，里面的各座宫殿皆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洪秀全俨然以皇帝自居，封建帝王的专用字“诏”、“旨”、“朕”都承袭下来。金田起义前写的“三原”著作，在定都后重刻时，原文中的“训”、“歌”之类的字一律改为“诏”。定都次年颁布的诏书说：“天下万国朕无二”，强调自己独一无二的“君”的身分。
洪秀全确立世袭制，儿子洪天贵为幼天王，也称“朕”，行使天王权力。幼西王、幼南王、幼东王均承袭其父爵位和职务，破了封建王朝袭爵而不承职的惯例。从最高领导人到两司马与各级官员，都可以“世食天禄”、“累代世袭”，这必然在社会上造成越来越多的特权阶层。
各王出巡时排场很大，显示威风。洪秀全坐64人抬大轿，东王杨秀清坐48人抬大轿，鸣锣喝道和护卫服侍的多达千人，前呼后拥。诸王及指挥以上官员外出，下级相遇不回避不跪道旁而继续行走者，斩首不留。各王还像封建帝王一样广选民女入宫。洪秀全有88位“王娘”。9岁的幼主洪天贵也有4个“幼娘娘”。洪秀全给后妃们定出“十该打”的规矩，如“讲话极大声”、“面情不欢喜”等都在“该打”之列。
伴随着追求享乐、讲究排场和等级而来的，必然是争权夺利和互相倾轧。
作为太平天国最高领袖的洪秀全，深居宫中，变成一个宗教迷，把主要精力耗费在宗教教理的论证和写作上，耗费在如何管束宫女王娘和追求享受上，对于军政大事无力过问。
而杨秀清随着大权独揽，势力膨胀，也产生了问鼎最高领袖宝座的野心。
在天京，东王府是处理天国政务的中枢，一切军事号令皆由东王所出，刑赏生杀、升迁降调均由东王所定，洪秀全只在杨秀清草拟好的诏谕、文告上标“旨准”二字。朝中诸王百官除了奏谢恩赏可达天王，其余一切实际的军政要务都要禀报东王，“听其裁决转奏”。
这一种“一朝二主”的局面显然是不能长久维持的。杨秀清自恃功高权大，越来越骄傲。他利用代天父传言的特殊地位，作威作福，打击异己，甚至对天王洪秀全和首义诸王也随便凌辱，以求树立自己的权威。定都天京后两年，天国高层领导人被杨秀清杖责（打板子）过的就有：洪秀全哥哥洪仁发，因杨秀清召集开会时迟到而被杖；北王韦昌辉，因下属出了问题而被杖；燕王秦日纲、兴国侯陈承瑢、卫国侯黄王昆，因牧马某甲案无辜被杖。甚至洪秀全也差点儿挨了杨秀清的板子。事情经过是：
1853年12月，天王府有4个女子在雨雪中挖塘，杨秀清以洪秀全虐待宫内女官为由，假托天父下凡，把洪秀全召进东王府，跪在自己面前，听取他用天父名义发布的旨意。他怒气冲冲责问道：
“尔有过错，尔知么？”
洪秀全跪在地上回答：
“小子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
杨秀清又大声□喝：
“尔知有错，即杖四十。”
在场的北王韦昌辉和众朝臣一齐伏地哭求天父开恩赦免天王，并愿代天王受杖责，杨秀清还是不罢休。直到洪秀全俯伏地上，口称“小子遵旨”，准备受杖时，杨才罢手，声称“尔已遵旨，我便不杖尔。”
可见，杨秀清此举不是出于对妇女的保护，而是借题发挥，蓄意要在众人面前让洪秀全出丑，迫使天王无条件地屈从于自己，以验证和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
事情过后，杨秀清又将天王甘愿受杖以及天王赞美他的话，详细记入《天父下凡诏书》中，颁行全国，大树其权威。
杖责天王这出颇滑稽而又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反映了洪、杨之间的矛盾，也是天国特殊政体中的矛盾。从世俗政治上看，洪秀全是天王，一国之君，称万岁，杨秀清是东王，为臣，九千岁，位于洪下，二人是君臣关系。但在拜上帝教教义中，杨秀清是皇上帝（天父）代言人，洪秀全是皇上帝次子，杨、洪是父子关系，杨的神位高于洪秀全，随时可用天父权威去教训洪，用神权去指挥政权。
可以说，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必然导致领导人争权夺利，而“一朝二主”的体制又使争权夺利愈演愈烈，发展成内讧是必然的，只是个时间和时机的问题。
果然，到了1856年上半年，天国在战场上形势一片大好，清政府对天京的军事压力解除了，杨秀清认为这都是自己英明指挥的功劳。并认为问鼎最高权力的时机已到，于是演出了“逼封万岁”的恶剧，导致了天京大屠杀的悲剧。
1856年六、七月间，杨秀清为了扫清他称万岁的障碍，先后将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借故调出天京。
8月中旬的一天，杨秀清借天父下凡，召洪秀全到东王府，以“天父”的口气说：
“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gèn，广东方言，意为如此）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
洪秀全答道：
“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
杨秀清更进一步问：
“东王世子（儿子）岂止是千岁？”
洪秀全干脆回答：
“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
洪秀全预感到自己的君权受到威胁，便使用缓兵之计，很痛快地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应允在杨秀清生日（阴历八月二十五日）那天正式举行封典。随后，洪秀全秘密下诏给当时在江西的韦昌辉、在湖北的石达开、在镇江的秦日纲速回天京保驾。
韦昌辉接到密诏后，立即带心腹精兵3000人自江西飞驰回京，于9月1日深夜抵达天京城下。当时，天京城由东王部队守卫，城门紧闭，城上昼夜巡逻。杨秀清曾规定，出征的将士如无东王的命令，不得擅自进入京城。可见杨秀清也有预防措施。但此次韦昌辉的3000将士由“洪秀全开门放进”，迅速控制城内要道，重重包围了东王府。韦昌辉只带数人，潜入东王卧室，杨秀清正酣睡，遂被杀死。接着血洗东王府，杀死杨秀清的妻小及王府的文武官员、卫士、役使，不分男女老幼，尸体遍地。韦昌辉用木箱装上东王的头呈送洪秀全，要求标为“老奸头”公开示众。因为韦昌辉打着清君侧、除奸党的旗号，又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法，使杨秀清的部众一时不知所措，大量被杀。
洪秀全、韦昌辉为杜绝后患，继续扩大屠杀范围。然而东王部队也没有全部束手待毙，也曾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于是，在事变的第二天，由洪秀全下诏，“谴责”韦昌辉、秦日纲滥杀无辜，9月4日，在天王府门前由女承宣官宣读洪秀全诏旨，并当众杖责韦、秦二人，通知天京军民和东王部属前往观看。韦昌辉事前周密安排，将放下武器前来观看的杨秀清部属5000多人全部杀害。此后，韦昌辉为肃清东王余部，仍搜杀不止，时间持续2个多月，总计杀死太平天国重要领导及骨干分子、一般将士2万多人。
9月中旬，翼王石达开赶回天京，不满韦昌辉疯狂屠杀，劝其息兵止杀。韦昌辉不仅不听规劝，反对石达开起了疑心。石达开预感到危险，急忙从小南门系绳索吊落在城外，速返安徽的大本营。韦昌辉未能抓到石达开，便将石达开在京城的妻子、子女及属员全部杀死。
韦昌辉又派秦日纲率1.5万人乘船追赶石达开，当秦得知天京城外的太平军都同情支持石达开，才转而对清军作战。
石达开回到安庆大本营，国难家仇齐上心头，从武昌调集4万大军，宣布讨伐韦昌辉、秦日纲，并要求洪秀全送上二人首级，否则班师回朝攻破天京。
太平军中的大多数心向石达开，韦昌辉日益孤立。洪秀全先是悬赏重购石达开首级，此时见人心不可违，遂下诏诛韦。韦昌辉不甘束手就擒，索性率兵围攻天王府。经过两天战斗，韦昌辉兵败被杀，秦日纲也被处斩。韦昌辉的头被盛在盐箱里送到安徽，让石达开验看。
石达开于11月底回到天京主持政务，历时两个多月的腥风血雨停止了。
洪秀全通过杀杨诛韦，重新牢牢掌握了太平天国最高权力。但是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高昂的——
中央政权出现了权力真空和混乱局面。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被杀，变乱后，翼王石达开又因被猜疑而负气出走，这样，当初金田起义诸王只剩下天王洪秀全一人。
太平军力量大大削弱。大批精兵强将死于自相残杀，诸王所属部队瓦解、离散，太平天国出现了“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景况。
天国军民陷入思想混乱。“天父”与“天兄”的争权夺利与相互残杀，引起信仰危机。拜上帝教的宗教宣传不灵验了，天国的精神支柱断裂了。“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袱回家转，还是做长工”，反映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太平天国事业失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