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所涉及的作者—译者—译文三方，具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因而他们的认知语境可能不尽相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根据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来选择能传递原文作者意图和能满足译文读者认知的合适的表达方式，其实质是认知语境的转换。成功的交际意味着说话人使其新信息与听话人认知语境中的原有信息相互作用，从而改变其认知语境。作为一种交际行为的翻译能否成功取决于译者有关原语语言文化的认知背景知识是否达到与原作者意向一致的读者的水平，同时作为以目的语读者为对象的作者，对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是否能准确假定、预测和判断，并做出正确处理，这是在不同的认知语境之下建立翻译连贯的关键。译者只有克服认知语境的不同，积极沟通和弥补两者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才能避免翻译中出现信息传递障碍，获得最佳翻译。为了成功影响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译者应考虑译语读者的现有的信息，对原文语境中提供的各种信息进行思辨、推理，找出隐含于明示之后的交际意图，选用恰当的话语形式，对译文读者理解明示信息和推导暗含意义进行引导和制约，使译文提供的信息与读者的认知语境中最具关联的已有信息相结合，产生预期的语境效果。
西方学者自上世纪80年代已开始重视翻译认知过程的研究。这一研究基于生成语言学，认为认知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根本，因而语言的创建、学习及运用，都必须能够透过人类的认知而加以解释。从认知语言学或认知语境的角度来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翻译角度、译文表现等是现代语言学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一个新的视角。翻译认知研究具有交叉学科的特性，需要广泛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有关成果来实现理论构建。
和翻译心理研究一样，翻译认知研究也可以聚焦于三个层面：
1）外部横向结构，体现学科交叉性和综合性；
2）内部纵向构架，即学科的基础理论及方法、总体研究目标和具体研究问题；
3）研究结果对学科建设的理论意义和对翻译教学及实践的指导意义，即问题设计的理论动因和实践动因。刘绍龙，夏忠燕：“中国翻译认知研究：问题、反思与展望”，载《外语研究》，2008年第四期，第59-64页。
认知语言学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为翻译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认知语言学基于体验哲学，对建构翻译者的思维模式、翻译过程产生直接影响。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翻译研究，从认知语境及翻译的心理运作机制上考虑翻译的实际操作过程，揭示了翻译认知过程的本质、原则和方法，对翻译实践提供了指导依据。
刘绍龙教授对我国翻译认知研究的现状有过论述，认为翻译认知研究在微观纵向领域的问题层面上还有待进一步的深人和突破。现阶段的翻译认知研究还缺乏深度，未能从更深层次来探索翻译心理过程的内部加工规律和认知机制，大多数研究只是停留在探讨影响翻译过程的译者因素，如译者的认知差异、翻译技巧策略、认知语境等。由于人脑的内部活动是极其复杂的，影响或作用于翻译认知过程的其他深层次的因素还有待揭示。除了影响翻译过程的译者因素，译者从源语感知至译语产出的认知加工过程更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其中众多的具体环节、表征特征及其心理机制都有待探索，可供思考和探讨的课题很多，例如：
（1）译者翻译过程中感知和理解的信息单位是什么？对信息单位的具体加工机制是怎样的？在不同的环节，信息单位是否有变化？
（2）译者的记忆系统贯穿于翻译过程的始终，它对翻译各个环节的作用有何具体体现？译者所经历的翻译活动的积累是否对其记忆系统有所促进？
（3）译者的词汇、语法等双语知识和非语言知识是如何存贮或表征于大脑的？其表征形式与双语转换特征存在何种对应关系？对双语转换过程和转换结果有何影响？
（4）目的语的产出是译者双语转换的最终环节，但言语生成机制与言语理解机制存在何种互动、协调关系？
总之，要促进对翻译认知领域的深入研究的，需要各个学科的广大研究者多角度、多方位地进行探讨，在翻译认知的微观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从而为翻译认知宏观研究提供丰富的“微观”数据，直至完成翻译认知研究之交叉、多元宏观和微观理论的共同构建。刘绍龙，夏忠燕：“中国翻译认知研究：问题、反思与展望”，载《外语研究》，2008年第四期，第60页。
1.3翻译中的文化认知语境及译学的“文化转向”
翻译是语际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交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土壤，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它记录着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反映着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但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总是生长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在语言活动中，处处有文化的烙印。当代英国的翻译学理论家苏姗·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她说：“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言语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美国语言学家Sapir在《论语言》中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决定我们生活风貌和信仰的总体”，“语言按其本质是文化的。”语言文化层可概括为：物质文化层、典章制度层、行为习俗层、心理活动层。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5页。语言的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社会文化的沟通和移植，翻译既涉及两种语言，更涉及对两种文化的认知。在交际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用语言去完成文化行为。而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化，以全球多元经济和多元社会形态发展为导向的多元文化形态之间的交流为翻译学提供更新的文化翻译观念和方法论。
传统上，翻译活动一直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因而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的对照为主要任务。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始终停留在表层的语言转换的问题上，虽然对翻译的风格、原则、标准、性质也进行了探讨，但大多是翻译实践的经验、体会、总结，很少真正上升到理论高度。但事实上，翻译活动不仅具有社会性、政治性与人文性，还反映了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的权力等差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解构主义的出现，语言逻辑主义被淡化或破除，以及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等原因，翻译研究开始深入到文本的社会性与文化性的发掘。这引领翻译研究者探讨如何处理和对待文化差异的问题，翻译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翻译的文化论。
把翻译研究最终引上文化转向道路的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 system theory）。这一理论实际上是盛行于西方的文化理论。其核心内容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各个系统相互交叉、互相依存，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活动图。在多元系统理论的指导下，翻译与译论、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从文化范式的角度探讨文化翻译研究的学者还、巴斯奈特（1980；1990；1999）、勒菲弗尔（1992）、图里（1995）、（1999）赫尔曼斯，尼兰贾娜（1992）、斯皮瓦克（l993）、西蒙（1996）、韦努蒂（1995）等。他们从多元文化理论、后殖民主、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等学科把文化纳入翻译研究的整合过程去探讨文化翻译。1990年，巴斯涅（Susan Bassnett）与列夫维尔（Andre Lefevere）两人合编出版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充分反映出当代西方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及其理论视野。
勒菲弗尔、巴斯涅提出要对翻译重新进行定义。以往翻译被认为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人们对翻译的看法是以源语为根本，认为翻译是“开向另一个世界的窗户”。翻译研究方法应该把翻译单位从人们所接受的语篇转移到“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这一转向在拉多在1957年出版的《跨文化语言学》为标记。实际上德国的弗米尔已意识到翻译中文化的地位，他指出：总之，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转换，译者应精通两种或多种文化，由于语言是文化内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译者也要把应地精通两种或多种语言。巴斯涅引述Mary SnellHonby的观点，论述了文化翻译观的具体含义：第一，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第二，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重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第三，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第四，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但说到底，这些原则和规范却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翻译就是为了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这是翻译的文化功能，亦是翻译最初以传递信息为理由的本质目的。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翻译中的“文化研究”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不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翻译研究深化的过程。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具有跨学科、跨文化性质的研究领域，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以研究后殖民写作和话语为主的种族研究；以研究女性批评，写作话语为主的性别研究；和以指向东方和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历史等多学科和多领域综合考察为主的区域研究；此外，还有考察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的大众传媒研究等。但它仍不能取代语言而成为翻译研究的本体。
当代翻译研究突破了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借鉴了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去考察、剖析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入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既注意到了翻译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注意到了它与译入语社会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跳出了对译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认知语境里的传递和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翻译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这种从译者和译入语文化认知的角度研究翻译的方法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视野，提供了新的理论阐释。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进行翻译研究，成了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前沿学科理论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