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加工模式与认知心理
认知科学认为人类的认知是一种信息加工过程。因此，从认知角度来进行翻译过程的研究，必然要侧重从人类处理信息的方法方面来解释译者进行双语转换时的认知心理过程。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活动，主要涉及记忆、思维、信息加工、问题解决、策略运用等认知成分。翻译活动的轴心是信息的加工和转换过程，认知语境在信息加工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信息加工（Information process）是运用科学方法，对现有的信息资料进行判别、筛选、分类、排序、分析、研究、整理、编制和存储等处理的一系列过程，使原始信息资料成为针对某一目的的有用信息并使其系统化和条理化的过程。信息加工是使信息成为有用资源的重要条件。信息加工论中的认知方式，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处理模式、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决策及问题解决等方法都会在翻译过程中出现。译者要采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模式对原文进行浏览或阅读，或通过对短时记忆中新接收的信息同长时记忆中储存的原有信息对比，寻找其相似性，然后进行决策，以解决问题，从而得出翻译结果。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加工模式同样构成了翻译心理。早在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先生就说过：“其实翻译上的问题仍不外乎译者的心理及所译的文字的两样关系，所以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的问题。”肖辉，张柏然：“翻译过程模式论断想”，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11期。前苏联译论家巴尔胡达罗夫也有过相同的感悟：“翻译是一种心理过程，即大脑皮层活动的某种形式。”肖辉，张柏然：“翻译过程模式论断想”，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11期。这些都肯定了翻译的过程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而是思维活动。因此，译者必须把握思维活动的规律。在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形成不同的翻译模式，如尤金·奈达（Eugene A·Nida）的语言学模式、彼得·纽马克等（Peter Newmark）的交际学模式、和罗杰·贝尔（Roger T· Bell）的心理学模式等。
奈达认为翻译过程由分析、转换、重构与检测4个阶段构成。分析阶段即对语法和语义的分析，译者主要分析的内容为单词与单词组合之间有意义的关系、单词与单词之间特殊组合的所指意义（如成语），及其语言形式下的内涵意义；转换阶段即为将一种语言转换成为另一语言的翻译核心过程阶段。在此阶段译者应注意作两种调整语义调整和结构调整。语义调整指译者在语言信息转换过程中首先应以保留原文内容为主，形式为次，译者应在力求完整转达原文语义信息的前提下保留其原文形式；结构调整指对语段、句子、单词、到整个语言结构的组织；在重构阶段要做的是选择可用的语言种类或文体、分析不同文体的基本成分和特点以及构建产生文体的技术；检测阶段即译者在完成译文的上述语言及内容层面的对应转换后对译文的准确性、可理解性、文体等动态层面对等程度的检测。此部分注重的是译文在目标语读者中的可接受性。双语转换过程始终是分析与重构的过程。
英国当代语言学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主张将文体学、话语分析、符号学、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纽马克的标新立异之处是不同于Nida的以接受者为取向的观点。他提出想要获得等效完全就是东方夜谭：“对于是否忠于原文，是强调源语还是重视译语的问题是悬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London：PrenticeHall，1988，pp.38～55.纽马克认为，采取何种翻译方法取决于三个因素：文本类型（type of text）、读者身份（nature of the readership）和翻译目的（purpose of the translation）。他运用语言学家K· Buhler的语言功能理论，并参照R· Jakobson的分类，将文本主要分为三类：（1）表达功能（expressive）：突出文本作者及文本本身。这种功能的文本主要是纯文学文本或者艺术性较高的文学作品，如自传、私人信件、小说、诗歌、戏剧等；（2）信息功能（informative）：旨在传递信息、知识、意见等，文本的重心在其内容和主题。这种类型文本可以涵盖任何知识领域，包括教材、技术报告、报刊、论文、备忘录和会议记录等。（3）祈使功能（vocative）：通过说服文本读者或者接受者采取某种行动，从行为上对文本做出反应。纽马克认为各类作品的功能的侧重点不同，应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因此他介绍了两种翻译方法：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语义翻译是指在议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而交际翻译是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应该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换言之，语义翻译强调的是原文信息的传递，而交际翻译注重的是功能的传达。纽马克指出表达型文本应侧重语义翻译，信息型和祈使型文本应侧重于以读者为中心的交际翻译］。语义翻译是指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上下文意义。纽马克提出要想解决其中的矛盾，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再继续强调等效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翻译效果，转而把“语义”翻译或者“交际”翻译作为指导翻译实践的规则。语义翻译着重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保持原作的语言特色和表达方式就成为首要的任务。而交际翻译则是注重信息的传递，而交际翻译是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应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这种翻译方式可以摆脱原文语言形式的束缚，更好地发挥译入语的表达功能。两种翻译方式的关系相互依存，以认知翻译理论基础，译文都必须服从译语的语言规范。交际翻译给翻译研究者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发展了“语境”在交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了源语文本和源语文化的重要之处。有别于Nida一直以来追求对等的原则，纽马克指出在翻译的过程中完全的等同是不可能的。他的“语义走失论”谢天振：《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认为，每一次翻译都不可避免地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民族文化、特有的情景等原因而使基本意义走失。
罗杰·贝尔将翻译过程分为分析阶段和综合阶段。分析阶段是将一个特殊语言的文本（原语文本）转换为一个非特殊语言的语义表达。他认为不论是在对源文本语言信息的分析过程中，还是对输出信信息合成过程中，翻译过程都是在从句的语言层次上进行的。同时，罗杰·贝尔认为翻译过程模式应属于翻译信息加工的心理领域。综合阶段即是将前一种语义表达综合成第二特殊语言的文本（即译语文本）。对于语言的分解和重新建构形成是从语用，语义和句法这样截然相反的方向进行的。在此阶段要处理的问题首先是原语言要达到的效果，依次为原语言的主题结构，然后是原语言的形式。因此，在罗杰·贝尔的翻译信息加工中，包括视觉词汇识别系统（visual word recognition system）和写作系统（writing system）、句法处理器（syntactic processor）、常用的词汇存储（FLS=frequent lexical store）及词汇搜索机制（LSM=a lexical search mechanism），常用结构存储（FSS=a frequent structure store），及语法上分析句子的机制、语义处理器（semantic processor）和概念组织器（idea organizer）。罗杰·贝尔翻译信息处理模式的目标之一是翻译过程置于语言的系统模式里，并概括出构成译者实际翻译能力的种种知识和技能，在这种概括的基础上构建翻译过程。
可以看出，尤金·奈达翻译模式主要基于语言框架，目标是使翻译尽可能地在目的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所允许的范围内，提供一种忠实于原文的精确的译文，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作上下文的意义。这一翻译模式重视的是原文的形式和原作者的原意，而不是目的语语境及其表达方式，更不是要把译文变为目的语文化情境中之物。交际理论派进一步考虑了文字以外的信息，认为社会文化因素可能影响信息的传递，所以，翻译者除了关注文字信息以外，还关注文字所在的社会环境。而罗杰·贝尔则对译者进行双语转换时的心理机制及思维规律作了说明。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通过对比原作信息与自己的匹配信息信息加以比较处理，对之变换、纠正、补充、丰富，直到新旧信息相融，译者运用信息加工的串行方式用译语将这种相融合并提炼的产物加以外化，变为译文。
由此可见，翻译理论研究的历经从翻译的技巧和形式到翻译的结果、功能、体系和作者的思维过程，又发展到了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及翻译接收的因素、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通过比较研究上述几种代表性模式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可从不同的视角反映认知与重构之间的联系，体现翻译过程中认知语境与建构主义范式的转换脉络，使我们能够在双语转换信息加工过程中两者之间的互补与融合有一个明晰的了解。
2.2建构主义翻译观的历史溯源
中西方翻译研究迄今为止已历经200多年的历史，到19世纪末为止，翻译领域对翻译理论的基本问题已有了探讨，如翻译的标准，翻译的分类，直译和意译，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等等。与国际翻译学术界在近30年内的发展相比，自20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的译学研究受西方译学研究中语言学派的影响较深。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研究语言学派注入了生机，在此基础上，翻译理论流派呈多方位发展，为翻译研究的的确立。但同时译学研究范式在此阶段发生变革，尤其是在西方翻译界，西方译学研究视域的广度和深度迅速扩展，新的观点和流派层出不穷，译学研究派别林立，异彩纷呈，百家争鸣，如翻译等值论、交际论、多元系统论、功能论、目的论、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生态论翻译理论等等。
根据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对西方的翻译理论的归纳，其流派分属语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交际理论和社会符号学理论，这一分类也表现了翻译研究范式的演进。语文学理论所关注的内容是语义结构、内容选择和组织方式，重点为文本内部的修辞手法，而语言形式之外的整个语境和情景则被忽略。语言学理论进而强调了文本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以对等转换规则为准绳。但上述两种理论所倚重的都是语言结构。交际学派强调的是语言交际功能的倾向，分析动态使用中的语言，注重研究文本内容、形式、接受者以及交际环境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翻译中社会符号学理论所关注的是语言功能及这些功能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即符号、所指和解释者三者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将我国的翻译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的语文学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以来的解构主义多元化研究阶段。吕俊：“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翻译》，2001年第11期。如上所述，语文学理论的重点是再现原文意义的表达形式以及翻译技巧的经验性总结，翻译研究的焦点一直放在制定忠实于原文文本意义的标准上，其视野较为狭隘的，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语文学理论在后期的研究中又关照了言内、言外两个层次的意义观或“神似”，但把翻译活动和文艺创作活动都看成是一种灵感与悟性的表现，不注重规律性的研究与探讨。表现了一定的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在理论和哲学方面缺乏基础。吕俊：“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翻译》，2001年第11期。但由于语文学理论对译者的作用和意图意义的传达这一层面的关注，对后一时期其他翻译研究范式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卢玉卿：“语文学范式翻译研究的意义观—翻译理论的历时研究”，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年第3期。